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達功：顛倒的中國社會

在中國歷史上，凡強國富民、繁榮昌盛的年代，人們恪守倫理道德，良好的社會風氣盛行，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勞動生活井然有序，可謂國泰民安；凡是朝綱腐敗，國弱民窮的年代，社會道德淪喪，民風不古，強盜橫行，官逼民反，於是在民怨沸騰中，百姓揭竿而起，暴力革命就會產生。

貧窮是社會倫理道德淪喪和社會犯罪的根源。西漢時期的賈誼說：「《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這本來是一種社會狀態的正常反應，可如今在共產黨專制統治下的中國，卻有悖常理：貧窮時的社會現象好似中國古代富裕時的社會，而富裕時的社會倒好似中國古代貧窮時的社會。請看學者何新先生的一段醉人描述：

「1949－1966年的中國，在某種意義上已經實現和體現了我們民族百年來的許多理想，當時中國洗刷了它在近代所遭遇的民族屈辱。在社會面貌和風氣上，一度頗有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氣象；民心昂揚、團結而振奮。我不能忘記，當時的中國總體形象曠傲而崇高，民風雖愚魯卻醇厚，思想雖幼稚卻赤誠，國家雖貧困卻有恥有格－－自有其莊嚴神聖偉大的氣象。」（何新《孤獨與挑戰》第一部）

何新先生所說的這段歷史有一點是真話，也是我親身感受到的，就是「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氣象，尤其是「夜不閉戶」。人們居住的房屋，沒有防盜門，窗戶上也沒有防盜鐵欄，夜裡睡覺不用關窗子。至於「路不拾遺」，確實存在學生馬路邊撿到一分錢，交給警察叔叔或交給學校老師動人的故事。應該實事求是說，的確有這種「共產主義道德」「氣象」，但我不能完全苟同。因為我所經歷的是路上沒什麼可撿的，我的確想撿點吃的，當然撿到錢也行。因為我太飢餓了，野菜都挖光了，樹皮都剝光了，在馬路邊看到有雞蛋皮，我都拾起來舔一舔。人都虛弱的走不動路，如何去路上「拾遺」去，大家都一無所有，又有誰能遺下什麼？所謂「曠傲而崇高」大概是指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勞苦大眾在水深火熱之中，美國人民過著豬狗不如的悲慘生活，中國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毛主席成為世界人民的偉大領袖……，這種「曠傲而崇高」還有臉吹噓嗎？

何新先生所描述的那段中國人民過著「世外桃源」式的生活，我已經領略過。但那種「莊嚴神聖偉大的氣象」，我從來沒有懷念，我只有憤怒。何新先生如果還想念這種生活，應該移民到北韓，那裡還正在「莊嚴神聖偉大的氣象」中。

為什麼中國人民在飢餓中還有「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社會良好風氣呢？我認為有三，一是毛澤東和共產黨用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搞愚民政策，二是向人民灌輸所謂共產主義理想，實行絕對平均主義，三是實行封建社會的株連政策，嚴酷鎮壓。第一點給人民吃了精神鴉片，洗腦了，人民沒有了思想；第二點，人民雖然貧窮，但沒有造反對象，因為大家都窮；第三點是嚴酷的法西斯鎮壓，一人「犯罪」，株連整個家庭，還要株連所有的親戚。其實何新先生多少也暴露一點，就是中國人民「愚魯而淳樸」，直說就是中國人苯。共產黨正是利用人民古風猶存，來欺騙、愚弄、麻痺人民。中國人民的思想因為「幼稚」而「赤誠」，共產黨的洗腦運動一個接一個，個人不允許有思想，自然「赤誠」。當年毛澤東欺騙知識份子，讓他們給共產黨提意見，「引蛇出洞」，然後一網打盡；鼓吹大躍進，「放衛星」，神話「畝產萬斤」，帶領共產黨欺騙全國人民。而後來三年飢荒餓死農民3000萬，又把責任推給「蘇修逼債」。再以後發生的一個接一個的欺騙，我就不再贅述。到底是誰不講誠信？整個是非顛倒、指鹿為馬都是共產黨的所作所為，而且引導共產黨官員帶領人民說謊，民風從此不古，直至現在。

