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新權威主義——從一廂情願到自欺欺人

今年五月，美國著名哲學家德沃金(Ronald Dworkin)應邀訪問中國，回美後寫了一篇文章，發表在《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題目是「在北京認真對待權利」(「Take Rights Seriously in Beijing」)。這個題目使人聯想起他那本名著《認真對待權利》(《Take Rights Seriously》)。

德沃金寫到他在中國的講演以及和學生學者的交流。他發現，很多中國學生和學者都表示出對自由民主的嚮往，然而，其中不少人又表示，他們認同現階段當局採取的嚴厲的政治控制，尤其是對有組織的抗議和獨立的政治活動的控制，認為那是保證實現長遠的民主目標所必需。他們說，自由民主的目標可以在不太遙遠的未來實現，然而，這種目標將如何實現，他們卻並沒有什麼清楚的概念。

德沃金並非中國問題專家，可是他從這次訪問中發現了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德沃金在文章最後寫道，雖然中國政府已經放棄了毛澤東時代那種極端的意識形態的極權主義，但是今天的中國人應當擔心的是一種更老式的，也許是更持久的壓迫形式：那就是由一些什麼「主義」都不信，但掌握了巨大權力，並決心用一切手段維護其權力的人所施行的統治。

德沃金的洞察力令人欽佩。不過這也許不需要什麼過人的洞察力，只需要足夠的誠實。不難看出，德沃金提到的那些中國學生學者的觀點就是所謂「新權威主義」(或曰「新保守主義」)。問題是，時至今日，我們的新權威主義者們難道真的還不明白，他們的那套觀點，如果說在早先還只是一廂情願的話，那麼到今天只能是自欺欺人了嗎？他們聲稱他們在原則上認同自由民主，然而他們在實際上卻支持專制，容忍甚至支持對自由民主的殘酷鎮壓，與此同時，他們還宣布中國正在向民主穩步邁進。

我們知道，新權威主義是在1988年由幾位中青年學者提出來的。其主張可以概括為「先現代化後民主化」。不過早在1987年反自由化運動中，時任國務院秘書長的陳俊生就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說，「最近中國學者越來越注意到臺灣和南朝鮮經驗，他們沒有民主化，也已實現了現代化。」

在1989年，紐約的《華僑日報》發表了趙紫陽和鄧小平的一段對話：

趙：國際上有一種新權威主義理論，現在國內理論界正在討論。這個理論的要點是：在落後國家實現現代化要有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需要權威的強人作為推動力，而不能採用西方民主。

鄧：我就是這個主張，具體的提法可以再斟酌，再考慮。 又有一說，鄧的回答是：我就是這個主張，但是只做不說。

注意：陳俊生在文章中提到臺灣和南朝鮮的經驗「沒有民主化也實現了現代化」，從而暗示中國也可以採用同樣的辦法，但只是暗示，陳俊生並沒有明確宣布要採用沒有民主化而實現現代化的道路，更沒有明確表示要先現代化後民主化，也就是說，陳俊生並沒有對民主化作出承諾。

至於趙紫陽和鄧小平的對話就更有趣了。首先，這段對話不是公開發表在國內報刊上，而是發表在海外的中文報刊上－－通常，這是當局中某些人有意向外透露的。這種曲折迂迴做法的妙處在於，一方面，當局釋放出某種信息，給那些喜歡揣測中共領導人心理動機的人留下廣闊的想像空間；另一方面，又可以避免產生直接後果，可以不承擔責任。

其次，更重要的是，在這段對話中，趙紫陽和鄧小平也都沒有對民主作出任何承諾。他們所講的「新權威主義」並不包含「先現代化後民主化」的內容，而只是「沒有民主化的現代化」。

不難看出，新權威主義者提出自己的主張為中共現行政策辯護，自以為和當局志同道合，其實只是一廂情願。中共只是利用新權威主義，中共從來沒有接受新權威主義。中共從來沒有對民主作出承諾，它從來沒有表示過要「先現代化後民主化」，它要的是「沒有民主化的現代化」或「只現代化不民主化」。不過在現實政治中，新權威主義既然同意在現階段維持專制，正好適應了中共的現實需要。在中共自己的意識形態徹底破產的今天，當局正好樂得借過新權威主義為己所用。但這並不僅僅是中共的問題，它同時也是新權威主義自身的問題。

新權威主義扮演的角色是頗為奇特的。它是中共官方的非官方辯護人。新權威主義是在為中共官方辯護，但是它採用的是非官方概念系統，它並非中共官方自己的理論。

新權威主義聲稱它是以自由民主為目標。這就好比是開出了一張支票，上面寫著「給中國人民自由民主」。可是，這張支票至少有以下三個問題：

首先，這張支票沒有寫明兌現的日期。

當年清政府宣布預備立憲，公開說明瞭實行憲政的日期(先是說九年，後又縮短為四年)。國民黨在推行軍政、訓政和憲政三段論時，也明確規定了各階段的大體時間(訓政期先定為六年，後來因戰事有所延長)。而新權威主義卻始終不講明實行民主的具體日期。這意味著他們可以把權威統治任意延長，把民主目標任意推後。

第二、這張支票也沒有寫明兌現的步驟。

民主化既然是一個過程，那麼，作為一種對民主的嚴肅莊重而非自欺欺人的承諾，新權威主義就該給人們提供一套民主化時間表或曰進度表。清政府九年預備立憲清單對每一年應該展開何種工作完成何種進度都有具體的規定，國民黨的訓政綱領也詳細規定了由縣而省而國的逐步自治以及其他計畫。有進度表，我們才便於檢查督促，我們才能夠正確地判斷我們究竟是在漸進，還是在漸退，抑或只是原地踏步。新權威主義拒絕提供進度表，這就為延遲以至阻止民主化大開方便之門。

第三、更重要的是，在新權威主義開出的這張支票上並並沒有中共當局的簽字蓋章，因此它根本就沒有任何效力。

清政府和國民黨承認要實行憲政或民主，那是見之於他們的正式法令和文件的，如今的中共當局，卻壓根也沒公開宣布過要實行自由民主。相反，中共當局倒是不厭其煩地一再重申它堅決反對和平演變，反對言論自由，反對自由競選，反對分權制衡。不錯，中共有時也講到民主，講到要逐步擴大和發展民主，但是，它講的是它自己那一套「新詞」(New Speak)，講的是所謂「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其內涵，朝好處說，是含糊，模棱兩可；朝壞處說則是黑白顛倒。換句話，新權威主義代中共政府給了我們一張民主支票，但這張支票中共當局自己從來沒有承認過(倒是多次否認過)，它只不過是新權威主義者自己從私人的拍紙簿上撕下的一張「白條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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