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大學的課，不可謂不深不難。四年中的三年，都是在苦讀中度過的。我唸書的那幾年，讀書仍舊是校園裡的頭等大事，入校時本係的畢業分配竟然是按照成績挑選。北大理科本科的課程，差不多已經是美國研究生的課程。北大物理研究生的入門課程如高等量子力學，可能連美國名牌大學中某些專業的物理教授都沒學過。所以北大的本科畢業生到美國念研究生和考試，並不費力氣。因此而自傲並瞧不起旁人的人挺多。但是在北大的幾年裡，我對科學的經驗只是考試和做題，不要說沒有學到如何做科研，聽過多少科學報告，就是如何查文獻也基本沒有學過。有外賓的科學報告總有把門的，大四以前根本沒有資格進資料室。順便提一句，北大的科技文獻大多是盜版影印的，最新的也是半年以前的；導師不簽字，研究生連複印機都使用不成；從圖書館借的英文科技書一般都是精裝舊版，署著「燕京大學」的名，被同學們戲稱為「珍本、善本科技書」。現在北大似乎建了許多華貴的新樓，但願新瓶裝了新酒才好。
我在美國學習的第一件事，便是學習基本的講和寫。語言的聽和寫其實不是主要的問題，語言的內容才是主要的問題。我們大陸留學生說話，總有《人民日報》的底子，哪怕說點兒簡單普通的事，也愛「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弄點什麼理論來打底充氣。所以在美國，搞文科的學「後現代」那幾套最輕車熟路。某些北大的老師，愛在莘莘學子面前，將科學講得高深莫測，用哪本教材和指定哪本參考書也是攀比的題目之一。實驗課也是涵蓋得越多越好，哪怕學生們其實是在機械地照搬照做照抄。比照一下生動活潑的美國的普通物理，放任自流的物理教學實驗，中國的普通物理一上來便是抽象的教條，既像《易經》又像《聖經》。我在美國，才學會如何將一個複雜的問題講和寫得簡單易懂，領略到科學的精神其實就是將一個複雜的問題表述得簡單易懂。不信你便去聽聽諾貝爾獎獲得者的科學報告，再去聽聽研究生的資格口試，一定前者易後者難。
不僅說話不同，學習的方式也不同。一般地講，北大的專業課程總是很難的，老師課堂上往往一句廢話也沒有，同學們下課便是「消化吸收」和做作業，學得好不好也是看考試成績來定。不僅學生如此老師也是如此。在國內參加科學報告時，我經常看到老師們如眾星捧月般簇擁著科學名人，幾次看見因為一個不深入的提問，台下問的人灰溜溜地無地自容，台上講的人趾高氣揚地不屑一顧。偶爾聽到老師談老師，也是某某於某年某月某日向某個名人問了某個愚蠢的問題，或者是某某曾受到過某位名人的讚賞。一切有點像武俠小說裡高手對掌，一口氣喘不對便要粉身碎骨。想必在北大呆久了，在專業上沉默是金；偶爾一開口，也一定要點到穴位上。所以，在北大的幾年裡，能聽到的科學報告很少，倒是關於氣功的講座很多。總之，北大在做學問上，「認真」和「寬容」調和得並不好；學生和老師．在科學的領域裡，精神上是不大自由的。
在美國上課，便要輕鬆得多。課堂上有問有答，老師如魚得水，學生妙語連珠，彼此湯姆、彼德地稱兄道弟。即使是荒誕不經的問題，老師也要藉機引申一番。的確，科學上有什麼是壞的問題嗎？我們如果讓中國的「杞人」一直憂下去，中國可能就成了牛頓的故鄉和愛因斯坦的故鄉了。美國學生一般沒有中國學生知道得多，同的問題也天真；但好的學生往往能閃出好問題，讓老師大大地引申一番、興奮一場。和好的美國學生一起上課，彷彿是在看別人做有趣的猜謎遊戲，自己因為預先知道了答案而只能旁觀，心中充滿懊惱和羨慕。美國學生還有一個特色，就是他們十分熱愛自己的專業，比如學生物的從小便做野外觀測，案頭常常放有自己幼時親手採來的標本，有的假期依然重操舊業；學物理的十分熬得住，四十出頭一無所有依然熱忱不減。而決定中國學生選擇所學專業的其實只是高考分數和畢業分配，所以中國留學生們在這裡一有風吹草動便紛紛跳槽轉業。也許過多的知識讓我們早熟了，失去了在科學上的童真和熱情。現在，看看國內教育更加起勁地製造小天才和小專家，我但願中國未來的人才別個個都是小老頭了。當然，美國並非到處如此，一般工學院的課堂風格便比較近似於國內。可能，這也正是美國工業界在高科技上拔尖的人物中，工學院科班出身的人並不多的原因。總之，這種培訓式的教育嚴格訓練出來的人中，在科技上勤懇有用「成名」的挺多，開闢新路「成家」的不多。
