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為了平息民眾對兩級分化和大量失業的不滿，先是朱鎔基總理髮出向富豪開刀的號令以及劉曉慶的被捕，接著是在高規格的關於解決失業和加強社會保障的全國性會議上，江澤民第一次發表長篇講話。
最近，富比士大陸富翁排行榜上的第二名楊斌被拘和第三名仰融逃美，在境外媒體和網際網路上被炒得沸沸揚揚，而中共主流媒體卻諱莫如深，只用短短几十字透露了楊斌案，而對仰融在美國的公開露面則不置一詞。此二人的當下處境，凸現出一黨獨裁製度下的大陸生活之怪誕：表面繁榮、頌歌和穩定包裹著內在的貧困、怨恨和恐懼，特別是那些富豪們，守著億萬身價卻過著提心吊膽的日子。
剛剛出任朝鮮新義州特首的華裔荷蘭人兼朝鮮政治新人楊斌，被中共警方以經濟問題為由而監視居住。他之所以遭此厄運，絕非僅僅因為他在經濟上不乾淨，更在於他自恃自己是外國人，因為中共一貫奉行優待老外而歧視國人的政策。特別是，楊斌自恃受到朝鮮當局的賞識和具有金正日義子的特殊身份，可以借外國國籍和政治身份的雙保險，借中朝之間的盟友關係，化解大陸政府對其經濟問題的追究。所以，楊斌才不怕朱鎔基向富豪開刀的警告，坐鎮瀋陽的荷蘭村總部大肆張揚新義州特首的地位；才在毫無任何心理準備的情況下突然面對中共警方，一直強調自己身為朝鮮高級官員所享有的外交豁免權。而據境外各傳媒報導，楊斌被監視居住，主要原因恰恰不是因為經濟問題，而是因為金正日給他的政治身份惹怒了中共當局。同時，楊斌本身的張揚也應該是原因之一。
與楊斌相比，沒有雙重國籍和醒目政治身份的仰融，選擇逃遁就顯得更為明智。他在遼寧神秘失蹤四個月後，突然亮相於美國，並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公開聲稱：自己的秘密來美完全是為了躲避遼寧省當局的迫害。也許，仰融沒有撒謊，遼寧省政府確實利用特權搶走了他一手創建的華晨集團；也許，遼寧省政府握有事實依據，仰融真的侵吞了大量國有資產；也許，仰融會一去不歸，使這樁個人對政府的公案不了了之。但是，無論最後的結局如何，仰融的道路是大陸富人的共同道路，不僅私營老闆們如此，有背景的權貴們更是如此。即便他們個人及其公司總部還在大陸，其親屬的移民和資產的轉移早已開始，本人自由進出國境的後路也已經留好。正如仰融的妻女早已是美國公民，他本人也具有香港身份和美國綠卡。
在毛澤東時代，人們心向祖國，但是，究竟有多少人理解「祖國」對於每個個體的真實含義？而歷經災難的人們，在理解了祖國的蠻橫霸道之後，還會「雖九死而猶未悔」嗎？顯然不會！進入鄧、江時代，雖然人們口頭上高喊「振興中華」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但是，究竟有多少人還從內心熱愛「我的祖國」？從12歲的孩子到白髮老人，從留學到商務旅行，從中共貪官到私人大款，從冒險偷渡到政治流亡……用腳投票的大逃亡，無疑是最好的答案。
在國內，面對這些逃離「祖國」的人，無處可逃的人們表現得越發口是心非，內心裏嫉慕逃遁者，嘴上卻罵他們「賣國賊」。但是，無論出於怎樣的理由，無論對此做出怎樣的道德評價，逃遁者的選擇是明智的。他們之所以逃遁的主要動力，不是基於整體的抽象的宏觀的理由，而是基於個體的具體的微觀的生活經驗。難道追求個人的自由、安全和幸福，作為逃遁的理由，還不夠充足嗎！
有人會說：基於個人理由而不愛國，是自私的、冷酷的、貪婪的。而實際上，他們選擇逃遁，絕非因為他們沒有愛，反而是因為他們的愛已經變得很具體很人性很低調。他們自愛，想過免於恐懼的人性生活；他們愛自己的親人，想給親人帶來自由、安全和富足，所以他們才放棄了反人性的高調愛國。雖然，當下國人普遍奉行犬儒化的生存之道，但他們是從切身經歷中學會了犬儒化生存：當祖國被獨裁者劫持之後，正是祖國所要求的愛，才是極端的言行不一，才是自私、冷酷和貪婪。
當個人無權左右自己的命運而只能接受祖國的主宰時，當人民無法成為祖國的主人而只能成為祖國的奴僕時，祖國已經成為獨裁者奴役每個人的工具，道義高調不過是專制政權的意識形態。政權用祖國的名義壟斷對正義的解釋權，把祖國變成類似上帝的偶像，變成人人必須敬若神明之聖物，人們被要求必須崇拜祖國，恰恰是把人性之愛變成一種強迫和愚民。祖國之愛在獨裁者的操控下，自私到只為極少數特權者服務而忽略絕大多數具體的生命，貪婪到索要人們的無條件的愛，索要每個人的全部忠誠和絕對奉獻乃至犧牲，冷酷到壓制甚至殘害人的自愛和人與人之間的愛。
當柔弱的個人無力改變強大祖國的自私、貪婪和冷酷之時，選擇逃遁，就是對奴役制度的消極反抗，雖然無奈，卻理由充足。
2002年10月8日於北京家中
(新世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