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浩以後的生活怎麼辦，我一點都不敢想，他還能幹點啥呢？」18歲的李艷麗是個樸實的農村姑娘，來北京打工已經一年多了，濃重的河南口音透露出深深的悔意。她身旁，坐著弟弟李浩然，他似乎沒有聽到姐姐的話，只是茫然地看著自己陌生的左腿。直到現在，這個還不滿16歲的少年依然不能習慣剛剛安裝的假肢。
悲劇發生
昌平區北七家鎮曹碾村是一個很普通的村落，在一片雜亂的農舍中，得天毛線廠毫不起眼，以至於許多當地農民都無法準確指示它的方位。然而，就是這家小小的私營企業，曾經是李艷麗姐弟的全部希望。
「雖然掙得不多，但總比在家裡種地強。」李艷麗說，她家在河南省郾城縣，靠種4畝薄田為生。每年賣幾頭豬，再加上父親在農閑時打打短工，根本無法讓這個家庭擺脫貧困。而李艷麗在得天毛線廠幹了一年，就往家裡寄了2000元。「在我們那兒，這可是筆大錢。」她說。
於是，李艷麗決定把剛上初中的弟弟也帶到廠裡一起打工。「我尋思著，他不愛讀書，以後遲早也得出來。」徵得了父母的同意後，今年春節一過，姐弟倆便雙雙啟程北上。
由於年紀小，弟弟在廠裡被安排的活兒不多，主要是打掃廠區衛生，其中，三臺梳毛機是打掃的重點。這是一種加工毛線原料的機器，必須定時清理，按照正規程序，全部清理完畢之後，弟弟應該離開機器，由工人開機試車，以檢查清理效果。
「真正幹活的時候沒有這麼嚴格。」弟弟李浩然告訴記者，「那樣太耽誤時間，一般都是我一邊清理，他們一邊檢查。只要不在同一臺機器上操作，就不太可能出事。」
但是，不太可能的事偏偏就真的發生了。
今年3月19日，是李浩然來京打工的第14天。那天很冷，姐弟倆一如往常地忙著手裡的活兒。下午6時35分，李艷麗突然聽到一聲慘叫，抬起頭，發現工友們都紛紛跑向那三臺梳毛機。「當時，我的心一下就提到了嗓子眼。」李艷麗說，「我知道，小浩正在那裡清理機器。」
她急切地扒開人群，被眼前的景象嚇呆了：弟弟躺在地上，臉色蠟黃，血肉模糊的左腿上面壓著一臺梳毛機。原來，那三臺機器的開關排列在一起，當天的操機工人在檢查一臺剛剛清理好的機器時，不小心按錯開關，啟動了李浩然正在清理的另一臺機器，於是，悲劇瞬間發生了。
「大家怎麼把機器挪開，怎麼把小浩抬出來，怎麼叫的救護車，我全記不得了。」李艷麗回憶說，當時她的腦子一片空白，只有眼前晃動著的嘈雜人群和弟弟的一件被血浸透的衣服。血色鮮紅，刺得她幾乎睜不開眼。
直到把弟弟送進急救室，李艷麗才恢復了些神智，坐在醫院走廊的長凳上，她突然悲從中來，大哭不止：「我回去怎麼跟爸爸媽媽交待呀？」
她就這樣坐著，直到第二天凌晨。
悄悄截肢
李浩然住院的那些日子，正趕上北京武警二醫院床位非常緊張，以至於最初幾天，他的床位不得不被安排在走廊裡。
「小浩，姐姐來看你了。」那幾天，李艷麗在醫院和廠子之間來回奔波，每次看到弟弟因為失血過多而蒼白的臉龐，她就難過不已。在為弟弟掖被角的時候，她有意地看了一眼弟弟的左腿，被白紗布厚厚地裹著，看不出有什麼異樣。「我想，總算是不幸中的萬幸，不落下殘疾就好。」
然而，她沒有想到，這點微薄的希望也落了空。過了一會兒，廠裡負責處理這件事的人把她叫到一邊，神情嚴肅地說：「艷麗，你要有心理準備－－－你弟弟的腿已經被截肢了。」
李艷麗又一次驚呆了，愣了一會兒，她飛快地跑到醫院辦公室，要求查看弟弟的手術同意書。她想知道，出事那天她一直在場，為什麼沒有人徵求過她的意見？
替她在同意書上簽字的是毛線廠的廠長李長壽。他告訴李艷麗，當時怕她受不了這麼大刺激，所以當醫生徵詢意見時，他沒有透露李艷麗的身份，而是代她做了主。
