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社會問題會導致社會不滿，但社會不滿如何威脅政治穩定則取決於其它因素。雖然短期內可以通過鎮壓來維持表面上的穩定，但如此做是否可以成為長遠之計，還是取決於那些導致社會不滿的經濟社會問題能否解決。換言之，導致潛在危機的那些問題的演變方向是否可以逆轉；如果可以逆轉，朝著好轉的方向演變，那幺這種著眼鎮壓的控制就是與時間賽跑，看能不能在問題全面爆發前控制住局面；但如果這些經濟社會問題不會逆轉，則不滿遲早會失控，而且，隨著時間推移，問題越發嚴重，控制越發困難，失控和政治不穩定越發可能；也就是說，政治肯定不會穩定。
我想從幾個方面分析說明，中國今天的社會經濟問題為什幺是難以逆轉的，這些問題在最近三年內全都浮上了台面，這並非偶然。
首先，從經濟結構看。中國的三農問題專家普遍認為，中國的農業已經破產了，農民如果只種地，除去投入成本和農業稅以及地方的收費攤派，結果是負收入。現在農民是靠外出打工才能應付農村基層幹部的攤派。加入ＷＴＯ後，問題會更嚴重。農業困境２０年內不會好轉。第二產業也存在嚴重問題。改革開放後發展很快的製造業主要是沿海地區的三來一補。原來龐大而行業齊全的傳統製造業在衰落解體，這一點在內地各中小城市看得很清楚。產業結構進步的正常趨勢本來是由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轉變，但中國的發展卻相反，由資本和技術密集型向勞動密集型轉變。所以我不久前提出，中國正在經歷著"去工業化"的階段，雖然中國引進了大批以勞動密集型為主要特徵的外資企業，但是整個工業結構中原有的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企業大批破產解體，這是中國的工業化道路的一種退化。現在國內對這個問題避而不談，反而強調要發展第三產業來帶動經濟。實際上，沒有一個發展中的大國能夠不走工業化階段而實現現代化的，在整個經濟實現現代化之前，第三產業不可能成為經濟成長的主要支柱。何況，目前中國第三產業的發展也主要是政府依賴型的。一是靠政府開支增加，如公費吃喝，公費購車，公費手機，公費遊玩等。另外就是靠"官員消費，別人買單" 而維持的黃色產業。中國無論多窮的縣，餐館酒樓和黃色產業都相當興旺，在哪裡吃喝消費的主要是政府官員，這就說明中國目前第三產業主要支柱的根基在哪裡。總之，第一、二產業退化，第三產業畸形發展，這樣的產業結構究竟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恐怕不難作出判斷。
其次，從經濟制度看，現實並不是像人們所企盼的那樣，隨著國營經濟比重的下降，私營經濟和正常的市場機制就佔據了主導地位，中國的實際進程是權貴經濟替代了計畫經濟。國有企業的改革基本上是失敗的，二十多年過去了，並沒有建成一個真正能替代原來的國有企業經營機制的新體制，目前的國有企業不是破產倒閉，就是被少數管理層控制而員工則極端不滿，還有少數尚能盈利的國有企業則主要靠原料壟斷或市場壟斷。由於國有企業改革一籌莫展，最後像國有企業改革和國有股減持等話題都已經被中宣部列入不許討論的議題清單。私有經濟發展也並不正常，現在很多的私有准私有企業往往是主業經營不良，卻在"包裝上市" 上作文章，即所謂的"做局""圈錢"，最近一兩年來上市公司中的一連串醜聞，從中科，銀廣廈，一直到前兩天曝光的華晨，都是這類例子。而且很多私營企業本身的發展也與權貴經濟緊密相連。
再次，從發展策略看，中國現在已經基本上已經放棄了有效的全局性發展策略，對內地農村和大多數內地城市實際上採取的是任其"自生自滅"的態度，主要的政策和僅有的金融資源都用來發展幾個"櫥窗"，如上海，北京，深圳，廣州等幾個大城市及其周邊地區。靠這些"櫥窗城市"吸引外資，而對其它地區則棄之不顧。所以國內有的學者稱這種經濟發展策略是"樣板戲戰略"。目前，由於第二產業長期不景氣，加上銀行壞帳過高而收緊銀根，出現了全國性的投資困境，就是在絕大多數行業都沒有投資和發展的機會，自然也談不上創造新的就業機會了。近一兩年來，媒體和大都市房地產開發成了商界最後的投資機會。所以，儘管投資辦報辦刊是"燒錢"的高風險行當，還是有人躍躍欲試。另一個投資熱點就是在大都市中心地區拆老房，蓋新房，這是典型的官商勾結，連黑社會都被動員進來強迫拆房和搬遷。
