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偏不諳世事的孩子嘴饞鄰居家的肉香，纏著爸爸要吃肉。男人掏出家中僅剩的5塊錢，咬牙買下了一斤豬肉。當久違的肉香讓孩子們歡呼雀躍時，絕望的父親在裡面撒下了耗子藥……
下崗、失業，這些伴隨城市經濟體制改革而來的特有現象，如驟然降臨的寒流，突襲城市最龐大的平民階層。貧困，像一隻猝不及防的黑手，撕裂了塗抹在城市表層的繁榮。
在瀋陽，這座曾經是中國最大最輝煌的工業城市，就流傳著類似的民間文本。它是如此尖銳、鮮明地切入這座城市繁榮下的內核，讓人直視其無法躲閃的現實。城市貧困，這個沈重得讓人無法呼吸的命題，這個關乎一個群體命運和生存出路的命題，讓我在洞察一座城市歷史性的轉型陣痛之餘，對於那些淪為弱勢的底層人群懷有強烈的人文憂思：
他們現在怎樣生存？他們又將怎樣生存？
工人村：頹敗的城中之城
到過瀋陽的人會經常感覺自己生活在一座由兩張皮硬堆在一起的城市。在市中心的和平和瀋河區，林立著所有的高檔住宅、豪華酒店和購物中心，在這裡看見奔馳、寶馬的機會要比在北京長安街上多得多。而在大廠雲集的鐵西區，你很難找到一座五層以上的像樣飯店，出租車也懶得光顧這兒－－因為拉不上活兒。瀋陽70萬下崗職工的大部分就居住在這個39平方公里、75萬人口的傳統重工業區。
工人村是鐵西最大的住宅小區，聚居著一家幾代的產業工人。老人們至今回憶起50年代的工人村，總也掩不住難抑的豪情。今天天安門城樓上巨大的共和國國徽還記載著鐵西人昔日的榮光；那時，158棟典型的蘇式三層居民樓，在全國率先引領了「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的現代住宅潮流。然而今天，寬闊的工業區已變得沉寂，這兒早成了有名的「虧損一條街」。該市統計部門提供的資料表明，瀋陽現有工業企業數1188家，其中有501家屬虧損企業；國有控股工業企業數590家，其中超過一半面臨虧損的命運。而這些國有大中型企業中，80%以上集中在鐵西工業區。
「廠子都黃了，全叫貪官給整的！」在工人村裡，人們守著年久失修的老房子紛紛向我訴說。那些房子在日新月異的城市建設中日顯破敗，宛若風燭殘年的老人。廠子不行了，房屋、管道維修和取暖費一時成了問題。「沒人管我們了。」人們感到惶恐、無助、失重。
黃昏的勞動公園。老人們向我談起癱瘓的公用服務系統，從今年開始暖氣開始分戶，不交暖氣費的不送氣，按每平米19元計算，每家每年至少要交800到1000多元暖氣費。劉大爺一家為了省掉這份開支，去年冬天硬是生生地挨了凍。「屋外零下4度，屋裡是零下3度。」
凋敝，大面積的國企凋敝，使得偌大的工業區幾成了一座空城；與此同時，在居民區，大批下崗失業人員，還有眾多名曰「放長假」實際卻被永遠拋離崗位的人們，越來越多地奔波、遊蕩在工人村的角角落落。到處可見攢動的人頭，在菜場、街邊、公園和夜市，人們已經淡忘工作日和雙休日的界限－－「工人村」徹底成了「度假村」。
在工人村整齊的大道兩旁，擺滿了各種各樣的小攤：賣菜的、賣水果、日用品的，永遠用飢渴、慇勤的表情招徠著稀落的光顧者。類似的小本買賣勉強維持一個下崗工人家庭一個月的生活費，這種脆弱的家庭經濟支撐體系往往不堪一擊。專家們指出：目前在城市中，大多數除工資以外沒有其他額外收入的家庭只能維持低標準的生活水平，他們經受不起任何社會經濟風險，一旦遭遇風險，馬上跌到貧困線以下。國際上常用「貧困邊緣（NearPoor）」一詞來描述這種狀況。而工人村的家庭早就習慣了沒有固定工資的生活，有的10年前就失去了領工資的機會，在輾轉變更的短工中換取基本生活費。
貧病，鐵西的憂鬱
