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活得好不好，不是可以一概而論的問題，尤其是在農村中的貧富差距愈見顯著的情況下，我不打算就此做個抽象概括（事實上我懷疑自己有這種抽象概括的能力）。根據家庭經濟情況的好壞不同，我從走訪的農家中選取三個代表性的例子，竭儘自己所見所聞，來記述村民生活的"原生態"。每個例子所涉及的農村現實都是自己感性認識的一個整合，由於時間和理解能力所限，既不可能面面俱到，也決不是一面之辭。
在每一個例子裡，我將側重反映與農民生活密切相關的稅費，土地和村民自治問題，為了不損害故事的真實性，我只對主人翁的名字做了處理，就簡單稱他們為費媽，地奶奶和治大爺吧。
「我不是一個好的述說者，那麼你的耐心傾聽就更為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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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來訪很明顯嚇到了這個淳樸的農婦，費媽弓著身子，頭髮蓬亂，目光迷亂的盯著我們幾個不速之客，僵直的手高高托起充做門板的破布帘，一邊迎我們進去，一邊喃喃地重複著，「我沒錢，沒錢……」我們疑惑地進了屋，拉她坐下說話，她死活不肯過來，屋裡晦暗的光線下看不清她臉上的神色，卻從她模糊不清的話語中覺出驚恐來了，好不容易我們才聽出「水電費」幾個音，原來她把我們當作是收水電費的了。這戶農家的貧窮確實讓我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連飯桌都沒有，幾片發黃的菜葉橫在灶台上，邊上冷冰冰地供著女主人的妹妹送來的一口舊鍋，我們在屋裡居然沒找到一根火柴！不知道他們三餐吃的都是什麼？
男主人出門撿破爛去了，據領我們去他家的鄉親說，費媽的丈夫先前給人趕馬車軋了腿，落下殘疾，不能種地了，只好靠撿破爛維持生活，家裡有兩個兒子，出去做建築小工後就沒影了，過年時回來一趟，掏出一塊四毛錢買點鹽而已。責任田荒著，豬圈空著，可土地稅和各項攤派一樣也不能少，村裡人均分到六分田左右，農業稅一年要30多元，特產稅也按人頭攤派，再加上三提五統人均71.5元（據村支書說41.5元歸鎮裡，村裡提留30元），一年這人均100多元的負擔，也許我們看來還抵不上半個月的零花錢，可要想想看，靠拖著殘腿走上好幾里路撿破爛，一天下來也不過一塊多錢的收入，怎麼可能交的起這錢？有次來人收費了，把這家裡僅有的一匹小馬駒拖了去……在貧困的生活壓力下，費媽有些精神失常了，我們不論怎麼和她解釋，她只顧抗拒地說，「我沒錢，沒錢……」我們商量著給她買點生活品，她驚恐地推開我們，說：「你們別再來了，我怕。」
費媽的抗拒和申述在沈重的負擔面前顯得蒼白無力。據瞭解，在這個192戶人家的村裡，像這樣的特困戶有十來家，而貧困戶佔了半數左右！真是難以想像這個村在早些年就已經申報是「小康村」了。而各項費用也因此標準折合百分比。拿計畫生育工作的罰款情況來說，小康村標準為人均年收入1800元，根據超生情況不同，社會撫養費約在人均年收入的2.5 倍上下浮動，夫妻雙方加和結果約為10000元左右。其他行政事業性收費的計算大抵如此，直到現任支部書記才改了申報為「貧困村」，批沒批下來就不得而知了。
其實從我們訪問的農戶來看，通常都鬧不清楚也不關心負擔卡上的收費名目，按他們的話說，不過是換個說法罷了，交的錢可半點沒少。而要是經濟上負擔的起，他們一般也不會拒繳「政府」要收的錢。對普通戶而言，這個村的經濟來源基本上是靠男勞力出外打工。其中以瓦工，建築小工為最多，年均收入能有5000~6000元不等，但被包工頭坑騙拖欠的事件屢有發生，也有些年輕小夥子出去打工就幾年不再回鄉了，於是交不上各項稅費也並不出奇。像費媽這樣的家庭沒有勞動力和產出，自是窮苦到了極點。她所僅存的一點反抗意識，也許就是那反反覆覆的自語「我沒錢」了，在那戒備的神經質下，我們始終無法和她溝通一句半句。管子說「倉稟足而後知禮儀」，我無法想像若是自己處在費媽的生存環境下，能不能察覺自己是值得尊重的生命個體？
農民活的好不好？農民都能好好活著麼？
"土地是生存的依靠，農民的镢頭下翻騰著對土地糾纏無望的苦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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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說過，曉新村的經濟來源主要是外出打工，但民工被包工頭坑騙或拖欠工資的事件屢有發生，所以農民說，打工是"拿不準的"。唯有土地是生存的基本保障，哪怕六七十歲的老農也始終堅持在土地上的投入和辛勤勞作，農民對土地的感情是那樣的自然深沉，而農民束縛於土地的無奈卻也十分之明顯。