在美國聽名人演講也是如此。名人孤單地來，孤單地去。並不因他有名，台下問問題的人便顯出膽怯。在美國，自由的含義之一便是尊重每個個體，哪怕他是多麼默默無聞。相反，在中國做個孤獨的普通人，是最危險和最寂寞的。一個人稍微在某件事上與眾不同一點，便可引禍上身。我們自古以來，便是盡量消滅自己的個性，往人多的地方站。在中國做學問，也要依附成理；大學各系裡的老師往往都是本校本係畢業的同門，學術上以校為派。在美國學界，年輕人總想獨樹一幟，弄一套自己的理論體系來玩玩。留校教書被當做「近親結婚」而為人所不齒。熱愛自由的人說起話來，當然少有顧忌而充滿個性，即使說的是科學上的術語。
我在美國學習的第二件事，便是如何讀文獻。中國式的讀書最適合用來讀課本和考科舉。書中的每一條都是真理，因為每一條都可能被考到。老祖宗傳下來的讀書方法是：讀書要以書為主，掌握了一個「正確」的理論體系，就是掌握了真理本身，就像武俠小說裡的真功夫，都在「秘籍」裡一般。迷信理論體系，也是我們中國的特色之一。在北大，「科學」是被當做「真理」來看的。更不幸的是，在中國的其他地方，「科學」是被當做「技術」的工具來看的。
其實，在林林總總的科學文獻中，有對的，有錯的，所以讀科學文獻，要懷疑、要分析、要推理。要就事論事、要旁敲側擊－－要「不信邪」、要以」我」為主。美國的研究生課程中，讀文獻才是重頭戲。發展快一點的學科，如生物，研究生課程常常沒有教科書，只有文獻，甚至於像聽科學報告一樣，十幾位老師輪流轉，每個老師講他那一方向的科研，留一堆令人頭痛的文獻。美國教育體制似乎並不在乎給學生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而在乎給學生一個分析信息的方法，「少談主義，多談問題」。我因轉學生物物理兩旁聽了一年的遺傳學，就是這種風格；第二年正式選課時，發現內容已經有了許多更新，文獻有一半是新的。有的老師還要故意給學生指定「牛屎」文章請學生分析，讓學生上上大當。讓我們明白即使是科學也有不完美的地方和撒謊的地方。遇到問題，美國學者的第一本能便是想想「圖像」－－想想已知的事實的前後順序，而不是像我們中國人那樣開始一頭紮進理論體系，或是像俄國人那樣開始解方程式，在美國，一個好的研究生不光要做好項目，還要會看文章、能拿主意、懂得究竟為什麼要做這個項目，並能放眼未來。而一個研究生如果只被動地讀導師指定的文獻，他不會成為一個真正的科學家，最多只能成為一個科學上勤勤懇懇的跟屁蟲。可惜，讀文獻的意識在我們中國留學生中並不十分強烈，許多人一說便是個人手頭的項目做得有多好，但對其他人在做什麼卻所知甚少。在西方，「科學」不是從理論體系開始的，而是從事實和信息開始的；人與理論體系的關係是自由平等之下人人玩理論體系，而不是像在中國那樣理論體系一直在玩人人。我這裡並不是說理論體繫在科學上不重要，而是說理論體系不應管得過寬過細，成為獨裁人的思想的東西。在西方，「真理」是被當做「科學」來看的。
我在美國學習的第三件事，便是如何做一個自由的人。記得在北大參加「草地沙龍」，那時北大學生對北大不自由的一致定義便是：一、要上政治課；二、晚上要熄燈；三、早晨聽大喇叭；四、食堂大定時……在美國幾年後，我對自由的理解完全變了，自由不是無法無天。隨心所欲，或是御風而游、心馳神往等等。自由包含著義務、責任、尊嚴、尊重、法治、平等和社會的公正。自由不再是一種個人的狀態，自由其實是一種社會的公德。首先，自由的第一要素便是平等。如前所述，我覺得國內的教學是在培養科學上的奴僕門徒。那麼國內的科學研究又如何呢？我有一個很有天賦的同學，在北大跟一位有名的學者做研究生，常常私下抱怨老師管得太嚴了，不容任何不同的想法，當研究生簡直就是在當計算器和儀器的按鈕。對學生的不尊重發展到這樣的一種程度：個別老師在做關鍵的研究實驗時，要把自己的研究生請到門外站著。不僅當學生的沒有建立在平等基礎上的尊嚴，當老師的也沒有：小小的名氣便是瞧不起他人的基礎；四十多歲頭髮都斑白了還被叫做「小某」、還要去給別人當助手，連獨立開課也不被允許。
