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機緣引起我對中國經濟的興趣。此後，我接觸到的，大都是有關中國經濟各種問題的材料。這些問題實在太嚴重了，所以很容易就得到中國經濟隨時會崩潰的結論。我把這個結論拿去跟幾個我尊敬的中國經濟專家請教，馬上被打回票。他們有不同的理由。
有人說，中國要是會崩潰，它早就崩潰了。意思是說，它那些經濟問題在別的國家不只是經濟承受不了，甚至早就讓政府跨臺、國家分裂、體制瓦解；而中國既然能撐到現在，表示這個社會已經適應這樣的環境，已經免疫了，所以這些問題已經不會讓它崩潰了。
也有的人說，中國是個中央集權的國家，它對地方控制得很嚴密，對經濟也有能力掌握，所以它不會讓它倒的。有的人說，中國土地國有，它那些看起來非常嚴重的財政金融問題，光靠賣土地就可以解決了。
在學術研究上，有人比較蘇聯解體的經濟轉型與中國的經濟轉型，結論是：中國轉型成功、蘇聯轉型失敗。更樂觀的推論，甚至認為它不久就會成為世界工廠，進而成為世界強權。
當然也有許多人預測它會崩潰，而且似乎越來越多人有這種共識。但是不管各種主張多麼南轅北轍，大家都同意中國經濟存在非常嚴重的問題。以下先提出這些問題，再說明為何中國經濟會崩潰，結論提出臺灣的因應之道。
§§一、中國經濟的表相
自從1978年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歷經20年的快速經濟成長。中間雖然經過1989年的「6．4」天安門事件，但延宕不久，成長重新上路。1997的亞洲金融風暴以後，中國仍然表現「亮麗」，並成為一枝獨秀的世界奇葩。2001年，幾個亞洲新興工業國家相繼跌倒，經濟負成長，中國仍然「七上八下」（意思是成長率在7%以上、8%以下）的一路長紅。2002年中國正式加入WTO，又引發另一波蜂擁而入的外資。許多到過中國的人，眼見它到處都在建設，整個國家好像一個大工地，新的制度、新的措施也一再宣布，仿效他國的政策快速、甚至超越。
2002年10月中國國務院經濟研究室在一個內部研討會上提出報告，表示：當前經濟形勢，是改革開放以來，相對最穩定、最健康的。現已進入持續發展時期。在可見的10年至15年，只要國際局勢不發生大的變化，大方針不發生大的失誤，中國經濟發展不僅能保持7∼10%的年成長，且在2015年，國民經濟綜合實力會超過日本，位居世界第二，平均每人國民所得可達歐盟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峻宏，2002）。
各級領導人對外的公開講話，信心滿滿。有些經歷中國優待、行政配合高效率的外商，認為中國簡直是投資者樂園。從產業發展的觀點，中國經濟的蓬勃發展，包括多項產業的成長已成為世界舉足輕重的角色，的確令人印象深刻。
然而這「金玉其外」的表相，實已「敗絮其中」。我們分別從經濟成長、外資、國貿、財政、銀行、國企、失業、所得分配、社會道德等層面，提出討論。
§§二、經濟「成長」有玄機
2001年臺灣遭遇幾十年來第一次經濟負成長，失業率創下1960年代中期以來從未有過的高峰。不只臺灣，連一向是健康寶寶的新加坡也負成長。全世界沒有什麼好消息，中國卻一枝獨秀，還有7.3%的經濟成長率。
但是，這個成長率有兩個問題：一是它與其他經濟指標充滿矛盾，也就是說，它的正確性令人懷疑；二是這個在極權之下的高成長，會不會像蘇聯當初的高成長一樣，暗藏毀滅的因素？這兩個問題隨後討論，我們就假設它確確實實有「七上八下」的成長。這個成長雖然高於當前所有其他國家，但從歷史上看也不過爾爾。日本在50年代與60年代都能維持在8%以上的經濟成長率；同一時期臺灣的經濟成長率高達10%，南韓也維持9%成長率長達30年。而且，這些國家「當時」的平均每人所得，都高過「現在」的中國。
