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賓雁：我們低估了江澤民的社會基礎
"六四"事件發生後不久，劉賓雁曾經預言中共不出兩年就會倒臺。如今，坐在美國鄉野小鎮的家中，流亡海外已有十五載的劉賓雁在裊裊上升的香菸煙霧中，這樣反思自己當年的預言：
"我們，不是我一個人，相當多的人，在六四以後對中國形勢的估計都犯了一些錯誤，我們沒有料到江澤民會穩穩噹噹地執政十三年。當時我們以為天安門運動的勢頭還會繼續，想不到九二年鄧小平改變了戰略，用經濟利益來誘使中國人忘掉政治。這十三年來，也就是因為大家在經濟上得到了一些好處，這個國家在經濟上確實有了很快速的增長，大家對現狀也就接受了，實際上，這是一種合作，中國人和共產黨合作了。九二年以後，我們對形勢仍然估計不足，其中有一個因素，就是我們把江澤民的社會基礎估計過低了。"
江澤民不是華國鋒
確實，1989年"六四"後江澤民"臨危受命"，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時，中國國內外許多人都認為他不過是一個華國鋒似的過渡性政治人物。然而，十三年後，人們卻在猜測江澤民在今年秋季召開的中共十六大上會不會交出總書記這個職務，為所謂的"第四代"的順利接班鋪路。
那麼，江澤民穩坐權位、中共也沒有像蘇聯、東歐的一些共產黨那樣喪失政權的原因是什麼呢？目前在中國的著名政治學者劉軍寧認為：
"江澤民執政時期在政治上的相對安定是靠經濟上的讓步換來的。換句話說，在這十三年中，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部分，包括經濟思想、經濟制度等，都放棄得差不多了，正是因為在經濟上開了一個口子，所以政治上才能按照原樣維持下去。"
龔小夏：中國知識份子階層失去了批判功能
對劉賓雁所指出的江澤民社會基礎不斷擴大這一現象，研究社會學的學者龔小夏進行了社會學意義上的分析：
"江澤民時代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社會重新分層是按照新的經濟模式來分層的。就拿中國知識份子來說，從九二南巡以後，中國知識份子的態度有了很大的變化，這是我們能夠看得到的，而中國政府對中國知識份子的態度也有很大的改變，例如給所有的教師提了很多很多的工資，現在就連中學教師如今也成了高薪階層，知識份子有了更多的機會進入國家的管理機構，也有更多的機會發財，也就是說，知識份子就成了國家統治階級或既得利益集團的一部分，這樣使得中國的知識份子階層從整體來說失去了批判功能。"
另外，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認為，在中共黨內的權力鬥爭中，江澤民也頗為擅長權術：
"江澤民一上臺的時候，我們在外面認為，他是一個比較軟弱的領導人，因為他沒有什麼權力基礎，但後來他卻鞏固了自己的權力，九二年搞掉了『楊家將』，九五年以反腐敗為名搞掉了陳希同，九七年喬石又被迫下臺，而且，元老鄧小平去世後，江澤民的權力也非常鞏固，變成了一個最有權的人物。江澤民鞏固他的權力對中共政權的制度化有一定的用處，消除了像過去那樣的戲劇性的變化。"
看來，通過收買在黨外擴大統治基礎，通過權術在黨內鞏固權力基礎，這似乎是江澤民成功地避免了華國鋒下場的"兩大法寶"。
江澤民有沒有觸及政改？ 那麼，如今人們又是如何評估江澤民在這十三年中的施政表現呢？
鮑彤：南巡講話扭轉了經濟倒退的趨勢
曾經擔任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秘書的鮑彤以鄧小平"南巡講話"為界，把這十三年分為之前的三年和之後的十年：
"一開始的時候是一個全面倒退的過程，政治上倒退，經濟上倒退，因此，才有了鄧小平的南巡講話。南巡講話並沒有扭轉政治上倒退的趨勢，但是它確實促進了經濟上繼續沿著1979年以來的改革過程、改革方向前進。"
同樣在中共高層工作過的吳稼祥用形象化的語言比較了鄧小平時代和江澤民時代的異同：
"如果說，鄧小平時代是拆除這個國家舊的建築、建立新的大廈的時代的話，江澤民時代就是進行內部裝修的時代。"
當然，吳稼祥所說的內部裝修指的是經濟改革。接著，他進一步分析了鄧時代和江時代的特點：
"鄧小平是在全國人民都認為不可幹的事情上、至少是共產黨領導階層裡面非常多的人認為不可幹的事情上，他把這個事情做成了，比如改革開放，因為鄧小平執政的時候，改革開放是大多數黨員思想上還沒有通的事，而江澤民呢，是在絕大多數黨員幹部認為應該幹的事情上，他卻沒有干，這就是政治改革這件事情。"
但在美國的華裔自由撰稿人高新卻認為，外界評論中國事務時所說的政治改革與中共自己所說的政治改革並不是一回事兒，前者指的是允許自由選舉、多黨競爭，後者指的則是共產黨內部的機制完善：
"如果我們指的是外界所說的、尤其是民運人士所說的那種政治體制改革，那麼，無論是鄧小平，還是胡耀邦、趙紫陽、一直到後來的江澤民，他們確實從來沒有動過，也沒想過動，但是，如果我們指的是中共自己所說的政治體制改革，那麼，江澤民剛剛上臺時，確實是停止了，而且，如果比較一下中共十四大報告和十三大報告，還有向回退縮的跡象，但是，我們再往後看，當江澤民不再使用『政治體制改革』這個詞，而是籠統地使用『政治改革』這個詞彙時，我們就會發現，江澤民在共產黨內的政治改革方面還是做了很多工作，特別是『三個代表』的提出。我認為，『三個代表』的提出，實際上，是在為共產黨的進一步轉型進行理論上的準備。"
三個代表：兩種可能
許多學者認為，"三個代表"理論的提出，標誌著中國共產黨開始向社會民主黨性質的政黨轉型。但是，曾經寫了一本名為《江澤民的遺產》的書、目前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擔任高級研究員的鄭永年認為：
"『三個代表』，往哪個方向轉型？我覺得，既可以往民主的方向轉，也可以往繼續保持它的專制的方向轉。如果中共把各個階級都吸納到黨內，但共產黨怎麼代表他們的利益呢？首先要有一個利益表達機制，如果你光強調說我代表你的利益，但不讓你表達，那這也是一種專制的做法，是共產黨傳統的做法，就是說，我代表工人農民的利益，但實際上工人農民的利益它根本沒代表，因為工人農民沒有利益代表機制。"
劉賓雁也承認，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的理論，是想繼續擴大中共的統治基礎，但他指出：
"實質上，我認為，假如想把這個黨變得更好一點，在中國有更大的合法性，首先要擴大黨內民主，因為旗號、名義這些東西並不重要，我認為，這十三年下來，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中共黨內的民主並沒有擴大，反而在繼續縮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