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護記者委員會列數中共壓制新聞自由 　　

本文是保護記者委員會在國會行政委員會聽證會上的發言。　
謝謝你們邀請保護記者委員會(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CPJ) 參與這次討論中國媒體自由的的圓桌會議。保護記者委員會已經監督了中國和全世界的新聞自由超過20年的時間。一群美國的新聞記者在1981年創立了這個組織，因為他們相信，世界媒體的力量和影響力可以給予那些因 為工作而被打擊的新聞記者幫助。保護記者委員會的董事會積極地參與了我們的工作，他們包括了重要的美國新聞記者NBC記者湯姆.布魯科(Tom Brokaw) ，芝加哥論壇的記者克雷倫斯.培基(Clarence Page)，還有在黎巴嫩被挾 持做為人質將近七年的聯合新聞駐中東通訊記者泰瑞.安德森(Terry Anderson) 。 　　

保護記者委員會主要的工作是公布對媒體攻擊的事件，和請求政府停止迫害新聞自由；如果沒有新聞自由，大概也不可能談到其他的人權。一個具有充分新聞自由的環境是建立優良文明社會的重要因素，接下來才能夠確保健康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的成長。 　　

中國政府不能忍受新聞自由，所有的媒體都被檢查，敢於表達批判性見解的新聞記者必須冒著被騷擾，解雇，甚至是坐牢的危險。中國不顧憲法第三十五條關於保障言論和新聞自由的事實，雖然中國也簽署了保障言論自由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但是它卻沒有實踐。 　　

極權政府控制媒體最有效的手段是把新聞記者送入監牢，而中國是使用這個手段最頻繁的國家。根據保護記者委員會的研究，中國現在關押了３５名新聞記者，保護記者委員會對於新聞記者的定義是任何發表新聞或是意見的人。 　　

這些逮捕的行動壓抑了批評的聲音，也對所有敢於發表異議或是揭露弊端的新聞記者提出了警告。 　　

儘管包括總理朱鎔基在內的共產黨高級幹部，都鼓勵新聞媒體勇於揭露官員的腐敗，中國的新聞記者卻告訴保護記者委員會說這樣的報導是非常危險的：新聞記者不被允許批評資深的領導，並且對官官相護的官員們的報導也會讓你丟掉工作--或是你的人身自由。對於撰寫獨立和調查報導的新聞記者是沒有安全保障可言的。 　　

2001年11月，保護記者委員會頒給受關押的新聞記者姜維平「世界新聞自由獎」。姜維平在香港的雜誌《前哨》發表了一系列揭露中國東北腐敗的醜聞後，在2000年12月被逮補，隨後被依「危害國家安全」和「泄漏國家機密」的罪名判處八年的徒刑，這些罪名最常被用來鎮壓新聞記者和政治異議者。 　　

姜維平的案子最近因為他的妻子李燕玲在五月被逮捕而變得更為複雜。保護記者委員會擔心李燕玲是因為她丈夫的案子受到大量媒體的關注而被逮捕。李燕玲不願意和外國的新聞記者以及包括保護記者委員會在內的國際組織接觸，也許是因為她不願意使她的家庭冒更大的危險。這對夫妻有兩個幼小的女兒，現在交給親戚照顧。 　　

李燕玲的被逮捕和姜維平的刑期延長強調了一個事實：國際媒體的關注不足以推動中國政府的改革，必須有包括美國在內的政治角色介入這個案子。 　　

美國因為經濟和政治的考量，對於促使中國的法律明確化和透明化有明顯的興趣。(中國)地方媒體在揭露腐敗和其它的權力濫用扮演著關鍵的角色，所以他們的行動應該得到國際社會的支持；當中國的新聞記者被關押時，如果美國的議員能夠站出來說話，將有助於他們的釋放。 　　

很重要的一點是，對於新聞記者的逮捕不只違反了國際法，也違反了中國的法律。審判通常是秘密的，家人，同事和媒體不准參與，被關押的人通常關押超過中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期限，法律規定，當案子在調查時，嫌疑犯只可以關押兩個月，而姜維平在起訴前被關押了九個月。 　　