回頭討論這個令人迷惑的成長率。首先，這個高成長率與其他經濟指標充滿矛盾，令許多中國經濟問題專家懷疑成長率的真實。代表人物之一的匹茲堡大學的Thomas、Rawski教授說（Rawski，2002），中國的開革開放造成1978∼1997年的高成長率，這似毋庸置疑；1998年以後就難以令人信服了。理由很簡單，像中國這樣落後而快速發展的國家，不可能一邊快速成長（1997∼2000之間，GDP累計成長了24.7%），而同時期的能源使用量卻減少（負成長12.8%），民航客運量、公路貨運量、鐵路貨運量成長率都低於GDP成長率，而且物價下跌、失業率增加。
中國國家統計局計算這段期間的國民所得，也不敢直接使用各省匯報資料。好笑的是，幾經調整，公布出來的各省成長率，以2001年為例，除了雲南外，都高於全國值（全國值應該是各省的加權平均）！統計局有鑒於地方的「假報浮誇風」，2001年5至10月進行一項調查，竟發現有62,000多件統計造假舞弊。
懷疑中國經濟成長率的不止是Rawski，包括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賓州大學Lawrence、Klein，與MIT的Lester、Thurow等著名經濟學者，以及許多專業經濟期刊（如Economists）、國際經濟顧問（如Lehman Brothers）、信用評鑒公司（如Moody's）等，也紛紛著文質疑中國的經濟成長率（高長，2002）。
MIT的Lester、Thurow以中國城鄉差距大，而佔8成的農村基本沒有成長（中國有關部門也承認），那佔2成的城市，要多大的成長，才能創造全國超過7%的成長率？而且，作為中國金融中心的香港，2001年幾乎沒有成長，那麼中國其他城市又如何有超高的成長？賓州大學的Arthur、Waldron則提醒國際注意，朱鎔基曾公開表示，若無政府大力財政赤字融通，中國經濟早於1998年就應該崩潰了。然而，有可能單靠政府融資，就能創造整個國家反敗為勝地成長7%以上？
另一個質疑中國經濟成長率的理由，是它的「存貨」特別多。存貨（實際上是期末存貨減期初存貨的增額）在國民生產統計中，列在投資項下，是本期的最終產品。在中國的國民所得帳上，1980∼93年間存貨投資平均佔GDP的7%（Sachs，Woo，楊，1999），一般國家很少超過3%；臺灣在過去50年，除了經濟不景氣的幾年外，「存貨」基本上約佔GDP的1%。如此，保守估計至少有4個百分點是不應有的存貨（即積累賣不出去的產品），亦即其成長率就要調降4個百分點（從7%降至3%）。根據中國內部資料，國有企業積壓產品年達千億元以上（岳山，2002）。
其實，不只國外專家或專業機構質疑，中國國內專家也對經濟發展現象表示不解。現任中國全國政協、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董輔，2002年8月在深圳舉辦的半山海景財經沙龍上，談到中國經濟的8大矛盾，包括經濟保持持續、穩定、高速成長，但商品價格連續下跌、失業率也在上升；居民收入持續增長的同時，城鄉貧困問題越嚴重；銀行存款增加的同時，部分企業資金短缺；財政收入迅速增長的同時，財政赤字也在增加，尤其是一些地方財政，從2001年9月份至今入不敷出，且跌勢未衰；部分沿海和城市異常繁榮，內陸許多地方差距越來越大；水土資源越來越短缺，資源的浪費又極其嚴重；經濟迅速增長，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未歇。
根據Rawski的估計，中國經濟成長率在1998∼1999兩年各約在正2%與負2%之間，2000年約2∼3%，2001年也只有3∼4%。其他人的估計稍有不同，但也差不多。中國的官方與學者當然對此提出瞭解釋，但很難看到事實真相。
§§三、成長也是災難
中國高速經濟成長的第二個問題是，成長是否帶著毀滅因子？高經濟成長率是各國努力追求的目標。但是，成長不能作為一國經濟的唯一目標，因為它可能犧牲社會公平、環境安全、分配正義等社會目標。這些犧牲，在中國極為嚴重（見下文）。不只如此，中國式的開革開放，成長本身就是災難。