「鐵西這地方，賊窮！」51歲的王亞君扯著嗓子，漲紅著臉說。她患有嚴重的甲亢，拖了好幾年不治，因為沒有錢。
「治一次得花4000塊，媽呀，上哪弄這麼多錢？」她一說話就激動，將脖子上突起的腫物指給我看，「醫生說過，弄不好會發生癌變，管它呢，活一天算一天，死了拉倒……」
她對自己的病有種聽天由命的坦然。
兒子的死是王亞君生命中最大的一個慟。四年前，21歲的大兒子患上了白血病，使原本經濟拮据的家庭雪上加霜。那時，她和丈夫的單位都苟延殘喘地開不出工資，職工的醫藥費自然是朝不保夕。她只好向街道辦求助，最後大夥兒獻愛心，好不容易湊了500元，可兒子輸一次血就要600元。
兩年後，兒子病逝。留下了10多萬元的外債。
「那時兒子沒了，錢也沒了，活著幹啥？心想乾脆跟他去了……」王亞君滿眼是淚。
正午的陽光照著她的自行車攤。她從早晨7點擺到現在都沒有開張。自行車是一位好心的老闆賒給她賣的，賣完了再返還貨款。一個月掙個三、四百元算是萬幸。老伴身體不好，靠200元退休金過活。
有人來看車了。王亞君圾拉著拖鞋，迎上前去。那雙拖鞋花了3塊5毛錢，「可以管一夏天呢。」她伸出腳，這是她夏天唯一的一雙鞋。好幾年她沒買過新衣服，身上肥大的衣服是條件稍好的鄰居給的。現在她最大的願望是給小兒子娶上媳婦。
鄰攤的老姐們給她送來一塊西瓜，看顏色還沒熟透。她很稀罕似地拿在手裡，先是小心地咬了幾小口，接著就大口大口同時又很仔細地將瓜瓤掃蕩乾淨。她太渴了，下午2點半，還沒吃午飯。「這瓜真甜呢。」她咂著嘴。
「香瓜、西瓜2毛錢1斤，說便宜真便宜，捨得買嗎？誰不愛吃、愛穿呢，有那條件嗎？
要是有錢，誰還願意穿別人的？人一窮，哎－－」她的嘆息和嘮叨在午後的日光裡游絲一樣飄浮，空氣裡莫名地浸染了一襲落寞和悲涼。
「想得開是天堂，想不開是地獄。」王亞君從瀋陽經濟電臺《清風夜話》節目裡聽到了這句話，靠它度過了最艱難的日子，她說今後也要多想想這句話，活下去就是勝利。這讓我想到在瀋陽，至少在目前，貧窮的下崗職工還在忍耐。這個在變革潮流中的利益受損集團，像石頭一樣，沉默而堅韌地活著。
46歲的盧凌敏看上去身量只有十二、三歲孩子那麼高，5歲時得胸椎軟骨病時落下的。
他以前是瀋陽鋁材廠的機械維修工，97年病退下崗後，單位特殊照顧他每月237元的生活費。媳婦患有嚴重的肺氣腫，常年吃藥，無工作。兩個孩子正在唸書，按政策可以減免學雜費，但平時學校要求交納的其他費用，他一樣也不能拉。「窮是窮了點，但砸鍋賣鐵也要供孩子唸書。」盧凌敏態度很堅決。
從1998年4月開始，盧家享受特困待遇，每月可拿到131元保證金。他坦言，98年以前一個月工資半個月就花沒了，吃了上頓愁下頓。現在有了保證金，每月的生活好歹有保障。每天他在菜場擺電池賣，從早晨6點候到晚上12點，一個月下來也能掙個三、四百元。平時肉類很少吃，每月生活費支出兩、三百元。
「老不吃肉也不行哪，孩子要補營養。去年家裡養了10只小雞，上次被人打死了一隻。就給孩子熬了湯，看他們吃得那個香……」他臉上閃出慈愛、憐惜和愧疚的複雜表情。
清貧的日子並不可怕，但媳婦的醫藥費幾欲將這個剛強的漢子壓垮。「她那個病，一直沒斷根，上次住院就花了800元。現在又查出肚子裡有瘤，成天吃藥，打一次點滴就花200元，沒法子，向親戚朋友借了1000元，動手術？想都不敢想，最少也得5000元。我是真愁！逼急了，我對媳婦說，不行的話，我去死！」
我站在盧家那間不足15平米的小屋裡。晦暗、擁擠是那個棲息四個人的空間留給我最深刻的印象。孩子大了，屋子更顯仄逼，用木板支起的閣樓成了他們夫妻倆的臥床。一臺壞的、沒錢修理的黑白電視機是屋裡唯一能夠見證時代的現代家用電器。