與此相比，在美國立志從事科學研究的中國留學生便要幸運得多，一上來便能挑大樑，兩年以內便在最權威學術雜誌上發表文章的人很多。同樣的中國人，在海外噹噹響，在國內卻窩囊，我想體制是主要的原因。美國的研究生導師一般只給學生提供錢和給項目上開個頭，其他由學生自己去闖去做。學生遇到問題，老師給出點子和打氣。學生做不下去了，老師幫忙轉向。學生和老師是十分平等的。有幾次我和導師有學術上的分歧，兩人拍著桌子對吵－－我的導師平時是一個非常溫文和藹的人，也是學術上一個方面的權威－－如果導師覺得的確說服不了我，便與我共同分析一下我的方法會不會損壞儀器、浪費過多的經費和耗費過多的時間，然後讓我自己去試去體會。果然有一半時間上我最終明白導師的意見是對的，但是也有一半時間上我能嚮導師證明我的想法是對的，導師這時便很高興，認為我為項目帶來了突破。幾年來，我與導師既有爭論的時候，也有共同慶賀的時候，導師真心地希望我能超過他，師生的情感日篤。美國人一般十分尊重有主見的人，更看重能堅持正確已見的人。
當然，導師和學生也可能有利益上的衝突。本係與我同屆有一位中國學生，不到三年就完成了博士論文的課題，但他的導師不讓他馬上畢業，阻撓、並在他的論文答辯上使壞。該同學一狀告到學校，結果不僅讓他順利畢業，由系主任推薦找到了不錯的博士後，而且他三年來的成果屬於他個人，與他的導師不再有關聯。所以，自由的第二要素使是法治保障下的社會公正。表面上「金錢至上」的美國社會卻有《反壟斷法》和《遺產法》等限制個人財富和自由的立法，目的就是為了保障個別人的影響力不過度地干涉到社會公正。相反，在法律上少數民族可能擁有更多的個人權利，美國的新聞也更加關注社會上的弱者和受害者。退一步講，美國是一個自由的社會，在一個地方呆得不痛快，大可換一個地方繼續干。所以，我認為北大校友盧剛幾年前槍殺導師和博士論文答辯委員會全體並殺及無辜的行為，既是卑鄙的和殘忍的殺人犯行為，又是對「自由」的完全無知－－而不是像網上某些自封的「愛國狂」所說的那樣是「自衛」的「愛國」的行動：因為他殺了不認同他的美國白人。自由更加重視個人的尊嚴和個人的責任。
在北大時人人大談特談自由與民主，而一旦有了民主與自由的氛圍，大家往往熱衷於破壞與濫用民主與自由。舉個例子來說，留學生一般都是自費生，拿W－2津貼，照理該交稅。但大家不交稅的辦法五花八門，理由也很多很充足；雖然我拿W－2津貼，但我認為這是獎學金不用交稅；美國反正錢多，不缺這一點；我已經變過說了－－我的科研比錢對美國更重要；我將來「要回去」，我應該從現在就享受公費生的待遇；美國反正花錢白養黑人、西班牙人、白人，為什麼不能白養幾個中國人；美國不是講人權嗎？它就應該講我的人權，養養我。聰明些的還到中國城請人代辦偷稅。而中國留學生有了小孩卻要拿美國的社會福利，因為我們是在養「美國孩子」。有綠卡一定要拿，因為「美國需要我」。來探親的父母若有病，送到急診室不要簽任何字，讓社會福利和教會出錢……其實，講「人權」的社會裏的許多好處，都是別人奉獻給你的，現代民主社會的基石之一，便是在自由公開基礎上的「公益」二字。稅收是按照民主方式定的，在法律監督下使用。也許分配制度不是盡善盡美，但對個人，它不僅提供了比獨裁更公平的機制，而且也給個人充分的抱怨修正的機會。如果大家都像某些同胞那樣只會索取不奉獻，佔便宜只嫌不多，那麼再好的機制也是要垮臺的。
好了，我從北大談起，已經談到民主、自由和道德上。我所談的，是北大和我們同胞身上最陰暗的一面。其實我在美國，也遇到過許許多多獻身科學有所建樹和道德高尚的同胞和校友。北大和北大老師對我的培養使我終身受益不盡－－我寫此文，就是緣於「北大精神」的感召，希望整個世界像北大未名湖那般純潔和秀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