改革開放初期，政府對國企仍依舊制，由財政撥補虧損。但旋即出現鉅額的財政赤字，改革開放的第一年（1979），赤字即達170億元（人民幣）。為瞭解決這個問題（以及人民銀行受到地方政府操控等
問題），1983年人民銀行（即其中央銀行）改制，並完成「撥改貸」政策。
所謂「撥改貸」，是把原來由財政「撥」補企業虧損或投資需求，「改」由國企向銀行「貸」款。這一方面是為解決財政困難，一方面也是要國企建立「償債」的責任。結果是償債的責任沒有建立，原來財政整合資源、支援企業的能力喪失，地方政府百花齊放、胡亂投資，不但浪費國家資源，也導致銀行壞帳直線上升。
「撥改貸」未能建立國企借款償債的觀念，是因為國營銀行只會審查書面資料，兼又政府介入銀行貸款案，以及官商勾結不實貸款等。許多國企（特別是大型國企）經營不善，照常理是不能貸款的，但因國企實質上扮演小政府的功能，負責居民的住房、上學、工作、退休、醫療，任令倒閉將引起社會問題。政府於是要求國營銀行貸款給這種國企。這種不當貸款與官商勾結的不實貸款，既不能培養還款責任心，也造成銀行呆帳。
毛澤東時代，財政支出半數以上作為基本建設與企業改造，是「建設財政」；現在，政府財政既不撥補國企，變成主要用於調升公務人員薪資之經常支出的「吃飯財政」；六五（第6個5年計畫，1978∼1982）期間，沒有一個能源和原材料專案投資，七五（1983∼1987）期間開始出現能源失調與緊張。國家財政從此不能主導資源整合，於是各級政府乃至各單位，各自為政，投資一窩蜂。
以電力為例，1983年起，許多地方企業只能「開三停四」或「開四停三」。為了鼓勵建設電廠，國家提出優惠政策，保證按商定價格收購，於是，全國「黨」、「政」、「軍」、「公」、「檢」、「法」一起出動，各級電力管理部分與職工更是積極，一齊向銀行貸款興建電廠。10多年後，今日中國火力發電廠年發電時數平均不到4,200小時，低於全年8,760小時的一半。「過剩」發電量的投資額，接近8,000億人民幣。這些貸款怎麼有能力對銀行還款？
在毛澤東時代，手錶、自行車、縫紉機等產品都是緊俏貨，價高利厚。1980年代開放初期，這些都成為投資熱點，幾乎每一個中等以上的城市都建立了生產工廠。這種無節制的設廠，加上國外產品的更新換代快（如機械表被電子錶和石英表所替代），有的工廠還沒等開工，產品的市場壽命就已經結束。今天，這三種產品的生產能力閑置已經達到90%以上。此外，成百條電視機、汽車和摩托車生產線的引進，也讓人吃驚。今天，世界電視機生產能力為7,000萬臺，其中，4,000萬臺生產能力在中國，而整個中國的市場容量不到2,000萬臺，生產能力閑置50%以上。這些投資都是從銀行獲得的貸款，哪還有指望收回？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這個被中國學界稱為「吃完財政吃銀行」的過程，就是中國改革最輝煌的年代，也是今天幾個行業破產、大量生產能力閑置、投資無法收回、進而導致銀行壞帳比例高達40∼50%的根本原因。由於國家財政無力，加上地方和企業行為的短視，使得中國社會資源的浪費，達到了觸目驚心的地步。
§§四、走向毀滅的中國金融系統
中國的經濟妖魔很多，有的隱蔽，有的變形，沒有一個像金融問題那麼明目張膽，雖然中國政府也想幫它化妝，讓它不那麼可怕，但明眼人還是一目瞭然。不只是經濟學家、經濟專業雜誌、財經顧問社等，都指出它的邪惡、恐怖、難以馴服。
◆問題嚴重◆
美國信用等級評定公司Standard and Poor』s（S&P）在2002年6月估計，中國國有銀行呆帳比例超過總貸款的50%；Moody's也以《中國銀行系統在走鋼絲》為題發表了中國信用等級報告，並說中國銀行系統技術上已經破產；一些西方中國經濟專家（例如Brookings Institution的Nicholas Lardy）認為，中國的金融危機早已成熟，現在只缺導火線。《遠東經濟評論》發表《走向毀滅的中國金融系統》（Lague，2002）。不久以前，駐香港的國際清算銀行經濟學家馬國南表示，如果中國政府不解決銀行呆帳的根本問題，中國經濟的發展將不可能持續下去。稍早，Studwell（2002），或更早的章家敦（2001），都有類似的警告。問題只在於：災難發生時會有多大？何時爆發？誰來承擔？
