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凌鋒的作品，最突出的感受就是他對中共專制疾惡如仇，無論時空千變萬化，他都是立場最堅定、旗幟最鮮明、以犀利筆鋒為武器的鬥士，他那種「橫媚冷對千夫指」的氣概，像一面鏡子，從中可以看到中國知識份子的軟弱（犬儒病）已經病入膏肓－－凌鋒的文章反映了他「立言」、「立德」，為天下「繼絕學」的情懷，也是給中國知識份子的反省和重新定位，作出了身體力行的榜樣。正如著名歷史學家余英時教授在為此書所寫的序言中所指出的，「他（凌鋒）的評論因為有親歷經驗作根據，無不入木三分；他的回憶，由於是痛定思痛的結晶，篇篇都有血有淚。我從歷史研究者的角度讀這些文字，第一個感想是：這正是最有價值的第一手史料。」
「觸覺敏銳、反應快捷」的凌鋒，事實上也是一個文章快手，他在港臺的報章雜誌上有不少專欄，在香港生活期間，甚至一天要為好幾個報紙寫專欄，與一般的名家不同，凌鋒對於各個媒體的約稿，不端任何架子，非常珍惜每一個表達的機會，尤其是在九七之後，他更是不遺餘力地向各個媒體主動投稿，因此你幾乎可以在各種非中共控制的媒體上讀到他的作品。有時，他甚至一天都可以寫幾篇評論，這就是在寫作為生的同行中也是鳳毛麟角。前年，陪凌鋒夫婦和于浩成先生從紐約驅車去普林斯頓，拜訪著名理論家蘇紹智、李洪林先生，當時蘇紹智先生曾問凌鋒，你是怎麼寫這麼多（文章）的？凌鋒一九七六年從上海移居香港，一直到九七年再移居紐約以後，馬不停蹄奮筆疾書，寫作成了他的主要生活方式，累積下來的作品少說也有一千萬字。因此，凌鋒也是一個高產作家。
與為生活奔波、「為五斗米折腰」的寫手們完全不同，凌鋒的寫作基本上是把經濟效益放在第二位的，比如他免費為《大參考》、《大紀元時報》、《新聞自由導報》、《新世紀》等多個媒體供稿。自一九七六年以來，寫作政治評論，已經成為凌鋒的主要生活方式，但他決不作無病呻吟狀，也決不為寫作而寫作，他是真正的「有感而發」－－不吐不快，並且有十分明確的目標。讀者看到的這本凌鋒自費出版《中共風雨八十年》的新著（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全球經銷），就是為了在中共建黨八十週年的時候，對八十年來中共禍國殃民的史實做一個清算。可見，對中共專制無情地揭露和批評，就是凌鋒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