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中國經濟出現災難性下滑的可能性

中中國經濟內部的空虛程度，遠遠超出一般善良人士所能夠想像的程度，出現災難性下滑是非常有可能的。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聲稱中國經濟面臨崩潰的危險，這一危言聳聽問題的提出，是值得我們謹慎對待和認真研究的。由於中國絕大多數人口都生活在溫飽水平線上，經濟急劇下滑將會危及他們的基本生存條件，進而影響到國家的穩定和安全，這件事值得每一個中國人去關注。從居安思危出發，國家應該設立危機預警和管理程序，必要時國民經濟應該斷然轉入反危機軌道運行，以遏止經濟形勢惡化趨勢的自我加強，把經濟不利因素的負面影響降低到最小。由於美國已經宣布中國為"頭號競爭對手"，考慮到中國的幅員和人口規模，不僅不能有任何對外依賴思想，相反還要預防西方反華敵對勢力的落井下石。

以企業經營的內外部環境為例，看一看最近20年我們破壞了什麼，又建設了什麼，是有助於自己得出判斷的。在最近20年中，我們破壞的是國家和財政對企業的支持體系，但是並沒有建立新的可以起替代作用的體系；我們破壞了廣大民眾對企業和國家的認同，但是並沒有給少數的先富人群建立穩定的預期；我們的主流輿論破壞了艱苦樸素的建國傳統，調動並大大膨脹了消費主義和精英主義的胃口，但是我們發現可用於經濟發展的資源不是越來越多，而是越來越少。

一、建設財政變成吃飯財政

從鄧小平當家的第一年（1979年）起，中國就開始出現巨額財政赤字（170億元），中國的赤字與西方國家不同，決不是僅僅意味著一個財政問題。因為在毛澤東時代的企業，一直依賴財政撥款進行投資、設備更新改造並提供流動資金，財政的緊張最先受損害的是企業所必須的資金支持。在毛澤東時代，財政支出之中，50%以上是基本建設投資和企業更新改造支出。但是遇到財政赤字之後，第一個所拋棄的"負擔"當然不會是政府的各種開支，而是對企業的支持。到1983年進行中央銀行制度改革，並實現"撥改貸"，北京有經濟學界人士把這個過程通俗地形容為"吃完財政吃銀行"，企業在已經無法從財政獲得必須支持的情況，只有轉而去找銀行想辦法。

由於財政已經沒有能力繼續擔負整合資源，支持企業的能力，因此改革特別注重發揮和調動各個方面的積極性。由於財政由"建設財政"轉化為"吃飯財"，在"六五"期間沒有一個能源和原材料項目投產，"七五"開始出現全面的比例失調和緊張。以電力供應為例，七五開始在許多地方，企業已經強制進行每星期"開三停四"或者"開四停三"。為了調動各個方面的積極性，國家出臺優惠政策，只要是辦電廠，國家將保證按照商定價格給予收購。由於當時洋人還不太願意大規模到中國投資，因此國內黨政軍公檢法一起出動，響應國家號召來投資建設電廠，當然各級電力管理部門及其職工，更是近水樓臺踴躍爭先。由於剛剛從毛澤東時代過來，他們也都是窮光蛋，於是大家不約而同地想到了銀行，於是在各級政府的積極行動下，發電行業由長期的瓶頸狀態迅速轉入極度過剩狀態，今天中國火力發電行業的機組年利用小時數不足4200小時（一年為8760小時），具有70%以上的提高潛力。與此同時，一個規模巨大牽涉到各級政府和電力管理機構的龐大利益集團形成，並盤踞在國民經濟之上，雖然1990年代發生通貨緊縮，但是武漢市居民用電價格仍然上升80%以上。1996年國家成立電網建設公司，也準備逐步實施"廠網分開、競價上網"的改革措施，幾年改革的結果是今天已經成立國家電力公司電網分公司，因為競爭上網的改革，無法保證既得利益集團的壟斷利潤實現。

這個企業吃銀行的過程沒有能夠持續多久，首先是因為銀行的"商業化改革"使得多方面的資金需求與日俱增，而企業並不能在獲取貸款上佔據優勢，特別是在政治權力的影響和政府經商、房地產熱潮的"競爭"之下。

