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長青: 中國精神病院裡的政治犯

共產蘇聯曾把異議人士關進精神病院「治療」，今天已不是秘密。前蘇聯持不同政見者麥德維耶夫的那本《誰是瘋子？》就曾詳細揭示了這種迫害過程。當年蘇聯在國際輿論壓力下，被迫退出「世界精神病學協會」；直到戈爾巴喬夫的改革終止以精神病名義迫害異議人士的做法後，才被允許重新加入。 近年不斷有報導說，中國政府在「學」蘇聯，利用精神病院迫害異議人士。1992年在天安門廣場打出「平反六四」橫幅的王萬星，就被關進精神病院，至今已經10年了。他妻子說丈夫根本沒有精神病。但醫生診斷王萬星是「偏執狂」。根據精神病治療手冊，患這種病的人如對社會構成危害，要終身監禁。

王萬星到底有沒有精神病？他的情況是個別的，還是有某種代表性？在「世界精神病學協會」8月底於日本橫濱舉行三年一度的世界大會之前，美國「人權觀察」和荷蘭「國際基金會」聯合發表了一份長達289頁的報告。該報告指出，在九十年代，中國因政治原因而被關進精神病院的人，有3,000多。由於該報告是以中國官方精神病學刊物中的數字和案例做的推算，因而引起國際輿論的重視。

雖然人們仍可質疑這個推算數字的準確性，但以我本人在中國的精神病院工作的經驗，以及具體瞭解到的「病例」，可以證明這種問題是存在的。

我在上大學前，曾在黑龍江省精神病院工作了6年半。大約1972年左右，省公安廳給我們醫院送來一個「臺灣特務」，說要進行司法鑑定。出於好奇，我去特護房間看了這個「病人」；結果相當失望，因為想像中的間諜都是精明強幹，或者像007那樣瀟灑睿智，但我眼前卻是一個臉色蒼白，身材瘦小的17歲男孩。

通過主治醫生得知，這個少年是在當地克山縣火車站發現的，他說和「阿姐」在一個地下室長大，阿姐不斷向臺灣發報。公安人員按他說的地址，各處找了兩年，用掉幾萬經費，也沒找到那個發報的「阿姐」；後來懷疑他可能有精神病胡說，因此送來鑑定。

當時醫院使用了特別的鑑定方法，用藥物把這個「病人」的血糖降到最低點，即臨近死亡邊緣，意識能力喪失，然後公安人員模仿他阿姐的口氣，向他要聯絡暗號和地址。中國曾紅極一時的革命小說《紅岩》中就有這樣的情節，國民黨特務給中共《挺進報》主編成崗使用這種藥物，在他意識喪失之際，套出了他上級的聯絡地址，結果使重慶的中共工委書記許雲峰被捕。

這種鑑定法的壞處是，病人身體不僅受很大損害，而且一旦血糖降低時間過長，或搶救不及時，就有生命危險。醫生們對這個「臺灣特務」這樣偵測了兩次，都沒有套出需要的口供。最後一次，由於搶救失效，這個少年死了。

今天回想起來，這個少年不可能是什麼臺灣特務，他可能就是一個誇大妄想型的精神病患者，那些阿姐的情節，是他的臆想。從常識角度，國民黨的特務在克山那樣的小縣城能發什麼報，那個縣城既不在邊疆，更無任何軍事設施，這個農業縣在全省出名，主要是因為出了「克山病」（一種因水質導致的大骨節征）。

《紅岩》是小說，那裡是國民黨殘酷對付共產黨人；而我目睹的是真實，共產黨把虛幻抓到的「臺灣特務」真治死了。歷史真成是一幕諷刺劇。

第二次遇到類似病例，是在1986年。當時黑龍江省伊春市有個叫王福綿的工人，不斷上訪告狀，揭發伊春市委書記王斐貪贓枉法，以及包庇他的兒子「王小三」胡作非為。王小三被當地人稱為「王衙內」。結果王福綿被以「侮辱誹謗罪」判了三年。王福綿不服，服刑了兩年多還在監獄大喊，「只要老子活著出去，就到北京去告你們這些貪官污吏」。刑滿釋放後，王福綿果然去了北京，不僅向中央信訪局遞了材料，還帶著他的朝鮮族妻子李華生一起，找到當時寫了不少揭發冤案等報告文學的《人民日報》記者劉賓雁的家裡，向他面訴了冤情。

但就在劉賓雁所住的《人民日報》宿舍大院旁邊，從千里之外開來的伊春市公安局的4輛小車，已埋伏在四周。王福綿從劉家一出來，就被塞進警車，拉回了伊春。

這時伊春市委書記王斐已被提升為「中共黑龍江省委組織部長」，權力更大了。王斐們決定不再判王福綿徒刑，因為刑滿釋放，他還會去上告。他們指控王福綿有「偏執狂」。偏執狂是精神病中最難治的一種，如果對社會構成危害，需要終生關在精神病院。

伊春市公安局從我工作過的那家醫院請去了三位醫生，給王福綿做司法鑑定。三位醫生被好吃好喝招待後，僅和王福綿談了一個多小時的話，然後就按照伊春公安局的意見，把王福綿「確診」為「偏執狂」。

劉賓雁對此相當憤怒，因為王福綿是在他家門口被抓走的。他爭取了兩年，最後《人民日報》領導同意調查這個案子。他帶了兩名青年記者，去了黑龍江。但黑龍江省委推諉說，查不到王福綿在哪所精神病院。我當時已在《深圳青年報》工作，正好當時回家鄉看父母，於是劉賓雁托我利用原來在精神病院工作的關係，查王福綿的下落。