自從鄧小平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中國人民的物質生活的確得到了改善，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國家強大了，人民富裕了。按常理說，人民應該過著安詳平和的生活，中國社會應該步入歷史上「貞觀之治」「康干盛世」了，應該實現或接近「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理想社會了，應該用何新先生來形象我們的國家和民族「曠傲而崇高」，我們的人民應該「民心昂揚，團結而振奮」了。但事實正相反：

我們的中國正經歷著歷史上最殘酷專制暴政的時期；

我們的中國正經歷著歷史上最腐敗、最黑暗的時期；

我們的中國正經歷著歷史上社會倫理道德最淪喪的時期；

我們的中國正經歷著歷史上貧富最懸殊、分配制度最不合理的時期；

專制制度可以通過變革，建立新的民主制度取而代之；腐敗現象可以通過如「三權鼎立」等社會制衡機制來消除；分配制度的不合理可以通過稅收、反壟斷法和社會福利保障體系來解決。惟有社會倫理道德淪喪是最難以治理的。如果整個中華民族失去了道德約束之品行，恐怕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變的。怕就怕共產黨所倡導的謊言、不誠信和損人利己的道德觀制度化、民族化，成為像吃飯、喝水一樣的日常習慣，並且改變中國人原有的基因－－成為遺傳基因的一部分。那樣，對中華民族是個災難，對整個人類也是個災難。

中華民族的道德淪喪，並非自產自銷，它作為一種中國專制制度生產的產品，伴隨著假貨和假冒偽劣產品，已經遠銷歐美和世界各地，發展下去甚至有可能成為劣等民族而被世界所厭棄。「傻帽」的故事，許多人都知道。最近，於非在8月5日中國《環球時報》有一篇文章，題目是《國人中的害群之馬》，現轉載如下：

「最近到東歐小國摩爾多瓦出差，聽到這樣一件事：一個偷渡的中國人在摩首都基希納烏下了火車，不知身在何處，語言又不通，只得在大街上游蕩。一位善良的摩爾多瓦人知道他是迷路的中國人，便把他帶回家，讓他洗澡吃飯，安排他住下。幾天後的一個早上，主人叫那個中國人吃飯時，才發現過客已經離開。一個月後，他家的電話費賬單上出現了上百美元打往中國的長途電話費。在摩爾多瓦，普通人的月工資僅40多美元，生活水平還比不上中國，那家人的痛心可以想像。

　　這樣的事並非第一次。一些企圖從東歐偷渡到西歐的中國人，已在摩爾多瓦聲名狼藉。在基希納烏，出租房屋手續簡單，房客只要交一個月的房租（約100美元）就可以入住。一些中國人來後，一人租房，多人合住，快到一個月時，撒開了往國內打長途電話，然後拍屁股走人。當地人提起這些事就寒心。

　　我想起了幾年前大家常說的一個故事。在西方某國鄉下，當地人心地善良，熱情好客。他們通常在家門外放上一個裝上小點心和水果的筐子，路過的行人餓了渴了，就可以停下來吃點喝點再繼續趕路。後來這裡來了一群中國人。他們發現了鄉民的習俗，開始時拿著吃，後來乾脆挨家挨戶連筐帶東西一古腦兒搬回家。從此，當地人的這一風俗不復存在。

　　東歐國家是中國人辦市場、賣雜貨比較多的地方，也是東南沿海蛇頭組織非法偷渡的重要通道。從俄羅斯、吉爾吉斯、烏克蘭，到匈牙利、保加利亞，中國人搶劫、偷盜、鬥毆、敲詐的事件都曾一度相當頻繁。他們還建立起帶有黑社會性質的幫派組織，相互傾軋。在一些地區，華人成了千夫所指。在某國的一個大城市，華人犯罪竟然佔到當地犯罪率的60％，數字觸目驚心。有個國家的官員甚至問：中國怎麼把社會渣滓全都趕到了國外？這算是善意的理解，不瞭解實情的還以為中國人就是這副德浴?p>　　一些華人的行為不僅損害了中國和中國人的形象，也給在當地的生存和來訪的中國人帶來很多麻煩。在俄羅斯及東歐國家的機場和海關，持合法證件來訪或工作的中國人被長時間盤問、強制遣返甚至拘留的情況時有發生。為保證一些官方代表團訪問順利，我駐有關國家使領館有時不得不提前與當地政府打招呼，防止誤將代表團成員當作偷渡者遣返。華人在俄羅斯等國投資興辦實業，對註冊資本的要求大大高於其他外國人。

