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滋病，21世紀的中國國難？

一提起「艾滋病村」，大家就會想到河南上蔡縣的文樓。但實際上，在河南，像文樓這樣的「愛滋病村」遠遠不止一個－－文樓村的曝光不過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
　　
日前，本報記者根據一些愛滋病感染者提供的線索，奔赴河南實地採訪，在經歷了一系列困難與艱險之後，終於瞭解到了遠遠超出我們想像的真實的情況。
　　
一
　　
公元2001年11月13-15日，第一屆中國愛滋病性病防治大會在北京國際會議中心召開。

河南衛生廳的負責官員帶著「防治愛滋病表現突出」的光環參加了這次會議，他放大後的照片也張貼在大會展覽區裡，令各界、各國參會者矚目。在向大會提交的論文裡，河南省衛生廳用輕鬆的筆調分析了河南的愛滋病流行情況，並肯定「問題已經得到控制」。
　　
也就在這次大會上，一封署著一些來自河南商丘的愛滋病感染者的，以及一些在京社會工作者的姓名的信件被送到了參會的聯合國官員以及國家衛生部副部長殷大奎手中，信中指出，感染者們並沒有得到有效的救助，「河南地方政府和衛生部門仍在極力掩蓋愛滋病在當地蔓延的事實真相」。
　　
本報記者與這些來自河南商丘的感染者取得了聯繫，並於11月19日晚起程奔赴河南省商丘市睢縣。出發前，記者對此次採訪的難度做好了充分的心理準備，據說在河南愛滋病流行嚴重的地區，比如文樓，就專門有一些工作組，任務就是對付前去採訪的記者，扯膠卷、扣錄像帶、撕採訪記錄，反正能破壞採訪，就盡量破壞。
　　
11月20日中午，記者到達了河南省睢縣城關鎮，提前聯繫好的幾個愛滋病感染者已經等候多時，他們告訴記者，形勢很緊張，縣裡面對外來的人尤其是新聞媒體很敏感。記者表示估計，隨後，文字記者與攝影記者分走兩路進入了東關村。
　　
引路的村民告訴記者，東關村是一個行政村，由於靠近縣城，交通方便，人口稠密，所以在1995年前後，村外不遠處設立了血站，很多村民都去賣過血。從1999前後逐漸出現一些愛滋病患者－－不過那時他們還不知道是愛滋病，今年開春以後發病的人越來越多，後來上蔡縣文樓村曝光了，他們才意識到自己也是同樣的問題。該村民告訴記者，他也是一個感染者，他所在的自然村－－東關南村，今年開春以來，因為愛滋病發作已經死了20多人了，其中就有他妻子。記者問他有什麼證據證明是愛滋病，他向記者出示了他在縣醫院檢查的「HIV抗體實驗陽性（初篩）」的化驗單，他告訴記者，那些死的人身前症狀和他差不多，而且都賣過血。
　　
記者想起，今年8月23日，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衛生部副部長殷大奎公布了中國愛滋病感染狀況，他指出，今年疫情上升，與90年代初期，個別省份內的部分地區違反規定和操作規程採集人體血漿用於製造生物製品的原料有關。一些地下和非法採漿站為了經濟利益，大量採集和收購農民的血漿，不按標準的操作規程採集血漿和進行愛滋病病毒抗體的檢測，造成了一些有償供血漿人員交叉感染愛滋病病毒。殷部長還講述了這些地區非法採供血漿導致愛滋病傳播的詳情：「因為是政府打擊的行為，所以私自偷採，由於條件很差，如果血型都是一樣的，就混在一起，放在一個大的容器裡，進行離心分離。分離以後，上面蛋黃顏色的叫血漿，提出來做白蛋白、凝血因子，沉澱下來的叫紅血球，用生理鹽水稀釋以後又輸還給賣血者，這是造成愛滋病毒傳播的重要的原因。」
　　
記者向該村民詢問，情況是不是像殷部長說的？他告訴記者，採血過程確實如此。血站只要血漿而把血清回輸，一般一次抽出800毫升血液，離心分離後再回輸400毫升血清給他們，每次給45元錢。
　　
45元？！記者驚呆了，這錢算什麼？這是「賣血」還是在「賣命」？正遲疑間，他遞給記者一本《供血證》，記者打開血紅的封皮，第一頁「供血須知」上寫著：「……三、凡符合體檢標準的供血者，一次可供血（漿）200-400毫升。四、供全血間隔時間為三個月以上。供血漿間隔時間為二週以上。」記者往後翻，沒有體檢記錄，也沒有化驗記錄，只有一個採血記錄：「4月1日，400CC；4月3日，600CC……」記者拿著這本封皮印有「衛生部監製」，1995年4月1日由睢縣紅十字血站簽發的質地考究的《供血證》久久說不出話。
　　
接下來，記者聽到了更無法相信的事，「那時侯，縣長還在電視上講話，說賣血好，有利國家，有利個人，讓俺大夥『獻血致富奔小康』。」眼前這個樸實的莊稼漢子一邊說著眼圈開始紅了，「現在俺老婆死了，俺也，根本就沒人管過，您說，俺該找誰去？」
　　
二
　　
進入東關南村，記者走訪了一些感染者家庭，記者瞭解到，這個人口不到1000的村子，賣過血的人數估計有5、6百個，其中至少應該有一半以上是愛滋病病毒感染者，但縣裡衛生及相關部門卻從沒有下來調查過，而對今年開春以後大量死人的情況，縣裡更是不聞不問，裝聾作啞，只當沒發生。而村民們也不敢告訴別人自己的情況，他們怕被人嫌棄，甚至不敢去醫院看病，也不敢告訴醫生自己有病，擔心得不到治療－－實際上，他們中大多數也根本沒錢去治療。他們的孩子在外受到歧視，甚至不能上學。