據估計，中國銀行系統的呆帳總額有5,000億美元，如果加上社會福利和養老金上的虧空，中國政府的國內外債務估計超過中國一年的國內生產毛額（GDP；約1兆1千億美元）。中國銀行系統的問題遠遠比日本嚴重，日本銀行呆帳的比例是GDP的10%，而中國呆帳的比例是GDP的43%。現在中國模仿10年前美國儲蓄貸款銀行破產時的解決辦法，成立資產管理公司；但10年前美國儲蓄和貸款銀行破產，僅耗費約1,600億美元，佔當時美國GDP的3%，只是中國壞帳比例的零頭。
◆恐怖平衡◆
公開場合，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只肯承認25%左右的壞帳率。其實，算真的只有25%的壞帳率，中國的銀行系統也已經是債務沒頂。
問題是：為什麼中國金融現在還不崩潰？事實上，也有不少專家認為沒有必要擔心，因為中國的銀行資金非常充足。檢討起來，它還未垮掉的原因有二：
第一，銀行資金來源充足。這包括兩方面，一是人民極高的儲蓄率，二是源源不絕的外資。中國人的儲蓄率應該是世界上最高的，1990年代每年大約都佔GDP的四成；而其城鄉居民儲蓄存款（年底餘額）佔GDP的比率，從1978年的6%，上升到1999年的70%。另外，中國吸引外資，已經造成所謂的磁吸效應。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吸收外資4,500億美元，規模僅次於美國，沒有任何開發中國家可以與之抗衡。
第二，中國嚴密管制，包括新聞管制、外匯管制、外國銀行管制。由於沒有新聞出版自由，中國民眾盲目相信政府會確保他們的存款安全；中國的外匯管制，使一般百姓實際上不可能拋棄人民幣；中國雖已加入世貿組織（WTO），但尚未放棄對外國銀行在中國業務的嚴格管制。結果，老百姓只好把錢乖乖存在中國的銀行裡。
這是一種恐怖平衡，銀行就就像一具布偶，它需要源源不絕的儲蓄與外資來挹注讓它站立，若那一天補充不及，隨時就會崩塌。事實上，在WTO的架構要求下，國內市場、外資投資項目、外資銀行的設立與業務等，必然越來越開放。如此，一方面國企的競爭加溫，國企虧損愈大，銀行呆帳更嚴重。另一方面，新聞媒體，特別是網路，終究會突破中共的封鎖。當真相越來越清楚，中國人民發現國營銀行虧空，會急速地提走存款；而寄望中國10幾億人口廣大市場的外資，則將發現它積重難返而收手撤退。任何這類的風吹草動，都可能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一旦這種事情發生，問題之嚴重，恐怕不是南美或世界任何地方發生金融危機所能比擬的。Studwell在他的《中國夢》裡說得坦白，中國現在一切都繫於大眾心理。
◆政府挹注◆
中國政府其實知道問題的嚴重性。中國金融系統的崩潰，幾乎肯定將導致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出現政治和社會動盪。16大（2002年11月）後，中國政府和銀行系統的高級官員表示，4大國有銀行將再次接受到一大筆資金挹注。過去，中國政府已經兩次向這些銀行注入資金。
1998年，中國政府曾經提供給這些銀行高達330億美元的資金，以維持其存款準備。一年後，在中國官員所謂4大國有銀行「最後一次晚餐」的行動中，政府將這些銀行帳目上高達1,690億美元的呆帳一筆勾銷，轉移到中國政府的國有資產管理公司。根據國際清算銀行報告，這些國有資產管理公司隨後向4大銀行發行了1,410億美元債券，並支付了280億美元的現金紓困。