　　如果說，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國「倒爺」向前蘇聯、東歐地區傾銷假冒偽劣商品，極大地破壞了中國商品的信譽，那麼一批中國人在這個地區的惡劣行為已經並將繼續嚴重損害整個國家和民族的形象。儘管有關國家存在法律不健全和官員腐敗現象，但不可否認，偷渡猖獗和某些中國商人素質低下是最主要的原因。如何防止少數不法份子和素質差的中國人在國外糟踏、侮辱中國人的美德，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其實於非沒有直面中國的根本問題。如果僅僅是「害群之馬」，為什麼華人在海外的道德敗壞行為成為普遍現象？於非承認道德敗壞「這樣的事並非第一次」，承認「在某國的一個大城市，華人犯罪竟然佔到當地犯罪率的60%」。我說不是「害群之馬」問題，是整個民族道德倫理淪喪的傾向性問題。能夠出國的中國人比起沒有出國的中國人可能道德品質還要好些，中國國內的社會倫理道德敗壞的更是讓人觸目驚心。媒體所議論的河南人誠信問題，北京一個村莊發生讓「東北人滾出去」事件，實際上並非河南人、東北人的問題，是整個中國的問題。河南人惹誰了？東北人惹誰了？於非將「偷渡猖獗」和「中國商人素質低下」作為主要原因，不是裝糊塗，就是信口開河。試問，中國人從清朝到民國，移民到海外的可不是小數目，看看東南亞國家的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柬埔寨、泰國，多少華人世代居住、生活、勞動、經商在那裡，為什麼在過去沒有發生華人道德和誠信危機？新加坡大部分人是華人，整個新加坡發生道德和誠信危機了嗎？臺灣人是中國人，為什麼在臺灣的中國人沒有發生社會道德和誠信危機？在中國土地上的臺灣、香港、澳門要比中國大陸道德、誠信，可以肯定說，於非文章!

中所講的是在中國共產黨專制統治下發生的事情，是共產黨製造了中華民族道德問題，誠信問題。

是的，這些道德誠信問題是在「國強民富」「繁榮昌盛」的背景下發生的，並不是在「舊社會」，並不是在封建制度下和中華民國制度下發生的。那位西漢的賈誼先生如果活到現在一定會對中國發生的事情百思不得其解，那位管子的所說「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在今天成了謬論。

馬克思說：「整個歷史也無非是人類本性的不斷改變而已。」（《哲學的貧困》）共產黨要把中國人的人性引向哪裡？毛澤東要改變歷史，要改變中國的人性，他發動文化大革命，他不允許人民講真話，誰講真話就抓誰；他帶頭講假話，還要鼓動全國人民跟他一起講假話；他要中國人民與傳統的道德觀念徹底決裂，他要「評法批儒」、「批林批孔」，他讓人民學雷鋒，樹立共產主義道德觀，成為聽話的奴才。鄧小平、江澤民要讓共產黨官僚這部分人先富起來，通過權力掠奪國家資源和剝削人民，製造社會兩極分化，製造社會不平等。中國人民失去了傳統倫理道德，也失去了所謂「共產主義道德」，中國人只剩下共產黨倡導的不道德不誠信，不知道什麼是真，什麼是假，什麼是善，什麼是惡，什麼是美，什麼是醜。中國人的真假、善惡、美醜觀已經整個顛倒，人們只崇拜權力和金錢，「道德」這兩個字已經從人們的腦子裡被剔除掉了。

李昌平的《我向總理說實話》，戰戰兢兢講了一些農村的真實情況，我們的青天大老爺朱總理也作了批示。但是會怎麼樣呢？在李昌平所在地區，他成了共產黨官員的敵人，省裡某領導憤然說：「監利怎麼搞這種人當書記！」有些上級官員指責他是「監利不穩定的核心」。其實哪個官員不罵他「傻帽」、「神經病」呢！誰能解決「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問題呢？靠共產黨「清官」嗎？

顛倒的中國社會對中國和中華民族的危害是長久的，共產黨是中華民族的歷史罪人。當以後的中國進入民主法制社會後，共產黨統治中國的歷史將會成為中國人民最寶貴的教材。它會告訴人們，專制制度是中國人民最大的敵人，是造成社會道德敗壞的根源。

2002年8月15日

原載香港《爭鳴》雜誌2002年9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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