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蠻的穩定和無良知的秩序

維持政權穩定和權貴集團的既得利益，乃是六四後中共執政的首要目標，保持經濟高增長，申辦奧運、世博會和加入WTO，對美國採取現實低調的姿態，收買社會精英，剝離黨營經濟的不良資產，用改革代價論說服失業者，為戶籍制和農村土地制度的延續進行辯護，在農村實行費改稅，大力張揚三個代表、村民自治、行政改革和立法司法改革，不間斷的全國性嚴打，嚴厲打擊法輪功和其它異見者，加強言論管制和封鎖網際網路，作反腐敗秀和追究富人偷漏稅……所有這一切政府行為，無一不是從維護穩定的所謂大局出發。

最近，中共智囊康曉光發表的《未來3-5年大陸政治穩定性分析》一文，對此做了赤裸的表白：1、利益分化導致強勢精英階層和弱勢底層群體之間的全面對立，兩者與現存秩序的關係也完全不同。前者是現存秩序的主要受益者，所以也是維持穩定的主要力量。2、執政集團奉行國家機會主義策略，只要能維持政權穩定和權貴利益，怎麼幹都行！實在的既得利益代替了空洞的意識形態號召，成為政權凝聚社會精英的主要力量，發財致富的少數人群，不僅是權貴家族，還有各類社會精英。3、政治精英、經濟精英與知識精英形成了惟利是圖的利益共同體，他們壟斷著所有的公共權力和稀缺資源，對政治、經濟、文化和市民社會等主要公共領域具有絕對的控制能力。而後者是現存秩序的主要受損者，他們曾經有過的比較優勢在每一方面皆喪失殆盡，政治上沒地位，經濟上日益貧困，文化上毫無發言權，更無法組織獨立的民間社團，只有在忍無可忍之時做鋌而走險的群體反抗。

另一份由智囊胡鞍鋼、王紹光和丁元竹執筆的報告《經濟繁榮背後的社會穩定性問題》，從危機預警的角度為康曉光指出的不穩定因素提供了量化的數據支持，警告中共高層必須正視可能導致社會動亂的底層因素和社會問題。

康曉光是從正面論證現政權完全有能力維持穩定，胡鞍鋼等人是從反面指出威脅穩定的社會危機（兩極分化的不斷加劇和失業群體的持續擴大，腐敗現象的愈演愈烈和基層反抗的日趨嚴重），這一正一反的進諫之言，無非是向最高當局強調：當下中國，對政權穩定構成最大威脅的，已經不是任何精英群體，而是底層的不滿、怨恨和群體反抗。

統治集團收買社會精英

江澤民執政的十三年，統治集團對社會精英實行利益收買，而知識精英和經濟精英在利益上依附於統治集團的局面，在「三個代表」提出之後日益公開化。「三個代表」之所以被御用精英們吹捧為「新時代的中國共產黨宣言」，就在於它正式宣告了中共政權賴以維持的社會基礎的轉變──由貧困者或無產者轉向富裕者或有產者。當下中國的階層劃分，已經由政治身份轉向經濟身份，由革命性轉向了資本性。工農大眾由名譽的主人翁變成被剝離的不良資產和社會邊緣群體，由共產革命的主力軍變成了獨裁政權的主要防範和鎮壓的對象（如法輪功等各類民間宗教組織和上訪請願示威的農民和失業工人）。而資本家和知識份子由被專政被改造的對象變成了先進生產力的代表，由中共政權的敵人變成政權的主要社會基礎。中國社會已經進入了階層的兩級大分化，但絕非毛澤東時代的絕大多數人民大眾和一小撮階級敵人之間的對立，而是極少數以中共政權為核心的社會精英和絕大多數以工農為主體的底層民眾之間的對立。所以，在精英同盟的眼中，農民、失業工人和其它邊緣群體構成對秩序穩定的主要威脅。所以十六大期間官方防範的主要對象，除了法輪功和異見者之外，還要加上失業下崗工人、流動性極強的農民工、復員轉業軍人和離退休老幹部。

同時，執政集團及其附庸精英們也非常清楚，儘管利益受損的底層群體都懷有強烈的不滿甚至怨恨，但是他們並沒有形成有組織的利益共同體，他們對現存秩序的反抗是分散的局部的邊緣化的，因而也是容易控制的。特別是在每一次大規模的局部反抗爆發之時，除了進行嚴厲鎮壓和信息封鎖之外，也要適當地施以小恩小惠的安撫和輿論勸誘。換言之，只要中共保持住對權力的壟斷，只要精英同盟牢固，只要保持民間社會的一盤散沙的狀態，政權的穩定和精英同盟的既得利益就有保障，因為中共政權有能力利用恩威並重的手段，平息任何分散的局部的底層反抗。正如康曉光所言：「高度集權消滅了一切政治對手，並使國內無法產生一個合格的取代者或繼任者，……客觀上造成了一旦沒有共產黨的領導中國大陸將出現權力真空的局面，而這種局面又強化了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導致天下大亂的預期。這樣就有效地使人們接受既成的政治事實。」而首先接受這一既定政治現實的群體就是所謂社會精英，並由精英們的言論勸誘和行為示範而使全社會接受：中共獨裁乃為不可改變的政治現實，因為離開了中共獨裁就必然天下大亂。

