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脫離以意識形態治國的政教合一的窠臼；
2、以維護既得利益集團的政治權力壟斷和保持社會穩定為基本政治目標；
3、仍然拒絕分權制衡與民主參與，不過對司法的控制比以前要弱一些；
4、仍然否定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雖然其控制力會比以前小一些，但控制仍是無所不在；
5、私有財產有了根本的合法性，並且經濟起飛也具備了現實可能性；
6、在外交上，這種右翼專制政權將奉行傳統的地緣政治和強權主義，對外則宣傳某種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以國家利益而不是以意識形態的原則來確立外交親疏的基礎，並以此姿態加入新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
陳奎德還進一步分析了中共轉變為右翼專制的客觀現實性。他指出：
1、在國際上，西方國家比較能容忍右翼專制政權，對共產左翼政權更不能容忍。陳奎德這一分析，可從十年來中美關係的相對穩定得到印證。
2、如果俄國和東歐各國在民主轉型後的數年間，其總體經濟狀況未能擺脫困境，則中共右翼政權可以僥倖保住其獨佔的政治權力。這十年來，中共一直大肆渲染俄國和東歐國家的「亂象」，也確有不少人因此而降低了對政治改革的熱情。
3、經濟起飛的成就可為中共重建所謂政績合法性；
4、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以及由此孿生出來的所謂「國情特殊論」在短期內可作為右翼專制政權的政治資源；
5、由於右翼專制的無原則的機會主義性格，它可能創造某種出其不意的政治聯盟，開闢新的政治組合空間，並從而鞏固其統治。關於這一點，只消想一想中共允許資本家入黨就行了。
應該說，陳奎德對右翼專制的預測和當今中國大陸的現實是大致吻合的。其先見之明，令人嘆服。這裡我再作幾點補充說明。
首先，今日中國的右翼專制是直接從昨日的左派獨裁或曰共產極權制度轉化而來，因此它還帶有極權主義與後極權主義的若干特點。最重要的一點是，在這一轉化中，道統，尤其是法統並沒有改變。在中國，仍然是同一個共產黨在掌權，而共產黨仍然自稱共產黨；固然，今天的中共實際上更強調鄧小平理論，現在又加上所謂「三個代表」，但是中共仍然宣稱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宣稱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是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一脈相承。
《紐約時報》文章提出問題：當中共走上右翼專制之路時，它是會像臺灣和南韓那樣，經歷長時期的改革而成為民主國家呢，還是會像菲律賓的馬科斯政權和印度尼西亞的蘇哈托政權那樣，由於經濟停滯和貪污腐敗而垮臺？
考慮到中共由左派獨裁轉變為右翼專制的特殊方式，考慮到當今中國還兼具極權主義與後極權主義的若干特點，我們必須指出，共產黨畢竟不是國民黨，因此大陸很難重複臺灣的道路。
第一、國民黨從一開始就認同憲政民主理念，它把實行威權統治視為權宜之計，因此在國民黨內部，要求回歸憲政，要求還政於民的主張總是合法的、正當的、可以理直氣壯的。南韓、菲律賓和印尼的情況也差不多，連當年智利的皮諾切特軍政府也不能不從原則上承認憲政民主，只敢把自己當作臨時性的過渡性政權，因此在這些右翼專制的統治下，民主力量總擁有一定的正當生存空間。
中共卻相反，因為中共從來沒有承認過憲政民主原則，就在這次十六大上，江澤民講話還再次重申反對所謂西方式民主，因此在中共內部，要求實行憲政民主的呼聲總是不「合法」不「正當」的。國民黨開放民主是順勢運作，可是要共產黨開放民主卻不能不依賴民間反對力量和黨內的反對力量逆流而上。
第二、臺灣、南韓，以及菲律賓和印尼，民主化以前就是傳統私有制和市場經濟，民主化以後還是私有制和市場經濟，不存在經濟改革經濟轉型的問題。在這些地方實現民主化，只需要開放政治、實現政治和解就行了。
中國大陸卻不同，中國大陸原先是公有制計畫經濟，中國大陸還需要實現化公為私的經濟改革或經濟轉型；與此同時，中共又不是像蘇聯東歐那樣在民主化的前提下實行經濟轉型，中共是在堅持一黨專制的前提下實行經濟轉型的。由於缺少起碼的公共監督和民主參與，中國的私有化必然導致權貴私有化，導致權勢集團公然地、大規模地搶劫公有財產，因此中國的經濟改革，一方面是連續多年高速發展，另一方面是史無前例的殘酷血腥、不公不義、傷天害理。現今中國的貪污腐敗，不但在程度上遠遠超過當年的臺灣、南韓，也超過當年的菲律賓和印尼，而且在性質上要比菲律賓和印尼的情況還惡劣百倍。正像我早就指出的那樣，中共先是用專制的手段滅私充公，然後又靠專制的庇護化公為私，兩件相反的壞事居然讓一個黨全做了。難道不比蘇哈托治下的印尼還惡劣百倍嗎？
由此可見，中國很難像《紐約時報》文章所設想的重複當年臺灣或南韓的道路，中國的前景甚至比菲律賓和印尼還危險得多。除非我們大家及時行動起來，向中共當局施加壓力，為時不算太晚地促成中國的民主化，否則中國必將陷入極大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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