另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980年代的"洋躍進"過程（改革怎麼能夠沒有呢？），這個過程中，手錶、自行車、縫紉機等產品成為投資熱點（因為在毛澤東時代這些都是緊俏貨，價高利厚），其生產能力急劇膨脹，幾乎每一個中等以上的城市都建立了生產工廠，今天這三種產品的生產能力閑置已經達到90%以上，這些投資都是從銀行獲得的貸款，並且銀行已經永遠無法指望收回了。

這個投資過程的失敗，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國家宏觀失控，行業總體規模和生產能力大大超過必要的限度；二是市場無節制開放，國外產品的更新換代（如機械表被電子錶和石英表所替代）快，有的工廠還沒有形成實際的生產能力，產品的市場壽命就已經過去。此外，成百條電視機、汽車和摩托車生產線的引進，也讓人吃驚。今天，世界電視機生產能力為7000萬臺，其中4000萬臺生產能力在中國，整個中國的市場容量不足2000萬臺，生產能力閑置50%以上。特別需要指出，這一個"吃完財政吃銀行"的過程，就是中國改革最輝煌的年代，也是今天幾個行業破產，大量生產能力閑置，投資無法收回，進而導致今天銀行壞帳比例接近40-50%的根本原因。

二、不公平競爭的政策條件對國企的殺傷力

進入1990年代，以銀行資金支持企業擴張的道路已經走到了盡頭，新的經濟增長點定位在"招商引資"上，內部潛力沒有了，所以開始進行調動外部積極因素的工作，這個過程被人稱為"合資合營賣土地"。所以對外開放必須上升到新的高度，小平同志的南巡講話就是這一思想的系統和權威的表述，大量的國計民生重點行業對外資進行開放，土地批租和出讓成為新的潮流，每個地區都大量跑馬圈地，建設各種名目的開發區，無一例外地這些建設資金繼續來自銀行。這個過程固然會給銀行帶來新的壞，但是這個時期的更重要影響是優惠政策（特別是減稅政策）的全面推廣，因為招商引資需要這樣的吸引力。作為招商引資政策的必然性後果，原來還具有生存能力的一些國有企業開始大規模地遭遇不公平競爭，國企的競爭環境進一步惡化，"洋重複"在優惠政策的幫助下擠跨了"土重複"，更多的企業進入難以為繼的困境，銀行的壞帳進一步增加。

作為中國主流的精英主義經濟學家，開始鼓吹國企沒有市場競爭能力和生存能力，是中國銀行壞帳的生產基地，是不可能具有市場盈利能力和生存能力的，應該堅決地予以發賣，而且在虧損企業無法出手的情況下，要先賣盈利企業，這就是所謂的"靚女先嫁"。按照政府高官的說法，這一次是改革進入了"最後的攻堅階段"，要堅決地"砸破三鐵賣國企"，對工人要買斷工齡，對企業資產要全面出售，實現"產權明晰"。

三、沒有給富人建立穩定的預期

目前對國企的出售非常徹底和堅決，雖然中國目前富翁不多，購買企業的實際能力有限，但是這一過程仍然非常順利。因為職工工齡作價和企業負債抵消，再加上一點點價值低估，大致上許多國企就能夠順利地出賣了。如一個企業的資產淨值為1000萬元，職工工齡合計3000人-年，淨負債500萬元，如果按照每人年1500元買斷工齡，合計工齡核減購買價格（因為工齡通常並不即時支付給工，而是由企業繼續承擔工人的養老保險等）450萬元，再減去負債500萬元，因此只要支付50萬元就可以購買這一企業的全部產權。這樣一個企業到手之後，按照中國主流經濟學家的說法，已經是產權明晰，具備完全的市場競爭者資格了，新的企業主應該全心全意來打理這個企業了，企業不久就可以蒸蒸日上了。但是新的企業主面臨一個巨大的難題，如果要經營好這個企業，必須具有相應的技術、資金和市場拓展能力，只要是原來的產品還不過時，技術方面問題不大，市場拓展方面也大致上可以實施比以前更加徹底的向銷售人員傾斜的分配政策，問題還是在於資金方面，原來的國有企業經常面臨的流動資金週轉困難，現在仍然存在，除非新的企業主實力雄厚，但是基於中國的現實，這樣的人即使有，也是少數。看來新企業主的難題並不比原來少，程度也不會更輕，因為從目前銀行的信貸制度上看，對私營企業貸款許多條件遠遠比對國企苛刻。因此大致上可以認定，新的企業主要經營好到手的企業，面臨的困難仍然非常多。但是如果不是死腦筋，回過頭來想一想，就會是大路朝天了。因為手裡已經掌握了上千萬的資產，無論是變賣還是抵押，都可以迅速進行變現，對於企業的負債和對工人的工齡保障，假如企業破產，都可以合法地予以解除。最後實際上是新企業主面臨一個巨大的誘惑：把企業變現然後破產，可以實現巨大的效益，同時卻能夠避免經營方面的困難。有人說：產權的有效性在於建立穩定的預期，可是國企在出售之後，新的企業主不僅沒有穩定的預期，卻相反面臨巨大的誘惑。這個情形用通俗的語言表述就是：新企業主面臨巨大的玩不轉企業的現實困，但是在損害企業債權人（銀行和職工）利益的前提下，卻可以依照合法的程序下套現大量的利益。