殘破的天花板上吊著一支日光燈和一盞15瓦燈泡。通常日光燈不開，只開小燈，為了省電。昏黃的燈光下，幾本小學生用書散亂地臥在炕沿上。孩子是這個家庭可以仰望未來星空的唯一亮光。
貧、病，是我在鐵西採訪時聽到的高頻語匯。下崗後只能自費看病，自己交納醫療保險。但調查中發現，幾乎95%的下崗職工家庭沒法按時交納醫療保險。當我向許多人提到這個詞時，引來的是一陣苦笑：「日子能維持就不錯了，哪有錢交？將來能咋辦？！
死了拉倒。」高昂的醫療費和窘迫的經濟條件使人們談病色變。在無大病情況下，這些家庭的年藥費支出在100元左右，最多不超過200元，生病後在藥店買點最便宜的藥，不會去醫院，因為怕挨「宰」。孩子有病才去買藥或去醫院，大人往往能抗就抗。一些家庭有重病人，住一次院就會花掉幾千元的全部積蓄，年平均300元的醫藥費就足以將一個下崗工人家庭擊垮。
社會學家曾用國際上通行的「生活形態法」來考察中國城市貧困家庭的生活方式和消費行為，結果表明，現階段城市貧困家庭基本上是在為餬口果腹而奔忙，當然還不至於忍飢挨餓，但也不能吃得很飽，至於吃得好、講營養就更談不上了。其他方面的開銷則是非常之緊張，一角一分地摳，只要能不花錢就不花錢。鐵西作為下崗失業問題的重災之重，大部分家庭的生活費用在500元左右，有的只能保持在200到300元。接受調查的80%以上家庭反映，平時很少吃肉，每月能吃兩次肉就不錯了，蔬菜買最便宜的大白菜、蘿蔔、土豆等。女人們對於從前上班時週末逛街買新衣的記憶感到陌生而渺遠，因為多年不添新衣已經習以為常，很多衣服來自親朋好友的接濟。
75%以上的貧困戶都因為怕送禮與親友很少來往，過年過節也不走動；全家人也極少花錢去娛樂場所。「幹活幹活，幹著才能活著」，抬頭找活埋頭幹活成了人們生活的最大要義，打零工是很多人的再就業方式，沒有節假日、休息日，身心的勞累和生活空間的窘迫使這個群體對於未來產生難以把握的無力感。「我們這種人，就像是社會要淘汰的人，活著沒盼頭，把孩子養大了事。」一位下崗後好不容易找到清潔活兒的40多歲女工這樣對我說。她從早晨5點干到晚上5點的報酬是每月200元，家裡有一位患腦血管堵塞的丈夫，和一個上初中的兒子。燈光下，她憔悴的臉上掛著幾分宿命的苦笑。
社保，脆弱的支撐
都說鐵西有「三多」：下崗的多，殘疾人多，老年人多。目前，全市進入再就業服務中心的下崗人員約有14萬人，還有大批「待崗」或「放長假」的職工，他們來自大量停產、半停產企業，其境遇與下崗工人並無二致。據估計，這批人是進了中心的下崗職工的數倍以上。
李玉良開出租車前是瀋陽軋鋼總廠連續多年的先進工作者、勞模，經歷過下鄉、下放的他在不惑之年又遭遇下崗。5年前的春節，單位放假，這一放就是五年。從此沒有任何說法。「勞保什麼的，啥也沒有，你說冤不冤？」李師傅給別人開出租，每月掙個千把塊。但心裏總是不踏實。危機感如影隨形地糾纏著他。
瀋陽市再就業服務中心對下崗職工的託管期限為2年，基本生活費發放第一年為192元，第二年為156元，2年期滿即解除勞動關係。對於兩年後失去國家職工身份，和隨之而來的社會保障的缺乏，許多下崗職工普遍懷有恐懼心理，甚至拒領下崗證。但即使是進入了再就業中心，基本生活費也難以做到按時足額發放。調查中發現，經費缺口太大成為瀋陽在保障下崗職工基本生活和再就業工作中的最大難點。按政策規定的「三三制」經費籌措原則，企業是最薄弱環節，下崗職工集中的企業大多處於停產、半停產狀態，資金早就捉襟見肘。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是維持城市貧困家庭基本生活的最後一道「安全網」。1998年4月，瀋陽市居民的低保標準為月人均150元，現在已提高到205元。