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楊建利事件談中共對異議人士生存權與發展權的隨意剝奪

既然有飛蛾投火般的勇氣闖關入境，我相信楊建利對於他所從事的政治活動具有擔當的思想準備，也就是說，如果他的活動觸犯了中國法律－－儘管這些法律並不切實代表民意－－他可以接受司法部門公開和公正的判罰，但他被抓的理由（至少到目前為止，官方並沒有提供其它理由）實在荒唐，一個至今保留著中國國籍的人，因為護照無法延期而被迫持有他人證件入境，實屬無奈之舉，但這就足以成為他的「罪狀」了。不管怎麼說，他已經被關押一百多天，幾乎音信全無。

　　現實會使人麻木。中國政府對待意見相左者的殘酷無情，使無奈的民眾對政治敬而遠之，甚至選擇對歷史的遺忘。事實上，每一個有心「出軌」的人，也都將遭遇和楊建利類似的不公正對待。即使他們在法律條文和中國政府公開允諾的公民權利範圍內批評政府，政府也會找出一千一萬個罪名加在他們頭上，直至威脅到他們和他們家人的生存基礎。久而久之，他們只好選擇了沉默，但誰又知道，這沉默的背後是不是隱含著火山般的憤怒呢？

　　我一直認為，中國政府密不透風和過於敏感的控制事實上是很愚蠢也很短視的。它使社會矛盾的緩解成為不可能，並將成為社會不穩定的催化劑。

　　先以我本人的經歷為證，看一下這個制度是如何剝奪不同政見者的生存權與發展權：

　　89學潮後，我被山東大學勒令退學。學校不發給任何學業證明，並將我的戶口打回原籍重新做了農民。不僅如此，1994年，因為我同王丹結伴去上海旅遊，我正在辦理調動手續的妻子因此受到牽連，失去了工作，濟南市公安局以扣押我妻子的調動手續為要挾，要我做公安的內線。

　　事後，我妻子只好到北京尋找打工的機會。1995年5月，我被以「盲流」為名從北京的住處抓走，然後，北京警方找到我妻子在北京打工的公司，要求將她辭退，好在公司看中她的工作表現，沒有聽從公安指示。

　　96年後，迫於生計，我們回到山東，這些年來，除了與少數朋友的私人往來，我幾乎沒有從事過民運活動，也盡量維持好與警方的關係。在國內，我讀書的路子已經被堵死，當國外的同學（無任何民運背景）建議我出國讀書的時候，還在1999年，我就找到一直監控我的濟南市公安局一處詢問是否允許我辦理護照，他們答覆說，只要循正常渠道，沒有問題。可事實上，去年春天我申請護照的時候遭遇了失敗。不甘心的我悄悄以「農轉非」的方式，將我的戶口從山東遷移到江西省，經歷了許多周折，花費大量的時間和金錢之後，今年夏天，我又一次通過完全正常的渠道申請護照，這一次，又沒能辦下來。也就是說，一個多年遠離政治，只顧謀生的人，仍然無法獲得正常人垂手可得的權利。我多年來對未來生活的規劃，就因為參與過民運活動，而被警方干擾，徹底成為泡影。比照公安部門所公開劃定的限製出境「五種人」的標準，我實在找不出自己屢次申請護照被拒絕的理由。如果一定要找出什麼理由，我相信那就是：在這些公開的規定之外，有超越法律的人隨意對待他們眼裡的「分子」。作為一個旅美的中國人，楊建利何故而不能獲得他的國家給他的護照正常延期？作為一個守法的公民，我何故得不到自己的護照？而這種基本人權的被剝奪，是沒有期限的，政府以剝奪這些基本人權為前提－－比如，開除你的學籍或公職，使你成為「無業遊民」－－為他們的隨意迫害提供更有利的條件。

　　這是一個無處申訴的時代。我的一位朋友，89學潮時受過很輕微的紀律處分，畢業後分到一高校工作，因為檔案裡有他所受處分的記錄，很快被該高校辭退，發配到一個縣城裡的國營小廠工作。但是每年的五六月份，縣裡的政治警察都會到他的工作單位「走訪」，即使在他因為工作突出而加入中國共產黨以後，這種「走訪」也沒有停止，最終，他被這家不堪騷擾的工廠辭退下崗，現失業在家。

