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評中共北戴河秘密會議(1)

心中的問號（一）

眼下，凡與中國政局有關的人，心裏都揣著一個問號：這屆大會之後，中共的大權由誰執掌？

這一點都不奇怪，因為中國今天基本上還屬於集權統治，執政的共產黨裡邊哪個人獲得了哪個名頭，基本上就是當今皇上（或垂帘者）了，而我們治下百姓會有什麼樣的日子過，無不與那人的學識、性情、偏好緊密相連，更不必說張揚於台面、策劃於密室、須與他們酬酢週旋的大小政客了。

按照現代社會構成原理，這人本來應當由我們大家，也就是為國出力出錢的人公推。無奈共產黨早在50年前就靠槍說話，把別的黨派都變成了它的「親密助手」，使他們失去了和共產黨比民心、比實力的資格，百姓們只好認可共產黨的「偉大光榮正確」，被動等候它出個好人為民謀利。本來，按照現代政黨原理，這「好人」也應該由它的黨員公推，從小組到支部到總支，先選出代表，代表投票選委員會、再選常委和總頭兒──對此，共產黨不僅認賬，還堂皇地寫進自己的章程，可惜從它誕生的第一天起，那似乎天經地義的程序就是招晃一張，從來不曾對高層人事安排起過作用。

我們知道，陳獨秀是共產黨第一任總書記。這位新文化運動先鋒、名重一時的北大教授根本沒到上海開會，不僅他的「當選」是出於共產國際的指定，中共的經費和重大決策也多出自莫斯科。

就這麼當了五屆之後，原先派給他的盟友蔣介石突然翻臉殺人，第六屆黨代表大會已經不能在中國開。鑒於對知識份子的徹底失望，莫斯科這回指定了工人，向忠發懵頭懵腦地給按到第一把交椅上。

這是1928年。從誕生時算起，共產黨的「一大」到「六大」，在七年間已經開了六次。可從「六大」到「七大」，卻整整間隔了十七年。是形勢平穩得無須碰頭了麼？顯然不是，因為在這十七年間，中國經歷了日本的侵佔和全面侵略，經歷了國民政府由堅持一黨獨裁到容納各方意見，共產黨自己也從沒有一兵一卒到養兵一百多萬，地盤由早先與當局分庭抗禮的蘇維埃共和國到歸屬南京的邊區政府……就連對蔣介石的稱呼也從校長到獨夫民賊到領袖翻了好幾個個兒。

是該開七大了。事實上，不僅在蘇聯最有面子的王明（國際執委，馬列主義權威）1937年奉命回國時，懷中就已經揣了一紙召開七大的命令，各地選出的七大代表，也早已自1938年就千辛萬苦地陸續抵達延安。

不到時候絕對不能開會。這是毛澤東自「神仙從天而降」（王明奉命回國）起，就一直居心良苦地抗拒著的。 國際派頤指氣使，不九因為他們一有莫斯科撐腰，二是滿口馬列麼。但十個月之後， 「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召開了。這是因為，新從莫斯科歸國的王稼祥帶來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話：「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雖然此節對今日的歷史研究者而言，依舊屬於不足為憑的孤證，但在當時足以把毛澤東推上了「主持日常工作」位置。

而正是在這次會上，毛第一次正式提出「馬列主義中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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