今年瀋陽加快推進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設，保障人數由去年底的3.9萬人提高到15.6萬人。但就我走訪的工人村來說，現有居民2萬多人，其中能拿到特困證的不足百人。實際覆蓋範圍有限是低保存在的最大問題。另外，傳統救濟思想仍很強大，造成事實上有不少失業和下崗人員，以及大批的「待崗」、「放長假」的企業職工的基本生活權利受到了不應有的漠視，因為這些並沒有收入或收入很少的群體在政策實施中被「視同為」已經領取了最低工資或下崗職工基本生活費。
儘管官方公布該市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失業保險覆蓋率分別達到100%和98%，但幾天來深入鐵西的採訪讓人對其狀況無法樂觀。至今，瀋陽人對兩年前發生的大規模堵馬路事件還記憶猶新。這些花白頭髮的老人，在「保命錢」屢屢拖欠和沒有著落的情況下，終於走上了街頭，打出了標語「青春獻給黨，老了沒人養；本想靠兒女，兒女全下崗；上訪沒有用，只好堵馬路。」引來了無數圍觀者。儘管近年來市政府採取養老金借款辦法使得拖欠退休金的狀況有所改善，但從長遠來看，還是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據介紹，瀋陽養老保險費的收繳一直很不理想，主要是保源問題。突出矛盾是離退休人員越來越多，在職職工不斷減少，企業效益未見起色，如此陷入惡性循環。經有關部門測算，僅1999年該市在養老保險資金的缺口就達13.7億元！
在鐵西，我不止一次地聽說過類似的故事：一老太太偷吃咸鴨蛋，被年輕的店主追打。
她跪下來哭訴：我是沒法子呀，兒子下崗，老頭子好幾月沒拿到退休金了……今天，坐在勞動公園裡，面對馬恆章、王鳳恩這些整整鼓舞了一代產業工人成長的五十年代勞模塑像，工人村的老人們追憶著曾經火紅的青春，強烈的失落感油然而生。我想起在他們中流傳的一首民謠：「三十撒歡，四十接班，五十打蔫，六十收攤，七十冒煙」，無法不感到憂慮和沈重。
在瀋陽採訪期間，正是遼寧省啟動完善城鎮社會保障體系試點工作展開之際，這是中國構建新型的世界最大社會保障網的開端，有著非同尋常的政治和社會意義－－因為遼寧的今天，就是中國其他省市的明天。試點中最核心的兩項內容，也是這次試點的重點和難點所在，是做實基本養老保險個人賬戶和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業保險並軌。
對於瀋陽70萬下崗工人和60萬離退休職工來說，這或許是個不同尋常的福音？
失業，瀋陽的傷口
我沒有想到會在魯迅兒童公園門口碰到李素萍。那兒是外來民工勞務市場，從遠處一望黑壓壓的約有百八十人。據說每天都是如此。這些在炎夏的烈日下蹲著坐著、光著膀子走來走去的外來民工，張著覓食的眼睛，期待著明天的飯碗。他們大都來自周邊和遼東農村，當耕耘土地的收穫不過是永遠堅硬的債務時，他們來到了城裡。這是個黑市。當局曾很下力氣地清理、取締過幾次，結果事過不久就會捲土重來。它就好比這個城市無法消彌的蒼疤，在光彩繁華之後隱隱作痛。
李素萍就站在這一群人中間，坦然自若。她來這裡候了兩天，沒有滿意的結果。她微胖的體態和站立的姿勢很容易讓人以為她是來招工的。一些胸前掛著「廚師」、「泥瓦工」紙牌的人在她周圍晃來晃去，知道底細後就失望而去。
她已經有兩年沒活兒干了，在家干呆著。下崗前她和丈夫都是瀋陽軋輥廠職工，她做黨務工作，丈夫在車隊，年年先進工作者。四年前雙雙下崗，丈夫在外打零工，兒子在讀大專。她說這個市場的好處就是供求見面，談好了就成，不行就撒手。下崗後她也做過酒店管理，後來身體不好辭了。現在出來年紀又大了，45歲，誰還要呢？
