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後，內蒙古軍區又召開緊急會議，研究對策，採取了一系列激化軍民矛盾的措施：軍區各單位人員嚴守崗位、晝夜值班，進入戰備狀態；將集體收存的槍支彈藥全部發還個人，沒有武裝的工兵、測繪隊員、退休幹部也一律武裝起來；軍區作戰部增派2個連，加強後勤部和司令部的保衛工作；下令4931、4925、4754等部隊的5個連向呼市秘密集結；動用駐呼市部隊的5個連，接管重點單位（如呼和浩特鐵路局、電廠、內蒙古自治區黨委等地）；出動11輛宣傳車上街宣傳，組織軍區政治部人員到待命的部隊中進行反對「造反派」組織「呼三司」的宣傳工作；向下屬各軍分區發文，進行形勢教育，並大量印發宣傳品，介紹「呼三司」「反黨亂軍」的「罪行」；指示「保守派」組織派人到全國各地說明「真相」；由內蒙古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張德貴赴京向中央軍委匯報。
內蒙古軍區黨委向中央軍委的匯報材料說：「呼三司」、「8．18」等「造反派」組織「反黨亂軍」，「死保」內蒙古自治區黨委負責人高錦明、權星垣、李質等人，維護「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些「造反派」組織成員的政治成份「複雜」，混入了各種「階級異己分子」，其成員的60%出身於「地、富、反、壞、右」，受高錦明、權星垣、李質等人操縱，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組織」；而「紅衛軍」、「工農兵」、「無產者」等群眾組織則多由工人、農民、復員轉業軍人、下層幹部組成，「出身好」、服從領導，是「革命左派」組織。
就在1月23日這一天，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布了「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這個決定的出籠源於毛澤東對安徽兩派群眾組織衝突問題的批示。毛指示林彪：「應派解放軍支持左派廣大革命群眾。以後，凡是真正革命派要求支持援助，都應這樣做。所謂『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應重新發出命令，以前的命令作廢。」但是，誰才是「真正」的「革命左派」呢？他們的對立面屬於什麼性質？如果「革命左派」衝擊了軍隊，又該怎麼辦呢？毛澤東對此似乎也不甚了了。
1月28日，中央軍委又下發了由林彪口授的「軍委八條」，其中包括一系列「不許」、「不准」、「不得」等嚴令。這個文件第1條規定：對那些證據確鑿的反革命組織和反革命分子，堅決採取專政措施。第5條則規定：即使是左派，今後也一律不許衝擊軍事領導機關。內蒙古軍區得此「令箭」，大受鼓舞，對「造反派」組織的態度更加強硬了，軍民衝突也隨之升級。一旦軍隊介入地方政治並被授權鎮壓民眾，就必然會以對敵作戰的姿態，將手無寸鐵的民眾視為「敵人」而大打出手，直至釀成軍隊殺人的血案。
內蒙古「造反派」組織從2月2日凌晨開始，在內蒙古軍區大院外連續靜坐64小時，到2月4日晚6時仍得不到軍區的答覆，於是組成了「見劉昌百人代表團」求見劉昌，要求軍區於10分鐘內答覆。軍區置之不理，於是該「代表團」舉旗列隊進入軍區大院，剛進門20多米，便有數百名武裝軍人將隊伍沖成幾段，對「造反派」組織的代表施暴。這些軍人數人對付1個請願代表，拳打腳踢，揮舞皮帶，用槍托猛擊；有的軍人抓住女性代表的頭髮往地上按，有的拉著倒地者的手腳往外拖；一位女學生被幾個軍人追打，打倒3次直至昏死過去；一男學生被反扭雙手，邊抽耳光邊拉入室內拷打，拍照後又被推出門外；連軍區幹部的家屬小孩也上前助威，揚沙土、扔石頭。面對軍隊的以強凌弱，「造反派」成員只能高聲斥罵，「反革命」、「不拿槍的敵人」、「中國人民的敗類」、「要文鬥不要武鬥」的呼喊此起彼伏。
求見劉昌的第二、三、四批「造反派」代表被押到軍區大樓內，樓門口和每層樓的樓梯上都站著全副武裝的官兵，「代表」們每進一道門、每上一層樓都受到拳打腳踢，最後被關進了軍隊臨時設置的「審訊室」。軍人們反覆喝斥：交出頭頭來！誰是你們的黑後臺？而自認為奉毛澤東「造反有理」號召的「代表們」則個個大義凜然，以高唱《國際歌》、高呼「毛主席萬歲」來回答軍人的審問。惱羞成怒的軍人們對著「代表們」架起了機槍。這種場景與中國民眾在以往充滿了意識形態宣傳色彩的電影中非常熟悉的鏡頭極為相似。唯一不同的是，大義凜然的不是「中共地下黨員」或「抗日游擊隊員」，而咆哮威脅的也不是國民黨特務或日寇；相反，對抗中的雙方是同「為毛主席而戰」的「革命造反派」和「人民子弟兵」解放軍。據不完全統計，從2月4日晚6時至2月5日凌晨2時，從軍區大院抬到醫院的「造反派」重傷者達20人之多。
在此期間，架著機槍的軍方摩托車在呼和浩特市的街道上巡邏，宣傳車的高音喇叭徹夜不停，「保守派」組織則到處張貼標語、散發傳單；軍隊枕戈待旦，重要機關的門口都設立了武裝崗哨，內蒙古自治區的首府籠罩在恐怖和瘋狂之中。