　　
在一戶姓王的村民家中，記者瞭解到，王某弟兄倆是感染者，王某的妻子、妻弟也是感染者，王某的弟媳已經因為愛滋病發作在今年8月去世了，家中只有年老的母親和未成年的孩子是健康的，王某告訴記者，他最擔心老人和孩子的未來，「他們將來怎麼辦哪？」而王某的母親則在一邊哭泣：「說不要去（賣血），非去，造孽啊！」
　　
當記者和攝影記者在另一個村民家中相遇時，情況已經瞭解得差不多，而攝影記者的拍攝卻始終無法有效展開，大量的感染者圍在我們身邊，不停向我們訴說自己的遭遇，並希望記者能為他們提供幫助。人越來越多，場院裡擠滿了正經受病毒折磨的感染者，還有他們的家屬，死了父親的孩子，失去兒子的老人……
　　
「再待下去恐怕會出問題！」攝影記者提醒說，「肯定會驚動縣裡的！」於是大家決定迅速轉移－－事後證明，這一決定真是英明果斷。
　　
大家向南繞道而行，抵達了尤吉屯鄉小林店村，這裡有一個愛滋病患者孫某，已經進入晚期，不能動盪，躺在家裡等死。
　　
剛一走進孫家院門，記者就看到孫某躺在屋前一個破沙發上晒太陽，妻子在一邊為他趕著蒼蠅－－他四肢無力，連蒼蠅飛到臉上都無力去拂。聽說記者來，孫某掙紮著揚了一下頭，卻再也沒力氣說什麼，嘴角擠出一絲笑容，眼角卻滾出了淚珠。
　　
孫某34歲，1995年先後在開封、商丘等地賣過血，縣裡血站也去過兩回。1999年開始出現症狀，今年3月10日連續數十日發燒，全身起皰疹，家裡為了給他治病，把能賣的東西都賣了，藥吃了無數，吊針打了上百瓶，後來有醫生說這是愛滋病沒法救了，而孫家也確實無錢求醫問藥了，就把他拉回來，現在就天天靜候著死神的召喚。
　　
孫某的父母都年過70，他老父親因為腦中風半身不遂，老人拄著枴杖哆哩哆嗦問記者是哪裡來的，一聽說是北京的，老人眼睛一亮，「他這病是賣血吃的大虧，你說，這病在北京能看好嗎？」
　　
孫某妻子告訴記者，他們有兩個孩子，大的10歲，小的9歲，現在因為孫某的病上學受到影響，而村裡人也都不敢上家裡來。她告訴記者：「這病這村裡別的（病人）還有，但都不敢說。」
　　
正在採訪中，記者忽然接到東關村一個好心村民偷偷打來的電話，他告訴記者：「你們前腳剛走不到十分鐘，縣裡來了好幾輛車，好幾十號人把村子圍住了，問是不是來了記者。你們快走吧，很快就會找過去了。」記者問都是些什麼人，他告訴記者，都穿著便衣，很多不認識，但有幾個是派出所的，他認識。
　　
記者並不怕與地方政府打交道，但考慮到攝影記者拍攝的膠卷的安全，大家還是決定迴避為好。其實記者最顧慮的是，既然是警察，為什麼都穿著便衣，這不能不讓人覺得蹊蹺。或許是記者多心，但不能不想到，一旦發生衝突，地方政府也許會倒打一耙，說記者不經協調就下來採訪，結果與村民發生糾紛－－這種情況匯報其實並不少見。
　　
離開孫家後，大家一直向南走了數里地，到了南關鎮，這時天已黃昏。我們找到一戶人家稍作休息，一個一直陪同我們的村民回東關村打探消息。天黑後，他回來告訴我們，整個東關村以及附近方圓數里的地方都被監控了，所有要道都有人把守，而且包圍圈還在擴大，附近所有旅店晚上10點都要把入住登記交到派出所檢查。情況越發複雜了，我們不能不再次迅速撤離。
　　
當晚，我們坐著一輛車燈打不亮的三輪摩托，向20多里外的一個聯繫過的好心農戶家中奔去。車在漆黑的夜色中行駛，一彎明月掛在天邊緊緊跟隨，蒼茫的天幕裡什麼也看不見，記者突然明白了什麼叫做「月明星稀」。
　　
三
　　
11月21日，我們守侯了一上午，東關村那邊偷偷傳來消息，縣裡的人昨晚到凌晨3點才撤，今天一早又把整個村子都監控了，看來幾天內都不會有放鬆的意思。採訪肯定沒法繼續進行了，怎麼辦？
　　
經過商議，我們決定離開商丘，南下駐馬店市新蔡縣與另外一個報社的記者會合，據說那邊有一個東湖村，愛滋病流行也很嚴重。我們沒有直接南下，而是取道商丘市。但到了商丘，我們得知，新蔡的局勢也很緊張，文字記者還湊和，攝影記者很容易出麻煩，偏偏我們一行主要是攝影記者，怎麼辦？
　　
天無絕人之路，當天晚上，一個自由撰稿人打來電話，他正在開封市尉氏縣作愛滋病專題攝影，那邊管制得鬆一些，他拍了兩天了沒事。那邊愛滋病流行的情況也很嚴重，而且是正在死人，他到的前一天死了一個愛滋病患者，他拍了送葬的過程。而就在當天夜裡，又有一個患者死去，「如果你們及時過來，還能拍到東西！」我們立即決定，第二天一早奔赴尉氏。
　　
11月22日下午，我們趕到了尉氏縣邢莊鄉新莊村，一位姓丁的大爺接待了我們，他是老共產黨員，當過20嗄甑拇逯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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