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納粹集中營倖存者埃利.威塞爾(Elie Wiesel)說：「因為有些德國人不願意他們的罪惡被記憶，因此我說無論是誰忘記了那些罪惡，誰就是那些凶手們的幫凶；無論是誰想要忘記，鼓勵別人去忘記，也都是那些凶手們的幫凶。」
現在似乎有不少人認為，中共的改革開放還有很大的發展潛力，目前的經濟發展和改革會為政治和平開放轉型創造更好的條件，今天的發展是導向未來民主自由的過程的必要環節或有益環節。我不敢相信這種觀點。我總擔心，中國這種只經濟改革不政治改革的改革已經走進死胡同，就像在高速公路上開車，走錯了路，可是沒法改，非一條道走到頭，出了大麻煩，付出大代價，才有轉入正軌的機會。
例如，現在有不少人說中國還不能實行自由民主，因為中國現實問題太多太複雜，像腐敗、貧富懸殊、人民素質太低，等等，一實行自由民主就要亂。可是，這些問題不正是長期以來拒絕自由民主堅持專制堅持高壓造成的嗎？放在二十年前，一般人沒這麼憂心忡忡，「六四」前一般人也不這麼憂心忡忡，「八九」學生上街，當局說是動亂，絕大多數人不是都堅決否定嗎？這中間固然和當時人們對自由民主的理解或想像比較簡單化和過於理想化有關，但更重要的是，當時的社會矛盾不那麼尖銳不那麼複雜，當時的人們也更理性，更有同情心和正義感，更質樸。在當時，實行民主轉型的難度相對小得多。今天，由於中共又拒絕和鎮壓了二十三年，整個社會墮落腐敗，人們也世故自私，轉型難度大大增加了。
記得在一九七九年民主牆時期，《中國青年》雜誌邀請部分民刊人士座談，我在會上講了一段伯慮憂眠的典故。古典小說《鏡花緣》裡寫到一個奇特的國家，叫伯慮國。那裡的人個個都害怕睡覺，以為睡覺就會死亡，所以他們用盡種種辦法不讓人睡覺，有人實在打熬不住，一覺倒下，旁人非要把他折騰醒不可，這樣，總有一天，別人一倒下，再也喊不醒，果然長眠不起了，於是他們就更害怕睡覺，更要防止人們睡覺，於是就有更多的人這樣死掉。本來明明是困死的，他們卻偏偏認定是睡死的。
伯慮憂眠的故事很能說明政治開放和社會穩定的關係。專制政權會導致自我實現。它以穩定的名義實行高壓，使得社會矛盾越積累越多，越帶惡性，越是有崩潰解體的危險，於是它好像就越是有理由繼續高壓，導致惡性循環。起先它說沒有它的專制高壓社會就要崩潰，是假的，嚇唬人的，到後來就越來越像是成真的了。我早先講過：暴政醞釀動亂，相比於動亂，暴政似乎是個較小的惡，於是，暴政自己就給自己創造出最方便的存在理由。我強調，動亂從來不是因為人們想動亂，動亂是因為人們想安定。過分地追求安定，由於它縱容了權力的驕橫，壓制了獨立的精神，默許了世間的不公正，摧毀了人們對秩序的信心，從而使得動亂成為不可避免的事情。
反過來想想，如果這樣一個建立在對無辜平民的血腥屠殺和對人民財產的巧取豪奪之上的政權竟然成功地壓下了一切反抗，它會變得多麼驕橫跋扈，多麼得意洋洋，你怎麼能指望著它有一天會心血來潮，大發慈悲，主動開展政治改革，實行自由民主呢？如果我們既不願意一個踐踏人性、敵視民主的政權長期存在，又不願意爆發整體性的社會動亂，我們就必須行動起來，為自由民主而頑強抗爭，從我開始，從現在開始，從身邊的每一件事情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