2月5日清晨，受到重創的「造反派」重整隊伍又在軍區大院的門口聚集，而小露鋒芒的軍區則森嚴壁壘，一片死寂。上午10時，軍區向「造反派」頒布了3條命令，要求其撤離軍區大院的門口，否則後果自負。而「造反派」則繼續在門口靜坐。中午12時許，發生了本文開頭描寫的軍隊殺人事件。韓桐中彈倒下後，雖然「呼三司」的學生們要往裡沖，但「河西公司8．18」的工人造反派拚死攔住，這才避免了一場更大的流血慘案。
內蒙古軍區軍訓部副部長柳青開槍射殺學生韓桐一事並非偶然，而是內蒙古軍區的陰謀，目的是通過無端殺人而激怒學生，一旦憤怒的學生衝擊軍區，就讓軍區有了大規模開槍鎮壓的口實，從而可一舉剿滅與軍區對抗的「造反派」組織的成員。這已為軍區官兵私下的言論所證實。例如，看守被軍區拘壓的「呼三司」學生的一名軍人對被捕者說：「我們真佩服你們的策略，打死韓桐那天，你們不沖，如果沖的話，機關鎗一突突，兩千個也死了。」另一個軍人糾正道：「甭說兩千，就是三千也玩兒完。」又如，內蒙古軍區副司令黃厚半個月後在北京談判時曾表示：「當初呼三司沖軍區時，一切都準備好了，就是沒機會動手，如果把他們幹掉了，現在省了多少麻煩！」顯然，內蒙古軍區的負責人認為，開槍殺死一名學生後，「呼三司」的其他學生肯定會衝擊軍區大院，這樣軍區就可以用「軍委八條」為理由，將「造反派」組織的成員殺一批、抓一批。但工人「造反」組織成員的冷靜應對使內蒙古軍區製造大規模血案的陰謀破產了。
四、中央調查內蒙古軍區製造的血案
內蒙古軍區大院門口殺害學生的兩聲槍響驚動了北京。1967年2月6日，即柳青開槍的第二天，國務院、中央軍委發出了特急明碼電報。全文如下：
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內蒙古軍區、呼市三司和呼市紅衛軍（均請軍區轉）：
在內蒙古軍區發生的事件，應該立即停止，事態不要擴大。請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內蒙古軍區、呼市三司和呼市紅衛軍四方面各派3-5名代表來北京商談解決。我們於2月6日派飛機來呼市接你們的代表。據悉，軍區周圍有一師範學院同學中彈致死，如確，應嚴追凶手和指揮者，查出後應予法辦，並向死者家屬致唁和予以撫恤。
該電報發出的第二天，「呼三司」的小報將其全文轉載。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電臺立即播出消息：內蒙古軍民衝突，一學生中彈致死。這一事件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國際影響。
2月10下午，周恩來、蕭華在人民大會堂小會議室召開了內蒙古「四方」（自治區黨委、內蒙古軍區、「呼三司」、「紅衛軍」）代表的會議。當周恩來追查開槍殺人事件時，內蒙古軍區矢口否認自己的責任，於是周恩來決定立即派內務部部長曾山帶法醫赴呼和浩特市調查。2月12日，內務部部長曾山率調查組抵呼和浩特市驗屍，查明死者乃被軍隊的手槍子彈射殺。
當中央開始追查殺人的責任者時，內蒙古軍區主使柳青開槍殺人的將軍們害怕了。他們一方面在鐵證面前堅不認罪，一方面試圖消滅證據、蒐集偽證、製造假相、嫁禍於人。軍區下令由柳青的下屬（一位營職軍官）另行組織一個調查組調查此案。內蒙古軍區給調查組佈置的任務是：一，提供證人，證明軍區沒人開槍；二，設法證明此案是「呼三司」或「8．18」自己製造的；三，證明那些可能提供案件真相的人是「反革命」、「壞份子」。
內蒙古軍區準備製造血案之前曾命令軍區管理局臨時組織了一支擔架隊，他們中的兩個人曾親眼看見柳青開槍。為了「消滅」證人，在柳青殺人的當晚12時，這支擔架隊的12名成員被內蒙古軍區逮捕，收繳了他們的槍支和筆記本。在此後的一個多月中，他們被秘密審訊多次，每次都伴以毒打。當這些曾參與痛毆「造反派」的軍人秘密寫信向周恩來求救後，遭到了更殘酷的拷打。然後，內蒙古軍區以「階級異己分子」的罪名將這些軍人關入大牢。此外，內蒙古軍區還毀壞了柳青作案用的手槍，逮捕了搶救過死者韓桐的醫生田光、將韓桐送到醫院的司機高交雲，甚至監禁了曾傳播真實消息的軍官家屬侯鳳英。
與此同時，內蒙古軍區與「保守派」相配合，全面奪取當地黨政機構的權力，繼續鎮壓「造反派」，試圖鞏固自己的地位。軍區參謀長王良太曾私下表示過，當時內蒙古軍區為了逃避責任而不得不「全力對付北京」。2月9日，內蒙古軍區機關和直屬分隊的幹部、戰士數百人在軍區門外痛打一百餘名「8．18」「造反派」和三軍院校的學生。參謀長王良太親自指揮，將70餘人拉進軍區大院毒打，然後關進大牢。當天，軍區以「機關聯總」的名義出動了60餘輛卡車，滿載持槍荷彈的士兵，在全市武裝遊行。
槍殺事件發生後的2個多月裡，周恩來先後8次接見內蒙古各方的代表，釐清事實，調解糾紛。1967年4月13日，中共中央發布了「關於處理內晌侍獾木齠ā梗ǖ筆北荒諉晒諾鋇爻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