根據中國主流經濟學家的說法，只要是企業產權明晰，企業主就一定會認真關心企業的盈利能力和管理監督措施的落實，企業就一定會好起來。這一說法看起來與共產黨的核心理念直接對立，與"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夠救中國"的說法針鋒相對，宣揚只有資本家才能救中國，也好像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最新版本，但是這些理念都受到政府高官和權力部門的全力支持。

蘇聯的解體導致舊經濟體系的終結，加上俄羅斯採用休克療法，曾經使得俄羅斯的大部分企業喪失生存能力，長期無法正常運轉，進而導致俄羅斯經濟出現崩潰式下滑的教訓，是值得國人深思的。今天大量的國企出賣，同樣面臨著一個同樣的問題：大多數企業在轉手之後無法正常運轉。在這樣的深刻教訓面前絕對不能掉以輕心，考慮到中國絕大多數人口在溫飽線上生存的事實，如果中國社會出現俄羅斯那樣的經濟狀況，其後果就要嚴重許多，很有可能根本就不是我們所承受得起、並且是敢於設想的慘重代價。

四、企業經營需要社會力量支持

作為一個常識，企業經營一定要具有三個方面的能力：技術（含軟的方面－-合格人員、硬的方面－-技術裝備）、資金和市。但是中國主流經濟學家不厭其煩地告誡國人，只要是企業主有一個真誠關心自己利益的態度，企業就一定會自動具備各種經營要素，而且還宣稱這就是所謂的"與國際接?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關鍵，聽起來好像西方沒有從來發生過"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一樣，今天在西方還是資本家們自己在當家作主。

以前我們學習馬列主義經濟學，總是說西方國家已經完成了工業壟斷資本和銀行壟斷資本的融合過程，產生了金融寡頭。今天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們的觀點，按照西方發展經濟學的詞彙，叫做已經完成了"金融深化"的過程；反過來中國因為落後，或者是因為毛澤東時代人們的無知和耽擱，這個過程並沒有完成，換句話說就是，中國的金融市場和資本市場還很不成熟不完善，還需要一個長期的努力和建設過程，所以企業經營者要到哪裡去尋找資金來支撐企業的發展和壯大呢？好在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們都還用不著擔心這個問題，因為他們基本上都是由財政給他們發工資，是純粹的消費者。

出於對現代企業制度的強烈嚮往，和"與國際接軌"的真誠，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們比西方人士更加信奉西方的新自由主義，他們堅持不懈地宣稱：政府必須放棄干預、銀行也要謹慎，市場競爭都無一例外是"孤膽英雄"的奮鬥結果。中國企業經營狀況不佳唯一重要的原因是產權不明晰，只要是解決了這個問題，中國所有企業都將會欣欣向榮。甚至是金融市場和資本市場方面的缺陷，都會在一夜之間解決，企業會自動地從市場上，獲得企業發展所需要的一切必須的支持。

