先講幾個我所知道的與"六四"多多少少有些關聯的小故事：
十三年前的六月四日早晨，北京。"平暴"的硝煙尚未散盡，在北師大附近，一車軍人緩緩駛過，恐懼之感尚未壓倒憤怒之情的市民擁上，怒罵"屠夫"、"劊子手"，但一名學生從駕駛室中探出頭來，向市民高喊："不要罵了，他們拒絕執行開槍命令，並向學生繳出了槍枝！"市民改而衝上前去，與士兵熱烈握手，我親眼看到一些唇間剛長出絨毛般鬍鬚的士兵眼中噙滿了淚水．．．．．．
事後，我曾把這一幕描述給同事聽，無人相信，當我出示當時拍的照片後，同事們唏噓讚嘆，但又都為這些士兵後來的命運捏一把汗．．．．．．
"六四"事件後第二天，遇到一位當時在中共高層機關工作的朋友，他是東北人，性格開朗、粗獷，個子將近一米九，研究生畢業，在那個十分要害的機關工作了三、四年，"六四"屠城那個晚上，他曾親眼目睹學生、市民被殺，與我談起當時的情景，這個大個子竟像個小孩子，泣不成聲．．．．．．
我至今難以忘懷這個東北大漢當時臉上的表情，也一直在琢磨他後來的仕途發展究竟如何．．．．．．
我有一個曾共事兩年的女同事，其丈夫是八十年代在中國頗為有名的學者方覺，他曾參加過民主牆時代的民間刊物、學生競選等活動，但後來與運動中比較激進的一派分道揚鑣，甚至有人說他已被當局"招安"。我曾經採訪過他，談起與他有分歧的一派，他一臉不屑。"六四"槍聲一響，據說他一度頗為消沉。但後來又聽說他棄學從政了，還當了級別很高的官。世紀之交，這位從政頗為成功的前學者突然公開接受境內境外傳媒的採訪，冒險痛陳政治改革的必要性，為此不僅丟了官，還丟了自由．．．．．．
最後一個故事涉及"六四"前曾經在中國理論界引起大爭論的"新權威主義"學說的主要鼓吹者吳稼祥。當時他的主要觀點是：中國要實現從指令經濟到市場經濟、從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的轉型，需要一個具有現代化導向、披荊斬棘的"新權威"人物，而非過早和不成熟的民主制度。"八九學潮"發生前，我去過他家，在講明採訪來意之後，他遞給我一張名片，原來他是中共一個非常核心的機構的不小的官員。當時，我感到我似乎搞懂了他為什麼提出這個學說。
但不久，學潮開始，聽說他曾介入，戒嚴令宣布後，他還提出了支持學運的辭職信，"六四"槍響後，他被抓進了秦城監獄。出獄後，他曾經"下"過一段時間的"海"，但據說經商並不是太成功；再後來，他出國修學，論述頗多，其中一些文章詳細描述了他從"新權威主義者"轉變成一個主張民主的"聯邦主義者"的心路歷程．．．．．．
"六四"是整個中華民族的悲劇。十三年過去了，雖然"六四"話題在多數中國人的口頭上已不再是一個熱門的話題，但在他們的心頭上，卻是一個永遠隱隱作痛的傷口。"六四"又是一個分水嶺，許多人的成熟、轉變、頹廢、振作可能都與它有關，即使在中國的黨政軍機構中，"六四"也在許多良心未泯的官員和軍人心中播下了民主的種子。
民主是一種"糾錯機制"
然而，經歷過"六四"事件之後十三年來的種種人事滄桑，有些人因目睹"六四"話題的冷熱興衰進而懷疑那場八九學潮所追求的民主目標，還有人則從質疑海外民運人物的道德操守進而否定民主運動本身，這使得民主專制誰優誰劣這個似乎已不再需要論證的問題，在今天又變成了一個並非庸人自擾的問題。
記得英國前首相邱吉爾有一句名言：民主制度是除了專制制度之外最不好的制度。
這聽起來像是一句繞口令。其實，邱吉爾的這句話在中文中有幾種譯法，但我卻偏愛這個像繞口令的譯句。
其實，說白了，邱吉爾的意思就是：民主制度比專制制度好。
但這種概括似乎又沒有充分地表達出邱吉爾想表達的意思。其實，邱吉爾想強調的不是"好"，而是"不好"：民主制度和專制制度都"不好"，但在找到"完美無缺的"制度之前（能否找到亦頗成疑問），人類也只能"兩害相權擇其輕"。
邱吉爾本人生活在民主社會之中，出入於議會內閣之間，深知這個制度的缺陷，故有此言；但他又同時目睹紅色蘇聯之崛起，身歷兩大陣營之對抗，熟諳民主專制的利弊，故有此比。
的確，民主制度也存在著許多缺陷，也經常出錯，但民主制度中的定期選舉、三權分立等機制實際上就是一種"糾錯機制"，它與專制制度的權力不受制約、小錯往往演化成大災等固有症狀相比，優劣高下，不言自明。
兩種民主，兩種自由
但事情似乎又不是那麼簡潔明快、黑白分明。
