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義是社會公認的價值觀念、道德標準、行為準則；私利就是個人的恩怨、得失、升遷、好惡等等。公義所指代有不同，私利所系古今一貫。老百姓從來不乏奉獻向善之心，做什麼怎麼做依時代準則而變；政壇領袖按緊大眾的政治興奮點去實現自已的信念。比如：希特勒以種族淨化、爭取生存空間為名屠殺猶太人、發動二戰；日本軍國主義者以大東亞共榮為前景，驅使子民侵略中國和東南亞；甚至美國民間，以文明優劣作口實的種族歧視，也在相當長的時間裏頗為流行。表面上看，這些災難很多不是標榜中公義內容或原意，確實又是打著它的旗號，上下協力所為。
統治階層中，始作俑者居心叵測自不待說，協從人等也裝聾作啞、為己圖謀（足可編出新「好了歌」）。比如：大躍進初期，劉少奇到河北徐水參觀小麥「衛星田」，「沉著臉看了一天，一句話沒說地走了」。沒有他們助紂為虐哪來「三年困難時期」（實事求是不見了）。1959年，彭德懷上萬言書本與結夥反黨無涉，毛澤東所言「六億人民士氣可鼓不可泄」也不無道理，若是毛彭沒有夙怨，彭等罪不至於掃出歷史舞臺（恰如其份不見了）。文革時期的周恩來，說違心的話做違心的事，總理尊榮毫髮未損，更不曾干擾「毛主席的偉大戰略佈置」，犧牲的全是無辜臣民（革命正義不見了）。1989年的鄧小平，為維護共產黨的特權，血腥鎮壓民主運動，打出的招牌竟也冠冕堂皇－－反對動亂，安定團結（政治改革不見了）。
事實上，在戰爭和政治運動等等破壞性活動中，民眾有受騙上當、被人利用的可悲之時，也有假公濟私、泄憤報復的可恨之處。文革初起時基層的群眾運動就是一例：有了「用階級觀點看待分析一切，階級鬥爭無處不在」之類的思想方法和政治標準，就可以打著革命與正義的招牌，把平素耿耿於心拿不上台面來評說的人際恩怨寫在大字報裡，清算在批判會上。所謂深文周納、無限上綱，打擊異已、假公濟私。還有人為了不被列入革命隊伍的另冊，拋出同學同事親朋好友，顯示自己緊跟形勢不落人後，有大義滅親的公理而於心無愧。有一些批判揭發發生在「覺悟提高」之後，那覺悟就是當時的價值觀念。那些表態前痛苦猶豫、對運動不知所從、在理論與現實間百思不解的人，才是信仰多、私心少，不會混水摸魚、無意牟取私利，真拿理論、公義當回事的。
不消說那些主義、理論本身就隱含邪惡或者並不周正，即使面面俱到做起來也不可能週全。因為事情是賢愚不肖的人去辦的，所謂的「理想主義者」也有打小算盤的一面。公私兼顧乃人之常情、勢所必然、中外一律、尊卑莫免。到頭來，結果與初衷背道而馳，公義也弄得名聲狼籍，無人與聞。流傳人間上千年的共產主義理想在中國的遭遇就是這樣。其實，民族、國家需要形而上的道德約束和發展目標，現在中國弄到道德淪喪、人慾橫流的地步，朝野上下都有責任。
說到底，公義雖然常常淪作小人的幌子、強梁的工具，其對人類行為畢竟還有束縛，謀利販私只能在它的背後和陰影裡進行，說明人類還有希望。雖然人們假它之名做了很多壞事，人類的文明進步還是靠理想、公義推動的。發展哪有不付代價的？由此，我們再看到偉人、領袖也做過許多壞事，建設、進步的事業伴生著不少差池的時候就無須大驚小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