被關押的新聞記者經常不準會見家人，但在監獄法中是允許的。在姜維平被開始關押的18的月內，她的妻子和女兒不准探望以及和他說話，他被關押的第一個月，他的家人甚至不知道他被關在甚麼地方；儘管姜維平經常忍受嚴重的胃病，他也不能看醫生，但看病在監獄法中是允許的。刑事訴訟法也規定法院必須在接受案子六個星期內公布判決，然而，在2001年被起訴的五個新聞記者現在還在等待判決：網際網路發行人黃琦，在2001年８月以顛覆罪被起訴，8個月後還在等待判決；楊子立，張宏海，徐偉，靳海科在創立了新青年學會以後被依顛覆罪起訴，新青年學會是一個在網路上宣揚政治和社會改革的組織，雖然他們在2001年9月被起訴，到現在還在等待判決。 　　

保護記者委員會去年記錄的八個新案例中，全部都和網路的發行有關，這代表網際網路帶來的言論自由可能性仍然存在被迫害的風險。 　　

中國現在大約有5千7百萬的網路人口，隨著網際網路人口的持續增加，發表獨立的意見和傳播這些文章變得更為容易，網際網路的聊天室是政治辯論的熱門場所，對想要掌控資訊的中國共產黨來說，新聞在國內外傳播的速度成為他們嚴重的挑戰。 　　

在某些例子中，網上的新聞發布迫使傳統的媒體不得不承認某些重大事件的發生。2001年7月，廣西南丹的地方官員想要隱瞞數百人受困於礦災的意外，儘管他們僱用了流氓去威脅和騷擾前往調查的新聞記者，記者們還是想方設法地在許多的網路上將這件事情曝光，南丹的居民很快的湧入網咖去閱讀關於這個意外的線上報導，來自各地的新聞記者也到場報導這個消息。雖然一開始政府官員宣稱這場災難的報導是捏造的，最後也被迫派遣了調查團，調查發現至少81名礦工死亡。礦場的老闆和其他90個人因為這場意外以及勾結地方官員隱瞞事實而被逮捕。 　　

今年春天，中國幾個主要的城市爆發了多起的勞工抗議事件，活動家們透過網路散佈他們的消息，反制中央對這一些抗議活動的新聞封鎖。 　　

然而，正是因為網際網路具有突破共產黨對於國內新聞壟斷的潛能，所以網際網路被視為一個特殊的威脅。中國政府訂定了一些規範以限制網路的內容和加強官方對於網路的監控，這些規範包括要求網站的經營者和網際網路業者保留詳細的網路內容記錄和使用者資料，並在統治者需要時，提供這些資料。美國的公司正熱切的盼望這塊廣大的中國市場，但是難以確定這些公司如何遵守這種違反基本隱私和言論自由的規定。 　　

一些地方的記者發現，當網際網路提供這些新的討論場所時，這種技術也讓政府容易地監視它的人民。 　　

比起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的傳統媒體，現在的傳統媒體變得更多樣化和活潑，一部分是因為比起政府的補助金，現在的出版物更為依賴廣告的收入，也因此它們必須更能滿足大眾的需求。 　　

挑戰性的地方報導仍然不總受到(中國政府)歡迎，保護記者委員會注意到對新聞記者的暴力攻擊事件愈來愈頻繁，新聞記者馮釗俠是一個西安地方報紙的調查記者，他的屍體在城外的水溝裡被發現，喉嚨被割斷。保護記者委員會相信他的死因是由於他報導了地方官員和犯罪集團的勾結。 　　

2002年1月，在山東省寧陽縣，三個新聞記者在地方宣傳辦公室裡被安全部門的官員毆打，因為他們報導了地方村民的反腐敗抗議活動。而在五月，北京的新聞記者Yang Wei調查一間財物管理公司時，遭到這間公司工作人員的攻擊。他的案例也促使新聞同業、政府官員和一般民眾重視起保護地方的媒體。 　　

在最近的幾年中，中國的記者不斷且公開的要求制訂一個法律以保障他們的「報導權」，但是儘管暴力事件在地方媒體中時有所聞，對於被暴力攻擊的受害新聞記者卻極少有法律上的保障。對地方記者最普遍的威脅來源仍然是官僚政治的干涉。所有地方的報紙都被中國共產黨所控制，當中國政府虛偽地稱讚國家的媒體越來越獨立和專業的同時，最近卻又發動了一次對媒體的嚴重鎮壓，就如同歷年來數次對媒體的鎮壓一樣，它們禁止出版品，開除被其視為太過獨立的記者，禁止討論各種禁忌的話題。 　　