因為發展中國家沒有強大的市場體系，足以支持本國企業整合必須資源，順利進行生產和市場活動，所以幾乎所有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進程，第一步都是從國家充當經濟發展的資源整合力量而開始的。正如薩米爾-阿明所指出的"外圍國家追求發展的每一步，都指向社會主義"。但是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已經成功地說服人們相信，公有制和社會主義是中國貧窮和落後的唯一原因，如果不改革這些，中國不僅已經陷入"崩潰的邊緣"，而且將永遠沒有實現富裕發達的可能性。至於在中國企業失去了財政扶持之後，又沒有相應的市場體系可以依賴的情況下，如何進行生產和競爭的問題，反正不是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們的問題，他們畢竟不受企業雇佣，他們的身份是政府官員、政府研究機構的研究人員或者是大學的教授。

實際上無論是中國的國企還是私企，都共同面臨著缺乏社會支持的問題。這個問題在軟硬兩個方面都存在，在軟的方面主要表現為：主流輿論對國外產品和技術的追捧，對國貨進行直接和間接的輿論打擊；在硬的方面主要是企業沒有相應的金融市場可以依托，沒有渠道或者沒有低成本的渠道獲取發展所需要的資金。實際上適當的消費理念應該是與自己的購買力相適應的，但是主流媒體告訴人們消費是越先進越好，並對國內的消費者和生產者形成強大的壓力和影響。在主流輿論的宣傳下，進口產品幾乎成為"先進""品味""個人成功"的代名詞，以"價廉貨實，耐用持久"為特點的國貨，本來應該成為國人低收入情況下的首，但是最後變成國人"心不甘情不願"無奈選擇，國貨成為"窮""沒有品味""落後"的象徵，只要是有條件甚至是創造條件都要買洋貨。筆者在推銷生涯中往往遇到這樣的說法"如果買進口設備，出了問題我個人沒有任何責任，因為已經買了最好的產品；但是如果買國產產品，出了問題領導和同事就要懷疑這個人是不是收受回扣了？"應該說這種心態是非常普遍和常見的，國貨被宣傳成為只有配合回扣才能賣出去的垃圾產品，就是中國主流媒體的功勞。與此相聯繫的一個並不奇怪的現象是：中央電視臺在報導國家領導人接見海外大公司要員時，提供的公司背景資料惟恐不詳細，好像怕別人取笑他們無知似的；對於江總書記朱總理在各地參觀的"某工廠"，是從來不屑於提名的，惟恐給中國企業做了免費宣傳。從精英階層的嗜好和趣味出發，宣傳消費主義而不是提倡適度消費理念，中國主流媒體為中國國貨在國內享受"邊緣化"的地位，實在是立下了汗馬功勞。

由於極端缺乏資金的支持，一些經營得非常好的公司，也無法實現順利發。"樂百氏"和"娃哈哈"最後出賣股權給洋人，就是中國的金融體系內在缺陷所致。如果一個企業年銷售額達到50億元，若資金年週轉次數為3，則這個企業需要17億元的流動資金，否則就會遭遇到週轉困難。娃哈哈在出賣時年銷售額已經超過了50億元，但是沒有機構肯於給娃哈哈提供相應的流動資金支。樂百氏和娃哈哈的出賣，就是表明瞭中國有大量的企業在迅速發展中需要大量資金，但是我們的銀行體系卻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同時從"無錫鄧斌"和"北京瀋太福"案件中，也可以看到我國金融體系的巨大缺陷：已經有大量的閑置資金沒有合理投資渠道，但是金融體系卻不能提供相應的引導服務。

今天中國企業在市場競爭力的硬差距方面，背後金融體系的欠缺無疑是頭號問題。許多合資企業和國企相比，在管理制度執行和工人素質兩個方面根本沒有優勢，有優勢的是國外的雄厚資金背景和分配上的傾斜政策。根據筆者的經驗，在合資企業的實際執行中，最終實行分配傾斜政策最積極的也只針對銷售部門、高層管理人員和少數技術骨幹。

五、在中國掌握改革理論和輿論的是一個純粹的消費者群體

如果中國經濟真的因此陷入崩潰，那麼他們也已經是勞苦功高，因為正是他們在中國經濟處於"崩潰的邊緣"上，力挽狂瀾，為全中國人民延緩或者是推遲了這一可怕的進程。對於中國主流經濟學家而言，以國家力量推動企業發展和經濟發展是絕對不能容許的，市場支撐體系雖然還沒有建立，但是在原則面前決不能盲目讓步，不得已而求其次，這就是中國主流經濟學家的邏。

