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主制度之下，沒有這個問題：主權在民，每一屆政府均出自人民的自由選舉。在君主專制時代，也沒有這個問題：君權神授，君權天授。惟獨在一黨專政時代，合法性問題大成問題－－名義上主權在民，實際上人民並沒有選擇政府的權利。政府的權力究竟從何而來？政府憑什麼統治人民？不能不令人生疑。
建政初期，這個問題還沒有凸現－－成王敗寇，戰勝的一方也就可以宣稱自己上臺是人民的選擇。但那個時候的人民的選擇，僅僅賦予那幾屆政府以合法性。合法性的取得不可能一勞永逸，因為畢竟主權在民，上幾屆政府為人民所選擇而取得權力，並不就等於權力成了他們的私產，他們可以傳子傳孫傳萬代；所以，他們那幾屆的合法性不能自動賦予後來的政府以合法性。根據主權在民的原則，他們退出歷史舞臺，便意味著人民自動收回了授權，人民有了重新選擇政府的神聖權利。但事實上並非如此，後來的政府並非出自人民的重新選擇，而是出自統治集團內部的傳承。一方面統治者竟然可以將權力傳子傳孫；另一方面，被統治者在建政初期行使了選擇權利之後，他們的兒輩孫輩便永遠喪失了選擇政府的權利，祖輩的選擇否定了子孫萬代的選擇權。所有這些無不是對主權在民這個神聖原則的嘲弄。主權在民得到公認，乃至寫進憲法；事實上卻是典型的權力私有制。隨著這個矛盾的愈演愈烈，政府的合法性問題越來越凸現出來。
這個問題，當局也意識到了。之所以強調經濟建設中心論，一方面是以此轉移視線，迴避意識形態上的論爭，迴避對政府合法性的追究；另一方面，是想以政府承認人民的經濟自由為交換，換取人民對政府的統治權力的默認，從而給自己賦予一定程度上的合法性。這個設想，在經濟改革早期，是可行的；因為那時都窮怕了，政府能夠把人民經濟上的鐐銬解開，讓人民去找吃找穿的，人民已經很滿足了；別的哪顧得上。但隨著經濟改革的深入，這個法術逐漸失靈。這一方面固然是因為溫飽問題基本解決，人民不再滿足於夠吃夠穿；另一方面，更是因為權力私有制這個痼疾越來越扭曲了經濟改革，使經濟改革和社會公正逐漸成了兩條軌道上的車，大多數人被剝奪，財富越來越嚴重地向權力階層傾斜。在這種情況下，社會矛盾－－主要是權力階層和被統治者的矛盾－－便處於不斷增長的態勢中。政府的合法性問題因此又凸現了出來。
對這個問題，當局的解決之道，依然是經濟建設中心論，期望以經濟發展抑制社會矛盾的增長勢頭。如果經濟發展一直有保障，社會矛盾的增長勢頭追不上經濟發展的勢頭，當局的這個期望在一定時間內是可以實現的。但問題在於經濟的發展本來就有週期性，有漲有跌；經濟發展的勢頭因此不可能總是超過社會矛盾的增長勢頭。更何況由於權力私有制的肆虐，給經濟發展增加了巨大阻力，經濟發展的空間已經非常有限。再指望經濟發展的勢頭超過社會矛盾的增長勢頭，現在是太不現實了。換句話說，當局把全部賭注都押在經濟發展上，但現在經濟發展已經靠不住了。用經濟手段來解決政治危機，不再有可行性。一旦哪一天經濟列車突然中止運行，正在不斷積聚著的社會矛盾就會再也無法抑制，就會像地火一樣地噴薄而出。
當局必然要面對人民對其合法性問題的質疑和挑戰，這是沒有辦法迴避的。既然如此，當局就應該丟掉幻想，準備鬥爭。不是與時代潮流鬥爭，不是與人民鬥爭，而是與統治集團內部的頑固勢力鬥爭、聯合人民的力量與統治集團內部的頑固勢力鬥爭。這樣做的一個必要前提是信任人民。當局應該認識到，這種鬥爭未必會導致動亂。因為人民比他們更怕動亂－－亂起來了，當權者可以席捲民脂民膏跑到英國美國當移民，十幾億老百姓往哪兒跑？而現政府則是中國社會中唯一 一支有組織的力量，唯一 一支能夠穩定社會的力量。所以，不到萬不得已、不到生不如死的地步，人民是不會揭竿而起去打倒現政府的。只要現政府還有一點改革的意願，人民就會寄望於他們，期望他們通過自上而下的革命完成制度創新。
即便不少流亡海外的自由主義者、民主主義者，也只主張改變體制而不是改變執政黨，也只反對一黨專政而不是反對一黨執政。一黨執政並非完全不能接受，印度有過一黨執政，日本也有過一黨執政，民主化之後的臺灣也依然是一黨執政。但印度、日本和當今臺灣的一黨執政，與一黨專政有著本質的區別。印度、日本、當今臺灣式的一黨執政，是憲政條件下的一黨執政。執政黨的每一次上臺，都通過真正的選舉來實現；權力的合法性因此不成問題。執政黨的權力僅侷限於行政系統，必須受到立法、司法方面的強有力的制約，因而是一種有節制有限度的權力，不是無限權力。執政黨內部的派別分化是公開的和合法的；一黨執政因此不等於壟斷，不等於沒有競爭……。一言以蔽之，一黨專政是黨治，是極權政治；憲政條件下的一黨執政則是法治，是民主政治。一黨專政必須退出歷史舞臺；而為保持中國社會的穩定，憲政條件下的一黨執政則必須登上歷史舞臺。
實行憲政條件下的一黨執政，執政黨將仍然是共產黨。因為在一黨專政時期，中國社會的自組織能力已經遭到最大限度的摧殘，能夠向中國共產黨挑戰的黨派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形成，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也就不會遭到致命威脅。這樣，中國共產黨就有足夠的時間（至少三十年）來吐故納新，徹底改善自己，使自己完全適應在民主社會中生存。一旦作為過渡形態的憲政條件下的一黨執政結束，中國進入多黨競爭時代，中國共產黨就沒什麼好怕的，就可以如魚得水。這樣做，人民的利益，國家的利益，共產黨自身的利益，就都有保障，皆大歡喜。
最好的選擇不是沒有。但現在的第三代願不願意做這樣的選擇，有沒有能力做這樣的選擇，則很難說。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自然是中國之福；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中國，我就只好為你哭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