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由於多念了幾本書所以不太輕易上別人的當，尤其是在數據方面。而一般老百姓在上了一兩次當之後也會有所警惕，這樣一來，上當的人就會越來越少。但這也難不倒當領導的，有一種職業叫做托兒，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托兒這個行當早已有之，只不過近年來才新得了這個俗名。過去一般都叫模範或者標兵，要麼就是放衛星先進單位。比如大躍進的時候，明明沒人相信一畝地能產十萬斤糧食，但只要弄幾個先進人物往糧堆上這麼一站，再來一段現身說法，你不但得相信畝產能達到十萬斤，而且只要你自己肯下功夫(具體的做法就是把全公社的糧食都背到你的實驗田上來)，說不定還有超過他的可能。
千萬不要以為這裡說的托兒指的是整天跟土地打交道的農民，其實領導上最喜歡用的托兒還是讀書人，名氣越大就越管用。而且，有那麼一部分讀書人可以說天生就是當托兒的材料。這些人不但對領導上的賞識感激涕零，而且總是能在第一時間對領導的意圖心領神會。所以像對付老百姓這種事，基本上不用領導親自費心，有時只要對托兒們努個嘴，事情就能辦妥貼。比如說當年有幾個人相信土坯子高爐能煉鋼的，但只要有那麼幾個專家學者和科學家往那兒一站，說幾個數字和百分比(擱現在還得加幾個直接從外文音譯過來的名詞)，這事兒就能向全國推廣。
領導上除了喜歡用托兒之外，還喜歡把責任推給別人或者天氣。比如說1960到62年這一段，明明是人民公社的和大食堂把糧食都糟蹋光了，結果餓死了上千萬人，可領導們非要說成是「三年自然災害」。稍微懂點氣象學的人，只要不是領導的托兒，就可以告訴你，其實那三年的天氣和往年沒什麼兩樣，可能比現在的天氣還要好些，至少沒有沙塵暴和桑拿天。要是說成自然災害實在沒人信的話，就可以說成是林彪、四人幫或者蘇修，反正餓死人的事跟現在的領導沒一點關係，當然就更不能把責任歸咎於黨的領導了。
這就像一個公司賣假藥被大夥識破，當然下次就不會再買他們的藥了。但該假藥公司的人下次再來推銷的時候說，那都是原來的總裁，或營銷經理，或生產部經理的錯，現在公司已經把他們全開除了，再買我們的藥吧。其實他賣的是跟以前一樣的假藥(可能換了包裝)，大夥還會再次上當。而這種事情從1921年開始已經不知有過多少回了。
中國的文化人一次接著一次的上當，當然不能把責任全都推給領導，其實自己也要好好反省，總不能把每次上當的原因都歸咎於騙子太高明瞭。這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國人太相信領導了。其實大家都明白，越是自吹自擂的就越不可信，可這麼簡單的道理一到了領導面前就失效。領導上一說自己是偉大光榮正確，老百姓就跟著瞎喊萬歲，其實一個人是不是正確要看他歷來所做過的事情。往往行事正確的並不需要用喊口號的方式來讓大家認同，也就更不會去喊自己光榮或者偉大了。
在美國和西方民主社會，政府雖然是老百姓自願選出來的，但老百姓還是「像防賊一樣的提防政府」。從來就沒人敢百分之百的相信政府。你就是真龍天子下凡，最多也就只能給你八年的時間。更沒人好意思喊民主黨或共和黨萬歲了，不信的人可以趁他們開會的時候去試試，你要是喊了他萬歲，就算是警察不來干涉，好心的人也會很關心地勸你去看心理醫生，就是神經科。
中國的讀書人一再上當的另外一個原因是信息的缺乏。這當然要歸功於黨的宣傳和公安部門，一個是只讓你聽領導的，一個是不讓你聽別人的，所以配合的相當默契。這樣一來，老百姓就失去了自己做出判斷和選擇的條件和機會。這就像是你想買個大件，當然要去幾個商店多跑跑、多看看，貨比三家嘛。但要是某個廠家的推銷員堵著門非要把他的東西塞給你，而又不讓你去別的家看看的話，那你可得跟他急，因為這人八成是個騙子。
但中國的事情往往沒有這麼簡單。有很多時候,讀書人明知道領導設下了圈套，也得硬著頭皮往裡鑽。並非全都是因為信息缺乏和判斷失誤，而是因為領導上掌握了大家的衣食住行甚至是身家性命。所以許多次的上當實在是出於無奈。如果現在去問問當年由於向黨說實話而被打成了右派，被關了多年勞改農場的人，看看他們對那一段歷史有何感想。恐怕大多數人既不會對整過他們的人義憤填膺，也不是對自己的輕信上當後悔莫及，而是有太多的無可奈何，所以最後就只剩下了搖頭和嘆息。
最近，領導上又向大家宣布了一個「喜訊」，說要開一個「團結勝利」的大會。恐怕跟在延安開的文藝座談會具有同樣「劃時代」的意義。具體怎麼個劃時代法，老百姓當然不得而知。可以看到的只是，領導上又在「精心組織、周密部署」；托兒們又開始「認真學習、深刻領會」，「營造良好的輿論氛圍」，因為他們「深感責任重大」；而老百姓就只能「歡欣鼓舞、奔走相告」了。(註：以上名詞、成語均引自近期《人民日報》)
(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