最近20年的改革過程，除了既得利益集團勢力急劇膨脹，權錢結合日益緊密在有序進行之外，其他一切都在消解和混亂之中，一切足以整合資源的力量，都逐步消失。今天銀行已經是自身難保，而且20年來宏觀戰略失誤和失控導致大量壞帳的惡果，被主流經濟學家解讀為銀行內部管理不嚴，宏觀失誤被宣布為微觀問題，國家已經據以對銀行業進行極其嚴厲的管制，以至於今天銀行只對購買國債感興趣，銀行已經無法承擔集中社會資金支持企業發展的角色，財政和國家政權所承擔的資源整合角色在1980年代就已經停止。實際上今天已經沒有人樂意去探詢這個問題的答案：由誰擔當、又有誰足以擔當整合中國社會資源人、財、物）的重任，去推動中國經濟的順利發展。也許那些主流經濟學家在寄希望於跨國公司。

中國知識精英階層在結構上存在著一個巨大的弊端，就是幾乎所有的高層知識精英都是依靠財政發工資的，這與美國有非常強大的企業研究陣營，以及大學和獨立研究機構接受企業集團的基金支持形成鮮明的對照（當然這也與中國企業規模小實力不足有關）。在最近的20年中，中國的改革政策理論就是這樣一群知識精英所把持，但是他們的生存狀態和舊時代依靠地租生活的地主老財沒有什麼不同，是一個純粹的消費者群體，他們的思想在整體上也體現的是純粹的消費者立場，沒有生產者的角色意識。這不僅反映在社會科學領域，也反映在國家的強制性技術標準制訂上，無論從哪一個方面來說，強制性標準都必須劃在我國的整體生產可能性邊界上，能夠涵蓋國家發展目標所要求的全部產品數量，但是我國的技術標準和環境標準無不以"等同或等效國際先進標準"為底本。

在中國龐大的消費群體其消費水平沒有達到國際先進標準所制定的水平的現實，在窮人的需求沒有能夠被國家管制強制取消的情況下，企業在標準之外肯定具有廣泛的市場生存空間，對於這樣一部分企業，政府相關管理部門要麼裝做不知道，不聞不問不做任何管理和引導工作，要麼在法律依據充足的情況下進行整肅，但是實際市場需要仍然存在，企業也仍然是地方財政的支柱，作為一個平衡的結果是，企業可以存在，國家相關部門不加任何基本的管理，如果權力部門認為必要是可以進行亂罰款和亂攤派的。最後企業認定政府專業部門不過就是為了亂收費而已，因為標準的制定沒有考慮社會現實，連帶政府專業部門也失去了任何權威，破壞了政府形象，即使過分的企業受到查處，也會認為是自己倒霉，或者沒有打點好有關領導，而不會真心誠意進行反省，因為企業非常清楚國內的絕大多數同業都是達不到強制標準的。

其實這種在制定技術標準的過程中"超英趕美、好高務遠"的行為，也體現的是一小部分富裕的純粹消費者的嗜好和趣味，並不反映中國經濟現實的需要，相反是大大偏離了中國的經濟現實，完全沒有考慮廣大消費者和生產者的利益。最後形成的經濟現實是：一方面假冒偽劣盛行，打假若按照技術標準進行則不勝其打；另一方面是許多企業生產活動沒有可以指導的條例和政府輔導；三是政府技術管理部門（如技術監督局、標準局等）沒有適當的法律依據，最後也沒有相應的權威。今天還是他們那些純粹的消費者在那裡談論如何實現改革深化，並把中國向現代化道路上快速推進的。

作為一個通例，全世界的知識精英群體都會比政府要左一點，因為政府是週旋於各種利益集團之間，對優勢利益集團的立場難免要額外照顧；只有中國的知識精英群體是特殊的例外，20年來堅定不移地抨擊政府的政策和立場還不夠右，今天中國一些政府高官的公開講話，實際上連美國共和黨人都絕對是不便於公開說的，但是我們的知識精英仍然嫌政府還不夠右，我個人完全不知道這些主流知識精英的底線到底在哪裡。
　　

附：中國財政支出方向的比較與簡單分析[單位：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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