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沒有指望的中國，活著本身就是一種羞恥

我尊敬的朋友、著名青年作家安黎先生前不久在給我的一封信中說：「我心灰意冷，對這段腐朽的時間，對沒有指望的中國。在現有的體制下，活著本身就是一種羞恥。
」
安黎是陝西省西安市一家雜誌社的副主編，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小人物》、隨筆集《醜陋的牙齒》等。在時隔一年多後，我們才重新取得了聯繫。安黎是好樣的，能夠誠懇地說出這樣的話來，可見他是勇於知恥的。問題是，他為什麼要心灰意冷呢？他為什麼不知恥而後勇呢？為什麼不學習王力雄勇敢地宣布退出作家協會呢？為什麼不學習陝西鄉黨司馬遷，忍辱負重地寫出一大批關於羞恥的優秀作品呢？我在一篇筆記中寫下上述這段話後又說，羞恥並不可怕，還是魯迅先生高人一等，他老人家早就說過哀莫大於心死。奉勸安黎先生，還是「化羞恥為力量吧！ 

事實上，蒙羞的不止一個作家安黎，也不止一代知識份子。西北工業大學前校長林牧先生在接受美國之音記者李維青採訪時說：毛澤東提出建立聯合政府，號召建立自由、民主、獨立、統一富強的新中國，這六個字，使我們相信共產黨。周恩來在重慶講話也說，新的民主政府就是人民的政府。」

正因為輕信了共產黨的承諾，懷著對中共所描繪的未來民主政府宏偉藍圖的無限嚮往，無數知識份子把自己的政治生命像賭搏一樣全部押在了共產黨身上，並且在中共建黨及奪取政權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從１９４９年新政權建立至今，知識份子遭受到了無窮無盡的思想改造和接二連三的打擊迫害，在已經進入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仍然心有餘悸，這不能不說是中國社會的悲劇和知識份子的巨大恥辱。

更可悲的是，知道羞恥的知識份子在今天似乎越來越少，而勇於表達的更成了稀有之物。還有一部分則與時俱進，乾脆成為獨裁專政集團的幫凶和走狗。

夾邊溝是甘肅酒泉縣一處關押右派犯人的勞改勞教農場，從１９５７年１０月開始，那裡羈押了近三千名右派份子，１９６１年１０月，上級糾正了甘肅省委的左傾錯誤，並開始遣迫右派犯人，此時倖存者還不到一半。作家楊顯惠歷時５年寫出了紀實小說《夾邊溝紀事》，他說，給他印象最深刻的，卻是一位夾邊溝受害者在八十歲高齡時竟然光榮地加入了共產黨，還把在黨旗下拍的一張照片拿給他看。這樣的不但不知羞恥、反而以恥為榮的知識份子怎能不讓人心寒！

湖南出版的《書屋》雜誌１９９８年第５期上作者易中天先生一篇文章《禁果之謎》中說，羞愧，是只有人才有的心理反應；動物是不會羞愧的，也不知羞愧為何物。動物的心理反應，有興奮、有恐懼，甚至有煩躁，但沒有羞愧。

今天在探討知識份子的話題時，羞恥（羞愧）不應該成為一個主題，因為它實在是一個最起碼的做人的底線，應該是羞於提起的。但既然提起來了，就不能不多說兩句。如果不能夠化羞恥為力量，恐怕連做人的資格都值得懷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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