南方週末是這次鎮壓的受害者之一。南方週末是一個在廣東省南部廣受歡迎的批判性的新聞刊物，它是中國最具挑戰性和大膽的新聞刊物之一，它對於社會問題如愛滋病，犯罪活動，和婦女交易有深入的報導，也因此長期以來一直挑戰著中國對媒體自由的容忍度。 　　

去年春天，這個新聞刊物的一則新聞報導了犯罪集團在一個殺人和竊盜事件中殺害了28個人，作者採訪了犯罪集團的成員和他們的家人，並且廣泛分析了導致犯罪行為的社會問題，諸如貧窮和其它形式的社會不公。在文章發表後，湖南省政府通知了中央領導，指責南方週末的報導醜化了中國社會主義的奮鬥精神，很快的，總編輯，頭版編輯，和資深的編輯被降職，新聞欄位的主管和記者被開除，並永遠不能再踏進新聞界。 　　

中央的政府領導在過去經常批評南方週末，一些觀察家推斷，一些極力想迎合北京領導口味的廣東省官員們主導了這次的鎮壓。 　　

南方週末繼續探測官方的忍耐極限，但是最近成為比較溫馴的出版物。在五月，這個報紙打算刊登一則頭條報導，描述希望工程的資金濫用：希望工程是一個由共青團的子分會所贊助的慈善專案。當這個刊物正在印刷時，編輯屈服於來自地方宣傳局的壓力，決定採用爭議性較低的報導。 　　今年秋天中國預計召開第十六屆全國代表大會，會中代表們將會選出總書記江澤民和總理朱鎔基的接班人，所以現在的地方媒體已經感受到別大的壓力。 　　

中國政府也繼續嚴密地監控和管制外國媒體。在過去的一年中，保護記者委員會已經證明多起外國記者因為他們的報導而被騷擾、關押或抨擊的事件。這些敏感的文章標題包括揭露為準備2008年北京奧運而破壞住房的事件、爆炸事件、以及報導法輪功精神運動成員所做的靜坐活動等等。在2002年6月，加拿大記者Jiang Xueqin為美國公眾廣播服務電視臺拍攝勞工暴動，被關押了兩天後驅逐出境。 　　

與外國媒體記者談話的中國民眾也面對著風險。舉例而言，愛滋病患者就經常被再三警告不要與外國媒體交談。在6月，湖南省一位農民因為接受紐約時報的專訪談到她努力從事一組織以對抗農村非法勢力而被關押，並被官員指控為惡意譭謗。一位地方官員告訴紐約時報，有關當局正試圖逮捕任何與外國媒體記者交談的人。 　　

對於外國記者而言，得到官方許可進入獨立運動活躍的西藏或新疆等敏感區域亦是一件難事。自從911在紐約與華盛頓攻擊事件後，中國政府已公開地將新疆獨立運動與恐怖主義劃上等號，並宣布將鎮壓該區域的「恐怖份子、分離主義者和非法宗教活動」。新疆獨立運動幾乎都是由信奉回教徒的維吾爾族所領導。該政策對地方媒體顯露出嚴重的後果。在2002年1月，新疆共黨書記發 表演說警告當地媒體可能被分離主義者利用來「滲透和破壞活動」。保護記者委員會的研究報告也顯示在近幾個月，新疆有關當局已經停止出版了許多維吾爾書刊，公開燒燬了數千本維吾爾文書籍、雜誌和期刊，只因他們宣稱這些書刊支持分離主義活動，並限制該區任何網際網路連結。 保護記者委員會也擔心在中國五年統治下的香港媒體自由已經受到侵蝕。地方新聞記者和新聞自由團體認為記者和編輯們正逐漸實施自我審查制度，而且避免可能激怒北京當局的新聞標題。保護記者委員會也觀察到香港被提議的安全法條文中有反對顛覆和煽動性言論，這可能對該地區之言論表達自由造成嚴重不良後果。 　　

總結而言，中國實在幅員太大而不可能完全掌控，但共產黨仍不願意放棄控制。中國官方強硬派相信放棄信息的控制將同時交出所掌控的政權。 　　

儘管控制方式拙劣，中國政府大致上仍成功地躲避國際社會對於它媒體政策的譴責。假如改革真的到來，這將大部分歸功於那些如姜維平、南方週末的編輯群堅持與職業精神。他們需要且完全應得到世界的支持和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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