"六四"事件後的這些年，雖然中共當局對學生鬧事、異見人士組黨全力防堵和鎮壓，但他們最擔心的還是逐漸洶湧的工潮、農潮以及法輪功習練者的抗議之潮，因為這些請願、示威、靜坐、圍攻等活動並非打著什麼"爭自由"、"要民主"的旗號，而是與具體的"吃飯"問題有關，不好一概冠之以"資產階級自由化"、"海外勢力操縱"等名義加以鎮壓。
但奇怪的是，面對這些下層人士的抗議活動，某些自由派知識份子的反應卻頗為冷淡，態度也很是矛盾。
與此無關但也相關的是，知識圈也出現了所謂的"新左派"對"新自由派"大論戰。
縱觀"六四"之後十三年來海內外華人知識界的幾場大爭論，這場"新左派"和"新自由派"的論戰最為讓人眼花繚亂，雲山霧罩：兩派都自稱只有自己才領悟民主"真傳"，都攻擊對方不瞭解民主 "真諦"； 某些"新自由派"人士盡力把"新左派"與中國政壇上過氣的"老左派"或"保守派"扯上關係；而 "新左派"則認為不應讓"新自由派"壟斷"自由"這個字眼兒，聲稱自己才是西方左右分野中的"自由派"（左派），而對方其實才是學理意義上的"保守派"（右派）。
然而，如果撥開這些讓人耳昏眼花的"名詞大戰"的硝煙，這些學者談論的問題倒的確是"關係到國計民生"的真實問題，也與學運退潮、工運農運漲潮的時局相呼應，而非文人的一時意氣之爭。
例如，他們爭論的主要問題之一是："六四"以後中國社會愈拉愈大的貧富差距原因何在？如何解決？
這場爭論甚至引起了西方傳媒的注意。美國著名報章《紐約時報》在今年5月4日發表署名文章分析說，這些中國學者是在以專業術語為保護面紗爭論涉及中國政治現狀的問題，並指出，"新自由派"強調經濟效率和國家少干預，而"新左派"則強調經濟平等和社會保障網。
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河東"、"河西"的大易位也在某種程度上體現在"六四"前後"左派"、"右派"的變化上。
"六四"前，一般來說，人們通常把"老左派"與"專政派"劃等號，把"老右派"與"民主派"相提並論；但"六四"後，根據《紐約時報》的說法，這種聯繫發生了某種錯位：某些"新右派"學者已經成為包括朱鎔基總理在內的中共高官的顧問，甚至贊成政府的專制議程，反而倒是"新左派"重新撿起了"六四"鎮壓後被許多知識份子放棄的民主話題。
當然，這場爭論中兩派陣容的光譜要比《紐約時報》的這種概括複雜得多。與"六四"前的左右之爭相比，這次的爭論意識形態色彩更淡、學術性更強、探討問題更深，也許對中國向民主的轉型更有啟示意義。
例如，與"六四"前中國知識界只是籠統、抽象地地談論"民主"、"自由"這些字眼兒不同，用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許紀霖的話說，這場爭論已經開始區分、辯論兩種自由（"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和兩種民主（"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這本身就是一大進步。
民主當然不是包治百病的"萬靈藥"，但至少對付他們談論的"病症"之一：貧富差距過大問題，比較見效的藥方仍然還是民主制度中的稅收調節法。這也就是為什麼那些左翼黨派能在政治上發揮有效影響的西方民主國家的貧富差距，往往要比那些右翼專制國家的貧富差距小。
看來，只有當民主目標不再是知識精英的孤獨追求，而成為大多數中國人、包括有良心的中國軍人和中共高層官員的共識時，只有當民主運動不再是海外某些明星人物賴以"吃飯"的手段，而成為中國國內大多數人為改善"吃飯問題"而參與的運動時，中國的民主才會有希望。
民主：中國大河的歸宿
再回到這個雜談系列首篇開場白引用的中國老話：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這句俗話說的大概是：張三（或李四、或王二麻子）三十年前住在河東，三十年後，由於河水改道，他竟然住在河西了。
這句看似不經意的大白話，卻蘊含著飽經滄桑、欲說還休、索性以淺道深、以淡話濃的意味。
然而，不管河水如何改道，改道的速度如何加快，河水最終還是要流向大海。與此同理，不管中國的政治發展如何曲折，不管在這個曲折過程中的張三、李四、王二麻子的歷史定位如何，民主都是中國這條大河的最終歸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