曉新村192戶880口人，統計原有耕作田1720畝，退耕還林後余800多畝，其中水澆地400多畝，其他為旱地和山坡地，人均分到約6分地，而人均要上繳的土地稅和農林特產稅約為30多元。我們走訪的農戶中多半都說種地是很難賺錢的。地奶奶算出一筆帳：她一家四口有兩畝多地，一年400元左右承包費（她這裡是指統算的農民負擔），每畝地水費37.5元，合計要96元水費，再加上種子，化肥等投入，每畝地總要有兩三百元投入，而這個家庭去年年產玉米1000斤，小麥800斤，糧價為小麥0.42元/斤，玉米0.48元/斤（村支書提供的糧價約為0.60元/斤，與此不符），這一筆帳算下來，一年辛苦耕種下來，試問農民要拿什麼奔小康？
像地奶奶這樣一筆帳在農戶中是比較普遍的，若家裡有出去打工的就能多收入些，家庭經濟情況就好些。而真正能靠土地創收的比如栽種果樹和培育小樹苗都是需要投資的，據村支書說，培育樹苗的大棚一個就要兩三千元，沒有抵押根本不可能貸到款。而經濟作物的市場風險也比較大，所以不是一般農戶能夠致富的途徑。
那麼農民能夠選擇什麼呢？種地不能致富，而離了土地生存都沒有保障，澆灌心血的土地也不能給他們帶來希望，不得不束縛在土地上的農民，活得好不好？
我們在村支書那裡詢問村政權的基本組織架構，曉新村設村委3人，黨支部3人，在村委中安排會計，但因為有兼任的情況，所以整個權力機關就4人。比如支書自稱兼任村主任（同時還是村裡唯一小學的校長，沒準還有什麼可兼之職呢）。根據我們的瞭解，這幾年曉新村裡基本沒有什麼公益建設，而村支書一再說「工作不好做，村財政困難，債務積壓」如此等等。支書原是分管農機的鎮幹部，因為前年原村支書私賣土地一事，村民憤而上訪，鎮裡才把他派到這裡當支書。
村民能夠爭取自己的利益並獲得成功，其間該有不少艱辛和經驗吧？我們懷著佩服的心思尋訪帶動並組織村民上訪打官司的治大爺。
治大爺今年69歲了，是個瓦工，還是個老黨員，也曾當過村裡的副支書，對曉新村的情況比較熟悉，他膝下有五個兒子，三個女兒，都成家了，兒子多在外村做瓦工，身邊留個老兒子，家境比較寬裕，家裡還安了暖氣管，這在我們走訪的多戶農家是基本難見到的。
聽說北京學生想瞭解農村情況，治大爺十分熱情，主動地約我們上他家，介紹村裡的情況，希望我們把這些問題「反映上去」。據說他曾先後四次請村支書來家反映村裡現狀，可惜終究沒能見面。治大爺早先當過村幹部，村民有什麼問題也常找他出主意。他說自己雖然是村代表（每個生產隊有四五個代表），但村裡開代表會商量事情的時候並不通知他，而是按需要叫人。通知來開會的每人給發100元錢。所謂議事民主，卻有小利益群體的滋生。
提到上訪打官司的案子，我們多次聽村民提及，卻往往夾雜不清。治大爺的解釋是這樣的：
第一例：2000年正月的時候前村支書將堡壘山坡上約27畝土地劃給保定，合同上協議為保定付給曉新村12萬元，預付了6萬元，但曉新村村民事先並不知情，6萬元也沒有發放給村民分文。該山目前植有樹木已劃戶管理，村民突然被侵奪了土地，心中不平，集資上告。為了上縣城說理，交通費，食宿費和材料列印等費用都是村民自發籌集的，有2元錢到100元錢不等，這筆錢有賬目可查，而治大爺還從箱底拿出紅布包著的一摞上訪材料給我們看，都是農民個人出具的證明書。字字深情，呼喚政府保護農民土地權益。上訪歷經三個月，由縣信訪局判定堡壘山歸曉新村，追回該合同，而6萬元定金早已不見蹤影。保定方面告狀，由西陵鎮出面還了欠款，但這筆款項將來會不會巧立名目攤派到農民身上，還是百姓心中疑慮。
第二例：陵後頭有道溝，四十來畝，本是曉新村村民的承包地，因為旱地要看天打糧食，所以有種著的有荒著的，突然有天村民在溝裡撞見有人開溝種樹，才發現土地被侵佔，於是村民約四五十人組織了一次集體上訪，後因集體上訪不合國家法規，改派了五六個代表，歷經一年多，上訪了鎮政府，縣政府，人工部，法制科等許多部門，村民把鎮政府告上縣法院，官司輸了。因「村民鬧事」，縣公安局來人開進村裡抓人，村民們攔住公安講理，不解決問題不讓走。後地區法院二審判決將土地判歸曉新村，但始終未落實，村民說，「民告官本來就難，只要把土地還給我們，也不敢要求壞人得到應有的懲罰了。」
淳樸的村民呼喚正義的願望，卻還沒有勇氣和能力去實踐民主權利，農民怎樣才能活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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