現在，幕僚型知識精英與其主子的配合已經很熟練了，甚至在表面上就是傳統的仁君與忠臣之間的天仙配。主子做出尊重忠臣們進諫的俯身傾顧姿態，哪怕是面對逆耳之諫言，也能泰然處之。幕僚們做出敢於諍言犯上的忠誠姿態，哪怕是指出巨大的陰暗面和危機。一方面，江澤民時代的中共高層提倡幹部的年輕化和知識化，善於表演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和官員虛心向專家請教的統戰秀。中央政治局常委們，或幾個或全體，經常帶頭出席專家們的經濟和法律等講座。而每一次這類講座新聞見諸於媒體，請來的專家講些什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江澤民朱鎔基李鵬等人對這種形式的表態，還要輔之以被邀做報告的專家獻媚性言談，大講能給第三代領導集體講課何等光榮，在如此謙遜好學的政治家的領導下，中國的前途將多麼光明。另一方面，高級智囊的奏折不斷地流向社會，成為人們窺測高層動向的重要渠道之一。90年代初，何新的奏折頗為流行，據說，放逐著名異見人士、用生存權的優先地位來應對西方等策略，皆是出自何新的內參。鄧小平南巡之後，由太子黨潘岳組織知識份子寫作的奏折影響最大。流行於精英階層的奏折，先後有針對六四後的政權穩定的《中國的國家安全戰略》（幾乎同時風行一時的《第三隻眼看中國》一書，是「安全戰略」奏折的擴充本，也是由潘岳策劃而由北師大的王山執筆的），為三個代表進行理論辯護的《政改報告》，如何處理由法輪功引發的民間宗教問題的《馬克思主義宗教觀應該與時俱進》，換言之，太子黨幕後策劃而幕僚型知識精英捉筆的奏折，已經成為權貴與知識精英互惠互利的固定模式。

主子與幕僚的天仙配

2002年6月下旬，由朱鎔基導演了主子與幕僚之間的天仙配，成為十六大前醒目政治風景。先是由中共主流媒體破天荒地公布了朱老闆就經濟問題諮詢12位經濟專家（這些專家們進行學術走穴的市場身價隨之大幅上漲），接著是這些專家提出的意見相繼見諸於媒體，其中既有辯護又有預警。辯護者如：樊鋼等經濟學家反駁美國人章家敦的「中國崩潰論」，林毅夫反駁楊小凱的「後發劣勢論」，康曉光等人反駁「不穩定論」；預警者如：吳敬璉和胡鞍鋼等人對目前可能爆發的社會危機（腐敗、失業、兩極分化、金融黑洞等）的嚴厲警告；最後是中共針對弱勢群體可能導致動亂的警告，召開關於失業和社會保障的高規格會議，江澤民第一次就嚴重的兩極分化和失業問題發表長篇講話。

顯然，康曉光和胡鞍鋼等人的言說本身，就是知識精英依附於政治精英的現身說法。在10月30日，也就是離十六大召開僅有一週之時，胡鞍鋼又搖身一變，從危機的預警者變成了光明的預言者，他在接受中新社記者採訪時高調宣稱：「展望中共十六大，中國將提出更加明確的現代化進程：未來十年經濟總量翻一番。綜合國力方面大大加強。人民生活全面超過世界平均水平，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他還強調：「中國保持社會相對穩定、實現經濟持續穩定增長，再用二十年的時間，將成為世界經濟強國。」 胡鞍鋼最近還提出「中國社會的第二次轉型」，即中國在經歷了由計畫向市場的第一次轉型之後，將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第二次轉型階段，十六大的主題就是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做出戰略部署。如果說，鄧小平理論是第一次轉型的指導思想，那麼，「三個代表」就是第二次轉型的指導思想。

顯然，只有完全看權勢者臉色行事的智囊，才會如此善變的翻雲覆雨，其奏折，一會烏雲密佈而看不到一點陽光，一會又滿天艷陽而沒有一絲陰霾。這充分說明，在當下中國，實際上沒有什麼各界精英之間的同盟，而只有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對政治權貴的依附，知識精英的話語完全看政治權貴的臉色而定，精英論證完全服從於最高當局的政治需要，而從來沒有發自知識良知的心聲。

通俗文化對民眾軟性同化

與高級幕僚的奏折相配合的，是通俗文化對民眾進行軟性同化。一系列收視率頗高的帝王戲，對江朱體制的吹捧已經肉麻得無以復加，「奴才該死」和「聖上英明」，成為後現代高科技傳媒裡的前現代奇觀；一系列《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式的市民戲，對知足常樂和為黨為國分憂的宣揚已經精緻得天衣無縫。最近，在中央電視臺黃金時段熱播的連續劇《省委書記》，除了主題歌高奏的個人崇拜的旋律之外（如，歌詞有「跟著他，跟著他，我們什麼都不怕」），又提出了著名的「破船論」：現在的中國像一艘瀕臨沉沒的破船，實在容納不下現有的冗員，要麼大家都賴在破船上一起沉沒，要麼就必須讓一部分人下船。儘管中共要代表最廣大人民的利益，但是嚴峻的現實是，為了拯救這條破船上的全體國人，現在只能留下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精英階層駕駛並修復破船，而讓一部分民眾做出下船的犧牲。所以，導致大量失業的改革，正是中共第三代為了免於破船的沉沒而做的努力。也就是說，大量的失業現象實為不可避免，是為修好破船必須付出的代價。黨和國家向民眾保證，決不會忘記為修船付出代價的民眾，下船只是暫時的且會得到補償。一等到這條破船基本修好，黨和國家就會把下船的人們重新接到船上來，一起開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遠航。

真要欽佩御用知識精英的獻媚術和灌輸術的精到，通過螢屏上的省級官員之口來演繹江核心的「三個代表」，通過主題歌脅歡戲錘吹母璐拾凳炯掏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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