她住的還是單位的福利房，最近有新政策要求住房貨幣化。她家的居住面積只要12平米，但要交6000元。節衣縮食的她犯了愁，於是就到了這兒。你看你看，這身衣服還是好多年前的。她拎起衣角給我看，臉上有些跼促和拭不去的落寞。
「大姐，你招人不？」「只要給錢，啥都干。」那些人圍住我，像看到了希望的火種。
我凝視著這些渴望的眼睛暗想，李素萍們真的開始將自己置於就業市場的大舞臺，抹去從前不肯輕易卸下的面子。在貧困面前，她們無法後退，別無選擇。
一份當地政府報告顯示，到2000年底，全市累計下崗職工達到65萬人，其中國有企業39萬人；年末城鎮登記失業人員6.5萬人，登記失業率為2.45%。截止到同年末，全市失業下崗人員中已有45萬人實現了再就業，安置就業率為70%。但在這些樂觀的數字背後，我看到的是失業給家庭帶來的致命打擊和尋找安全飯碗的艱難。在接受採訪的下崗失業人員中，重新找到較穩定工作的很少，最多的是打零工，10-20％能找到半年時間左右、且能開工資的工作，20-30％的做小生意。人們對在在私企找工作心存疑慮，因為一是要扣押金，二是經常不給工資。對於下崗後當老闆迅速脫貧致富的幸運者，許多人報之一笑，認為那是只有親戚在政府任職的人能辦得到。
40歲的王小蘭下崗後靠賣汽水度日，5毛錢1瓶。低物價低消費已經成了鐵西特有的經濟生活現象。她愁家裡每天開支、孩子的學費，更愁的是丈夫找不到工作。「去年單位給了1萬多塊錢一次性買斷後，他就在家歇著。40歲男人，體力還挺好，幹啥呢？這不，成天就這麼遊蕩，再下去人就要廢了。」
走在工人村的大街小巷，隨處可見三五成群閑著嘮嗑的人們，街邊、公園裡麻將、撲克擂臺擺了一桌又一桌，除了一部分老年人，相當多的是些三、四十歲的中年人。這些無所事事的遊蕩者似乎淡忘了生計的艱難，在麻將和嘆息中打發慘淡的光陰。「找不到事做，能咋辦？」他們空蕩蕩的眼神裡竟有種安守貧困的屈服。
在龐大的下崗失業隊伍中，35歲到45歲成為其中的主力，其中75%的人文化程度僅在初中及初中以下、勞動技能單一，因而成為再就業中的難點。儘管近年來瀋陽市在加強就業技能培訓上很下了些力氣，從1998年起市政府每年出資2000萬元，用於失業下崗人員再就業培訓工作，但不可忽視的是，得過且過的惰性和傳統的擇業觀念尚佔領了相當一部分人的頭腦。與此同時，蜂擁而至的外來務工者客觀上造成了就業市場的白熱化競爭。或許對於突遭強氣流襲擊的都市新貧一族而言，自救，不再僅僅代表著官方的一種政策性呼聲，而更是一種觸及觀念內核和國民性的精神力量。
這個群體就這樣自覺不自覺地行走在被擠壓的生存空間中，淪為越來越邊緣化的城市新貧民。
在瀋陽採訪的日子裡，聽到最多的是人們對於失業的憂慮和對腐敗的詛咒。兩極分化所造成的社會失範表明，這座城市正處於現代化蛻變的非常時期。有人說，以一個現代化主義者的眼光看，瀋陽的蛻變是成功的，它成功地實現了從一個老工業基地到商貿中心城市的轉型。頗具規模的批發市場已經成為瀋陽經濟發展的亮點，從這些壟斷全國乃至全世界商品在東北的銷售的批發市場裡，也派生出一批瀋陽最為典型的新富階層。他們乘坐奔馳、寶馬，在繁華的太原街、中街一擲千金。與此同時，儘管隨著慕綏新時代的結束，瀋陽已告別了不堪回首的劣政，但權力腐敗的陰影仍籠罩著人們心緒難平的夢境。當他們看到看到在電視上風度翩翩的副市長昨天拉著下崗職工的手問寒問暖，今天飛到澳門一擲萬金，民眾強烈的被剝奪感油然而生。因為，就在這個城市的西南角，從前光榮的鐵西正承受著蛻變的另一種陣痛，失業的傷口正在這座城市五分之一人的睡夢中發出悠長的嘆息。
灰色女性的別樣生存