經過原來的同事提供的線索，最後查到王福綿被關在哈爾濱市郊外50公里的「黑龍江省公安廳精神病管制院」。於是趕去那裡，這是我第一次到這所特殊醫院，它不僅地處荒郊野外，四外不見人煙，而且有高牆、鐵絲網，門是鐵門，和監獄差不多。醫生、護士都內穿公安制服，外套白大褂。

這家醫院的副院長，是從我原來工作的醫院調來的，通過他的關係，我見到了王福綿，但護士一直在場。雖然談話僅有十幾分鐘，但我沒有感覺王福綿邏輯思維有問題。最後握別時，我像地下工作者一樣，把一個小紙條和一點錢塞到他手裡，他一下子就明白是怎麼回事，機警地把東西攥進手裡，護士一點也沒發現。僅從這一個動作，也使我感到王福綿腦子是好使的。我在紙條上告訴他，劉賓雁已來調查他的案子。

後來還是通過那位副院長的關係，劉賓雁和他的兩名助手一起到這家醫院採訪了王福綿。劉賓雁後來在他的《自傳》中寫道，「院長和病房的醫生經過一年多的觀察，都覺得王福綿不像有精神病的人。我們和王長談，把他的話錄了音，覺得他神智清醒，邏輯能力很強，毫無病態。」

為了瞭解王福棉被鑑定為精神病的過程，我和劉賓雁又坐了一夜火車，專程去了黑龍江省精神病院，找到那三位給王福綿鑑定的醫生。其中兩名資深醫生認為王福綿僅有人格障礙，但那位年輕的醫生堅持認為是偏執狂。說來也巧，這位年輕醫生原來是給馬看病的獸醫，兩年前改行做了精神科醫生。最後伊春公安局覺得「偏執狂」這個病名比較合適，於是王福綿就被和七個真正的瘋子關在了一個病房。

劉賓雁返回北京後，把王福綿的冤情寫成報告遞交了胡耀邦和胡啟立；還沒等有下文，就開始了「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劉賓雁被開除黨籍，胡耀邦被迫辭職，我也因簽發勸鄧小平退休的文章而遭撤職反省，報社被關閉。後來我把王福綿的冤案寫成文章，用筆名發在了香港《百姓》雜誌上。

在臨來美國之前，我在深圳收到王福綿的一封信，得知他最後屈服了。因為沒有人再能救他，為了不被當作偏執狂關在瘋人院一輩子，他認罪了，同意了公安廳的一切說法，並在省公安廳草擬的四條保證上簽了字：出院後不上訴不上告；不亂說亂動；不和劉賓雁等壞人聯繫交往；遵紀守法、永不翻案。簽字後，他被送回家鄉。他信中說，不再和他們鬥了，要做點小生意。

其實王福綿有一點還是幸運的，那就是他在精神病院時，吃的不是真藥。正常人多年吃那種治療精神病的藥，最後也得吃成痴呆。那位我認識的副院長經過我們做工作，最後同意只給王福綿吃假藥。當年醫院為鑒別假病人（如上山下鄉青年為了返城），製作了一種假藥，它和真藥氯丙秦一模一樣，但裡面是澱粉。今天用真藥，明天派假藥，然後讓病人談感覺，那些裝病的人，幾次就說出了破綻。

當年轟動中國的日本電影《追捕》中就有這樣的情節，高倉健飾演的那個遭到陷害的杜丘，被關進精神病院強迫吃藥。但護士一走，他立即把藥想法嘔出來，不然的話，他最後就會像室友橫路靖二那樣，在藥物作用下，變成痴呆，讓他從樓上跳下去，他就會縱身自殺。

從黑龍江省公安廳最後釋放王福綿的方式可以看出，公安人員並不認為他是偏執狂，因為讓精神病人簽署那種「保證」，不合邏輯和常識。它只能證明公安機構是把王福綿當作正常人對待的，只是在利用精神病院來懲罰異議者。

王萬星的情況也類似，據自由亞洲電臺的報導，王的妻子「為了使丈夫早日回家，她只好在明知丈夫沒有病的情況下，違心地接受當局的數十條苛刻條件和安排，而當局卻又一再食言。」「最近有關部門又向她表示，要放王萬星回家，但依然附帶諸多條件。」如果王萬星真的是嚴重的偏執狂病人，按醫學規定不能被「安排」回家，更不應該由公安部門出面安排。這一切都令人質疑背後可能有其他非醫學的因素。

近年中國雖開放改革，但在精神醫學領域，卻有倒退的變化。一是精神病患者大量增加，但得不到及時治療。據中國衛生部長張文康去年4月透露，目前中國約有各類精神病人1,600萬（相當於一個荷蘭），但全國住院床位很少，絕大多數得不到住院治療；二是海外不斷有報導說，中國政府把異議人士、法論功學員、工人領袖等關進精神病院「治療」。

美國辛辛那提大學的精神病學助教廬陽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中國當局把精神正常的法輪功學員關進精神病院，強迫用藥，長期關押，還用電休克的方式來強迫他們放棄信仰。」「人權觀察」的報告說，「在過去一年半中，大約600名法輪功成員被關進精神病院，其中三人已經死亡。」

因此，中國政府如果想「避嫌」，減輕在這方面遭到的國際輿論批評，起碼應進行這幾項改革：

第一，放棄中國的精神病鑑定標準，採用國際精神病專業公認的統一標準。王福綿被「診斷」為精神病時，中國的「偏執狂」司法鑑定標準是：「一種罕見的精神病人，自信力強，主觀武斷，剛愎自用。多具有一定文化水平，智力較高，精明能幹，但看問題片面，不接受批評；對現象主觀臆測，牽強附會；其妄想有一定現實性，內容並不荒謬。早期易被視為(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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