「從病人當時的傷勢看，截肢是惟一的辦法。」李浩然的主治醫生叫張軍，今年10月18日，他接受記者採訪時，對當時的情況記憶猶新。他介紹說，外來打工者受傷做手術，由所在單位領導代為簽字的情況非常普遍，「一般而言，他們的傷勢都比較嚴重，如果等家屬來北京，就會延誤治療。」但他同時強調，如果家屬就在現場，單位領導自行代簽肯定是不合適的，這至少是對病人知情權的不尊重。
無論如何，弟弟已經失去了左腿，李艷麗欲哭無淚。過了好一會兒，她才重新回到弟弟的病床前，突兀地在他耳邊用堅定的語氣說：「小浩，相信姐姐，咱怎麼走來的，咱還怎麼走回去。」
弟弟無力地睜開眼，看著她，點了點頭。
一份聲明
6月2日，事發後的第74天，李浩然的傷終於養好了，開始嘗試著適應假肢。直到這個時候，李艷麗的父母才在女兒打來的電話中得知了這個不幸的消息。「不是我不打電話給他們，廠裡天天有人跟著我，不讓我打。」李艷麗說，廠長總是勸她，李浩然的病還沒好，父母來了也幫不上忙，只能幹著急。就這樣，時間從春天走到夏天，二老才知道兒子究竟出了什麼事。
懷著悲憤的心情，父母連夜趕往北京，一家人抱頭痛哭。他們恨廠長，更恨那個開錯機器的人，可是，怨恨又有什麼用呢？「他還這麼小，今後怎麼辦？」李父憂慮地對記者說，「我們農村人沒文化，找工作本來就難，小浩現在又變成了殘疾，這更是難上加難。」得天毛線廠是個私營小企業，職工都沒有上保險，儘管李浩然的醫療費和裝假肢費是由廠裡出的，可是以後的費用呢？這始終是父母的一塊心病。他們算了算，兒子70歲以前換假肢的費用是25萬，「我覺得，毛線廠應該拿這筆錢。」李浩然的父親語氣堅決。
由於雙方就這一問題達不成協議，李浩然的父親便把毛線廠告上昌平區人民法院。
讓李家人沒有意料到的是，毛線廠廠長李長壽在開庭時語出驚人：李浩然根本沒在該廠打過工，所以他們沒有賠償義務。為證實這種說法，他當庭出示了一份由李艷麗親手書寫的聲明：弟弟不是得天毛線廠的職工，而是由她帶著到北京玩的。
「這份聲明我是被迫寫的。」李艷麗氣憤而痛苦地說，她記得很清楚，今年4月25日，李長壽把她從晚上10點一直關到凌晨兩點，逼她寫這份聲明，否則就不給李浩然安裝假肢。「我知道他為什麼要我寫這個東西，但我沒辦法呀。」李艷麗說，安裝假肢要兩萬餘元，以她家的經濟條件，是負擔不起這筆費用的。她當時天真地以為，如果真要打官司，廠裡的工友會為她作證。但是，開庭那天，她驚訝地發現，即使是最好的朋友，也都站到了廠長這一邊。
目前，這起官司仍在審理之中。10月30日，法院將再次開庭。
人去樓空
10月18日，記者耗費數小時趕到昌平時，發現毛線廠已人去樓空。
「他們早就不開工了。」當地一位老農指著毛線廠虛掩的大鐵門，對記者說。推開門，只見院子裡雜草叢生，廠房基本上都空了，偶爾能看到一兩個落滿塵土的破櫃子，整個廠區一派寥落景象。
過了一會兒，一個中年人從一間平房裡走出來說，他是留守人員，毛線廠已經停產兩三個月，廠長李長壽也很久沒露過面，至於什麼時候能來，他說不准。
離開毛線廠後，記者馬上撥通了李長壽的手機，想進一步瞭解情況。聽明瞭記者的意圖後，李表示他正在外地辦事，不方便說話。此後，他的手機就再也撥不通了。
返回市區，正好是學校放學時間，一路上，很多學生輕快地穿梭於這座城市。而在河南的一個小山村裡，一個同齡男孩卻在為自己的傷腿痛苦不堪。什麼時候，他也能像眼前的孩子一樣快樂呢？
（《京華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