第四，金融瓶頸越來越明顯。９０年代中期，王紹光討論國家財政能力下降時，我曾指出，分析比較國家經濟能力的變化不僅要看財政能力，而且還應當包括國家對金融的支配能力，因為改革開放以來，雖然政府的財政能力下降了，但因居民儲蓄的迅速上升而使政府支配金融的能力明顯加強，結果，國家的經濟能力不是下降了，而是增強了。問題是，在權貴經濟下，國家支配金融資源的能力被各級官員用來營私舞弊，九十年代上半期炒作房地產和股票的熱潮依靠的就是銀行資金，由此種下了銀行大量壞帳和潛在金融危機的根子。政府的亂投資、浪費和腐敗，已經消耗完了財政可能利用的資金，也消耗掉了老百姓存在銀行的大部分存款，現在主要是靠引進外資在維持著經濟的基本平衡。由於國家財力被官員們掏空了，連必須的社會保障金（養老金等）都沒有資金來源，過去幾年中每年社會保障金入不敷出的"窟窿"都以幾百億的速度連續遞增。於是財政部就想用國企股減持的辦法到股市上"圈錢"，就是用國有企業那些不值錢的股票套取股民的錢來填補社會保障金的漏洞，因為股民是今天中國最後一個口袋裡還有一點錢的群體。但股民識破了這招，大量拋售股票，導致股市暴跌，今年年初，這招已經破產。最近政府為了安撫股民心，正式宣布放棄"國企股減持"。但是，社會保障金仍沒有足夠的資金來源，於是增加稅收就成了替代選擇，最近開始查富人的稅，就是個開頭。這很可能導致資金外逃。於是，國內媒體又開始宣傳要防止資本外逃。目前的資金外逃數量大體上與外資投入持平，一旦資金外逃超過外資投入，金融瓶頸對穩定發展的制約就會凸現出來。
最後，中國社會發展的兩極分化也是公認的現象。現在，已經沒人否認社會的兩極分化了。除了普遍都知道的下崗工人等新城市貧民階層的出現之外，還有一個很少有人注意到的現象，就是幾年前大學擴大招生後在校大學生人數翻番了，但就業機會基本上沒有增加。現在這批擴招後入學的大學生開始畢業了，這意味著今後大學生的就業率會大幅度下降，也意味著很多中下收入家庭傾全部儲蓄供養的大學生畢業後不可能幫助家庭經濟復原，還意味著目前大學教授靠提高學費創收的辦法維持的生活水平將無法長期為繼。大學畢業生受過高等教育，就業預期相對比較高，如果他們無法正常就業，實際上表明中國社會正常的社會升遷管道被部分堵塞，這是社會不穩定的長期性病灶。
其實，這些問題對國內瞭解情況的官員和學者來說並不新鮮，上面談的這些都取自國內發表的材料，只不過國內很少有人把它們系統地整理出來而已。胡鞍鋼和王紹光以及康曉光的報告應該說是比較全面地分析了這些問題，承認了問題的嚴重性。從這層意義上講，他們的看法應當引起廣泛的重視。
但是，承認問題的嚴重性，與判斷眼下穩定還是不穩定不同，後者是另一個題目。過去，當中國和蘇聯處於極權主義體制時，港臺和西方的一些記者和學者喜歡研究毛澤東和斯大林的個人性格和思想，據此來解釋、預測社會主義極權體制國家的政治動向；斯大林，毛澤東死後，又把分析高層權力鬥爭的動向看作判斷這類國家政治氣候的主要參考；在蘇聯的後期，有一些西方學者發現權力鬥爭分析模式不見得能判斷政治走向，就開始嘗試著用多元利益集團模式來分析，認為黨內派系之間的矛盾與不同社會利益集團的要求有關。
其實，今天中國高層雖然有權力鬥爭，但彼此也有共同利益。更重要的是，要看政治精英集團是否代表其它社會群體的利益，如果這個集團只是關心自身的利益，那末即便更換了領袖人物，這個精英集團的基本政策選擇也很難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因為，社會主義國家領導人更替的必然特點是最高領袖的個人強勢地位逐代遞減，因此領導人很難離開政治精英集團的支持而任意改變政策，更不敢違背政治精英集團的群體利益。從這個角度看，我不那幺關心短期內是誰上誰下，而是關注長期性問題，制約長期變化的因素是誰在台上都迴避不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