　　政治迫害的大門一旦不被法律約束地打開，它就會肆無忌憚地吞噬受害人的一切權利。我所認識的一個朋友，89年曾經在秦城監獄關押一段時間，出獄後，被學校藉故開除。他想去南方打工，可是當地派出所硬是卡著不給他辦身份證。那些拒絕給楊建利護照延期的官員和這個派出所的干警比起來，可真是小巫見大巫了。

　　最終這位朋友還是拿到了身份證，不過那已經是很久以後的事。據我所知，很長一段時間，他在沒有任何身份證明的情況下，外出廣東打工。一般而言，要獲得警方的開恩，除了需要規規矩矩地生活很長一段時間，還需要有熟人疏通關節。

　　有時候，這樣的迫害是莫名其妙的，有些「馬列」的人，聽風就是雨，比如我妻子原先戶口所在地的幹部，就因為我的「政治問題」而長期藉故不發給我們准生證，使我和妻子想要生小孩都不成。

　　如果查找我的檔案，可以說，我沒有任何刑事記錄，只是被當作「盲流」抓過一次，可事實上，我的政治權利，連一個刑滿釋放人員都不如。

　　沒有法律約束的制度，給了不受道德約束的辦事人員以為所欲為的權力。我妻子的姥姥臨終留給她的紀念物，在一次抄家過後再也找不到了。但我一直認為，這是某個干警順手牽羊的卑鄙行為，而不是來自他們上級的指令。

　　除了不斷地聽到異議人士進出看守所大門的消息之外，很少有人瞭解異議人士艱難的生活，曲折的經歷。實際上，最瞭解這些的是各級專政機關，但他們以毫無道理的霸道態度，拒絕善意的溝通，以恆定不變的眼光看待異議人士，不懷好意地揣測他們的「動向」，惟獨不知道化解矛盾應該從給人以基本權利開始，所以我相信，他們從來沒有化解矛盾的想法。這樣做是否明智，需要時間給我們答案。我相信，即使黑名單上的人士一起回國，他們也未必就來「擾亂秩序」，而且中國的公安機關也有足夠的能力控制他們的一舉一動，但是他們的短視和懶惰使他們採取最簡單的辦法：拒絕護照延期，拒絕入境。而對於國內的「分子」們，更是隨意處置。

　　我見識過因為丈夫上街演講致使妻離子散的家庭，如果時光可以倒流，回到當初，我甚至會勸說他不要參與民運，因為對那個家庭來說，這代價實在令人心碎。在中國社會，這只是說真話的代價，他們的政府一味要求他們克制，但在打擊他們的時候，絕不會有什麼克制和寬容，法律在他們眼裡，當然更是廢紙一張。

　　大多數異議人士選擇的是楊建利這樣的溫和的抗議，他們希望讓政府明白，他們從事的不是改朝換代的運動，而是理性地尋求民族光明前途的事業。然而，十三年過去了，對專政者而言，一切手法照舊。不同的，只是這些手段越來越廣泛地運用到更大範圍的人群身上。

　　北島有詩云：沉默依然是東方的故事，人民在古老的壁畫上默默地永生，默默地死亡。作為異議人士，一般而言，首先是受迫害者受剝奪者，然後才是反抗者。但在無法反抗的時候，他們只好選擇沉默。連他們生存的最起碼條件，有時都被政府和社會合謀，加以剝奪。從楊建利這樣一個具有影響力的人物遭遇扣押的理由，可以想見，在「整治」國內的「分子」時，警方可以如何的隨心所欲，可以想見在漫長的時間裏，「分子」們的生活受到何等嚴重的影響。

　　面對迫害，也許我們將長期無力反抗，我們抗議的聲音也微弱得可憐，可是，經驗告訴我，這個世界上，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是一個普遍規律。一個肆意壓制反對聲音，剝奪受害者基本人權的政府，是不能承擔起改革社會的責任的。這樣的迫害在理性者的身上，激起的可能是溫和的抗議，但未必所有受迫害受剝奪者的反抗都是理性的。即使當政者也無法漠視目前大陸社會的種種危機，在這樣的現實背景下，對法律的任意踐踏，對弱者的隨意迫害，將導致所有的規則和承諾成為一紙空文，最終的受害者是全社會，這其中當然也包括專政者和他們的子孫後代。

　　無論是誰，尊重自己制定的法律，給人民以法律許諾的權利，才會贏得別人的尊重，才是保證社會長治久安的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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