我在瀋陽的暮色中逡巡。在太原街行色匆匆的人流中，奔走著一些形跡可疑的女人身影，她們過於大膽、開放的裝扮和修飾過的蠱惑眼神成為這個城市夜晚最曖昧的表情。在繁華的商業街背後，有許多燈光稀冷的小巷，通向眾多燈紅酒綠的所在。她們是那兒的常客，被稱為「小姐」。
「這哪裡是小姐？！分明是大嫂嘛！」在東北飯店的舞廳門口，一位躍躍欲試的中年看客失望地嗤笑道。
她們確乎不再年輕，厚厚的脂粉也無法掩蓋困頓生活帶來的跼促和怨懟。她們穿行在人們輕薄、嘲弄和同情的目光中，表情冷漠，內心掙扎。 候在舞廳門外的的士司機告訴我，這些「小姐」大都是本城的下崗女工。幾年前這座城市夜生活的主角還是來自農村的妙齡少女，轉眼間這些被洶湧的失業大潮拋到貧困邊緣的女人們，開始走進晦暗的夜色，走進從前她們所不齒的生活裡。
晚7點半。舞廳裡的樂聲開始響起，燈光也撲朔迷離起來。男人女人們仍在魚貫而入，票價5元，許多女人出示的是月票。男人們嘻嘻哈哈，露出沈迷於聲色的慣常嘴臉；女人們臉上掛著屈辱的風塵氣，逢場作戲地穿梭在久久低回的音樂與光影中。
10塊錢3支曲子，全瀋陽都知道她們的價格。陪舞成了她們在匱乏的就業機會之外唯一的選擇。然而，一位好心的的士司機勸說我不要單獨走進這樣的舞廳，「裡邊簡直不能看！」他帶著鄙夷同時又是沈重的嘆息說，「沒法子，現在工作太難找，她們總得活下去，何況還有孩子、丈夫！幹這行不需什麼本錢，錢還來得快！」
我懷著複雜的心緒注視著這些沉默、來去匆匆的女人們。她們戒備、逃避的眼神讓我看到了在被貧困剝去貞節的同時她們遲遲不肯放棄的尊嚴。許多年前，她們曾是浩浩蕩蕩的產業大軍中之一員，被傳統的賢妻良母生活鍛造成最具道德純潔感的群體，在家里克勤克儉地過著尋常的平民日子。是社會、經濟轉型的漩渦將她們拋離從前的生活軌道，融入城市渾渾噩噩的生活。
瀋陽市《當代工人》雜誌曾刊登一名下崗工人的來信，這封信寫道："我和丈夫以前都是工人，現在他給一家商店打雜，每月掙300元錢，大女兒離婚後帶著孩子回到我這兒，自己開了個小買賣也不景氣，三女兒還在讀幼師。這一大家子人，每月幾百塊錢，哪夠吃的？多虧了二女兒，她漂亮，身邊總圍著男人，她不在家住，但總回來，帶些錢，還有彩電、空調什麼的，我這個當媽的，知道這些東西是哪來的，但我沒法不收下，也沒法讓女兒不那麼做。窮怕了，那點兒道德和自尊，能頂日子過、能頂錢花嗎？"
伴隨失業而來的家庭破裂在瀋陽日趨增多，以至於有個順口溜在民間流傳甚廣：「企業不開支，工人都放假，男的踏板爺，女的當破鞋」。據說一個男人只要保證有800元月的收入，就有女人為他當情婦。當失去飯碗的男人們在酒精和麻將中尋求麻醉時，身體成為無助的女人們最後的生存資源。陪舞所得其實也只夠維持孩子每天的早餐，在日趨嚴峻的生存夾縫裡，許多人收拾起良家女子的臉面，把被歲月風蝕過的身體交給陌生的男人，成為名副其實的「底層女人」。她們每次30到50元，一些35到45歲之間的女性以此為職業，都有孩子，有的丈夫甚至也知情。
這個生活在半明半暗狀態中的灰色群體到底有多大？當地官方對此保持緘默。我想起在南方，「東北小姐」一度成為城市裡屢屢「掃黃」的主要對象。在大大小小的酒席餐桌上，關於下崗女工的種種黃段子，成為男人們酒足飯飽後的精神娛樂和必備的消費項目；而我所瞭解的是，這些慣常被指斥為「懶惰、夢想不勞而獲的女人們」身後往往有一個分崩離析的家，在風雨飄搖的世界裡支撐起後代的成長，成為她們行將崩潰的精神世界裡唯一溫暖的慰藉。
我憐惜她們，這些被凌辱和被損害的女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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