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務教育是為全體兒童提供一種養成國民素質的基礎性教育，是由國家立法予以保證、主要由政府舉辦，強迫性、免費的教育。義務教育中的『義務』，就是指國家保障兒童受教育權利的義務，以及對社會所承擔的義務，而不是相反。」
楊東平說，各國實行的義務教育的年限和免費的範圍有所不同。一般是先免學費，然後逐步擴大到免費提供教科書和其他學習用品，有的還包括免費午餐、醫療和交通等。
我國在建國３７年後頒布《義務教育法》，確立了免費教育的原則，規定「國家對接受義務教育的學生免收學費。國家設立助學金，幫助貧困學生就學」，「實施義務教育所需事業費和基本建設投資，由國務院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負責籌措，予以保證」。免除的主要是學費。而現實情況是，課本費、雜費的數額遠遠高於學費，這就使義務教育有名實不符之嫌。
去年以來，國家在貧困地區實行義務教育階段收費「一費制」，農村小學每學年每生所有收費最高不超過１２０元，初中最高不超過２３０元（今年上調為１６０元／２６０元）。但對於許多貧困家庭來說，這仍然是一個沈重的負擔。
目前我國已「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但仍然有１５％的地區尚未「普九」，還有０．９％的兒童沒有上學，１１．４％的少年沒有讀初中，他們大多為農民的孩子。已經「普九」的地區，情況也不容樂觀，一些農村中小學輟學率回升反彈，成為突出問題。
對於本報記者採訪的中國小學生就學緬甸的現狀，教育專家楊東平評述說：「對強迫性的義務教育而言，免費是強迫的前提，只有免費才能確保貧困兒童接受教育。這一案例或許也說明瞭另一個事實：無論在全世界範圍內還是在亞洲，中國公共教育經費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都低於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
一系列數字可以清晰地反映中國教育的基本現實：
國家教育發展研究中心《２０００年中國教育綠皮書》提供的數字表明，１９９５世界各國公共教育經費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以色列最高，為７．０％，挪威為６．８％，瑞典和芬蘭為６．６％，丹麥為６．５％。多數發達國家為５％以上。
而發展中國家中較高的為巴西（５．０％）、馬來西亞（４．９％）、墨西哥（４．６％），韓國、泰國為３．６％左右。而１９９８年，中國卻不過為２．５５％。而且，在有限的教育經費的使用中，我國高等教育的比重過高。１９８７年的數字表明，初等、中等和高等三級教育生均經常性經費之比，中國為１：２．６５：３８．７０，最高；而印度為１：１．５９：８．８８。
此外，一個嚴重的問題是中央財政所承擔的義務教育的份額太少。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調查，目前我國義務教育投入中，鄉鎮負擔７８％左右，縣財政負擔約９％，省地負擔約１１％，而中央財政只負擔２％左右。
楊東平說，中國長期以來走的是一條精英主義的路線：優先發展高等教育而非基礎教育；在基礎教育領域實行重點學校制度，集中優勢資源培養少數優秀人才。
楊東平認為正是由於人口太多、素質太低，所以必須實行以提高國民素質為宗旨的義務教育。所有國家在開始實行義務教育時都處於不發達狀態，經濟水平也都遠遠低於現在，但是必須為教育投資。因此，問題不是要不要實行，而是怎麼做的問題－－－確定什麼樣的基本價值、選擇什麼樣的發展路徑。美國在建國之初建立公立學校制度，實行免費教育，有賴於傑弗遜的這一理念：衡量教育是否造福於社會，主要不是看它造就了多少傑出人物，而是使大多數人能夠享受必要的教育。此後的教育追求是「為更多的人提供更多的教育」。
楊東平強調，應當看到，教育權是一種基本人權。《世界人權宣言》第２６條稱：「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權利，教育應當免費，至少在初級和基本階段應如此。初級教育應屬義務教育性質……高等教育應根據成績而對一切人開放。」因為教育公平是實現社會公平「最偉大的工具」，也是社會公平的基礎和前提。
要改善義務教育的現狀，楊東平認為，中國在教育投入上長期落後於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是說不過去的。首先要加大政府、主要是中央政府對義務教育的投入，承擔起應負的義務。
其次，最近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正在醞釀取消義務教育階段的課本費，使免費教育更為名副其實。但楊東平認為，也許應當首先從貧困地區、貧困人群開始更多的免費。例如，首先考慮對貧困和邊遠地區的貧困家庭，實行義務教育階段完全免費。通過這種傾斜政策，使處於不利地位的弱勢群體首先改變處境。這也是國際經驗。韓國在普及義務教育時就採取首先從農村、漁村、島嶼等條件不利地區實行免費，逐漸擴大免費範圍，實行在經濟發達地區和收入較高階層繳納學費、落後地區和低收入階層不收或少收學費的原則，以保證教育公平。
接受怎樣的教育，往往決定了這些孩子擁有怎樣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