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彤：十六大不會放棄一黨專制是可知的

中國身患民主缺乏症，最需要民主。「共產黨領導一切」是十三億老百姓普遍痛苦的制度性根源，也是黨內腐敗和黑暗的制度性根源。這個一黨專制的惡制度不革掉，中國好不了，共產黨也好不了。一黨專制原本是國民黨特色，共產黨當年不但用口用筆，而且用刀用槍，聲討國民黨一黨專制。但共產黨的領袖在奪到政權之後，以暴易暴，變本加厲。前有毛澤東，後有鄧小平，不以專制為恥，害得共和國沒有共和制度，公民沒有公民權利。倒是蔣經國暮年，從善如流，在臺灣毅然開放黨禁報禁，還政於民。我多麼希望十六大也能爭口氣！不過中共領導的所作所為早已自行宣布：時至二十一世紀，它對專制仍無痛改前非之意，卻有愛不忍釋之心。

立地成佛是做得到的，中共領導不需要做什麼，只需要不做什麼──放下一黨專制的屠刀就可以了。蔣經國上世紀八十年代做到了，「與時俱進」的三個代表至今做不到。最低最低的村民委員會，被放在櫥窗裡邊展覽；最高最高的黨，卻躲在黑箱裡面千呼萬喚不出來。這真應了孟夫子洞若觀火的一句老話：是不為也，非不能也。

十六大不會放棄一黨專制，這是肯定的，可知的。既然如此，十六大還能解決什麼大問題！在堅持一黨專制的總前提下，能讓國家得到民主，公民得到人權嗎？能解除對輿論的管制嗎？能建立權力的制衡嗎？在「與時俱進」的各種東西之中，中國的貧富懸殊進得最猛，進得最快，一眨眼就已雄踞世界之最。這種貧富懸殊，和勞動、知識、信譽的競爭無關，它是獨佔資源和機會的結果，是特權造的孽，是腐敗的產物。十六大敢向特權和腐敗宣戰嗎？它能使官場擺脫觸目皆是、朝野共憤的腐敗嗎？它能使市場確立與世界接軌所必需的規範嗎？它能允許老百姓通過公平競爭來掌握和享受生產力嗎？它能允許大家獨立地自由地創造和傳播文化嗎？它能允許弱勢群體發出自己的聲音、組織自己的團體、創造自己的新生活嗎？它肯容忍全中國人成為有頭腦、有骨頭、有熱血、有抱負的自由人嗎？十六大肯這樣做嗎，敢這樣做嗎？我料定，十六大不肯，也不敢。十六大不可能開放黨禁、報禁、言禁，不可能啟動政治改革，不可能放棄絕對權力，不可能使中國成為名副其實的共和國。這都是可知的。我們不知道這個絕對權力什麼時候喜，什麼時候怒，什麼時候又會弄出什麼事情來使世界目瞪口呆，但是，它確確實實具有喜怒無常的本性，這仍然是可知的。

因此我的結論是：老百姓關心的大問題，十六大統統解決不了。中國的民主和中國人的自由，不應該寄希望於中共十六大。我和中共有很深的淵源。中共好，爭氣，我高興。中共病了，我願意替它開方子，希望它不諱疾忌醫，希望它好起來。中共不自愛，我替它痛心。中共專制腐敗，我憤怒。我很不願意出現這種局面，但我不敢自欺，不敢用「十六大將開創新時代」之類的假話來騙人。我看到，舊時代已經窒息，正在嚥氣。我知道中國人會有新時代，但中國人的新時代只能來自十六大以後中國人擺脫一黨專制的努力，絕對不可能來自這個堅持一黨專制的十六大。

十六大將如何載入史冊？可知嗎？事物的歷史意義本來應該交付後人去說。但十六大的份量，現在就掂量得出來。有消息說，十六大會期之所以被推遲，並不是準備工作不得力，而是因為領導人要出國，十六大必須給他「讓路」。原來如此。如果「讓路」屬實，那麼，十六大的份量也就可想而知：在領導心目中，十六大早已不是最重要，而是次重要，至少比出國低了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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