中國政府期望這些資產管理公司能夠收回部分呆帳。但是呆帳回收率非常低，使壞帳轉到資產管理公司的策略，不過是變換帳目、拖延時日而已，而不是真正的解決問題。而且，這一策略還可能嚴重削弱了人民銀行，因為正是它向這些資產管理公司提供了用以收購4大銀行呆帳的資金。
什麼是導火線？任何對中國銀行系統或者中國政府的信心潰散，都將可能導致公眾停止存款，成為擠兌的導火線。而只要經濟成長減緩，就足以引發危機的全面爆發。這也是為何這幾年中國政府都要用所謂的「積極性」財政政策，大量借款投入公共開支（例如大量公共建設、連續3年調高公務人員薪資），以刺激經濟。但是，中國高級官員已經警告說，這種做法不可能持續很久。
另外，全球經濟的持續停滯，如果導致對中國出口商品需求減少，或者外國對中國直接投資的減少，也會引爆中國的金融危機。如果中國政府開放人民幣自由兌換，或因WTO允許外國銀行進入中國自由競爭，也可能導致民眾將人民幣兌換成美元、黃金，從而引發信心危機。
◆沒有解決辦法◆
如何解決中國龐大的金融危機呢？說起來有好幾種方法解決銀行壞帳問題：一是印鈔票挹注；二是課稅來挹注；三是借款：可以在國內發行公債，或向國外借款，如向世界銀行求救；四是出售土地房舍；五是銀行股票上市；六是任其倒閉。但是，如果想要兼顧中國經濟與中共政權，沒有一樣是可行的。改革必然帶有傷痕，而且弄不好失去人民信心，演變成全盤皆輸。
要解決呆帳，至少不能再產生新的呆帳，這就要中國銀行先停止對沒有效率的國有企業停止貸款。這也做不到。實際上，現在除了舊呆帳之外，仍然不斷增加新的呆帳。
S&P在2002年6月估計，中國呆帳的比例佔銀行貸款總額的50%以上，中國需要20年的時間才能將呆帳比例減少到「可以控制的」5%的比例，這將耗費大約5,180億美元。《遠東經濟評論》（Lague，2002）接著說，顯然中國當局知道，它沒有20年的時間了，特別是按照中國加入WTO協定，在2007年就必須允許外國銀行在中國從事全面業務。
§§五、失業難評估
中國的失業到底多少，還是個謎。在這樣集權的國家，區區一個失業人口調查不出來，簡直匪夷所思。但如果知道它連「人口總數」都不清楚，有各種說法，從12億到15億人，那就不足為奇了。
失業真相不清的原因有三：一是失業的定義問題；二是資料的可靠性問題；三是鄉村的失業問題。
改革開放後，中國官方仍否認有失業現象，所以也就沒有失業統計；一直到1986年，才承認有失業，但稱它為「待業」，統計上有城鎮待業人數和待業率資料。中國國家統計局對「待業人員」所下的定義是：「有非農戶口，在一定勞動年齡內（16歲以上男50歲以下、女45歲以下），有勞動能力，無業而要求就業，並在當地就業服務機構進行待業登記的人員。」1994年，開始接受「失業」這個名詞，待業的定義就過戶給失業，失業率是「城鎮登記失業人數，同城鎮從業人數與城鎮登記失業人數之和的比。」在中國國家統計局網站裡，發表的城市失業率1985年為1.8%，1990年2.5%，2000年3.1%。
同一網站還公布2001年年底，全國就業人員73,025萬人，其中城鎮23,940萬人；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為515萬人（比去年底減少142萬人）；城鎮登記失業率為3.6%；全國參加失業保險職工人數為10,355萬人，領取失業保險金人數為312萬人。我們根據這些資料推估，2001年底的城鎮失業人口為894萬人。
官方發表的失業統計都只限於城市失業，而在廣大鄉村到底多少失業？不知道。因為農村裡有很多隱藏性失業，即表面上有工作做，但邊際生產力幾乎為零（意即這些人對總產量沒有幫助，把他們抽離出來不會減少產量），失業是隱藏在就業裡面。
根據中國自訂的失業定義，城市失業統計與世界共用標準比較，有嚴重低估的現象。官方把失業者界定在退休年齡前10歲，意思是從那時起，只有退休、不能失業。世界上通用的定義不但不以退休年齡為界，根本沒有年齡上限，意即任何人（在國民教育年齡之後），只要沒有工作而有能力且正在找工作者，都是失業。「非勞動力」裡的「退休」只是年紀大了又不找工作者的一種分類而已，即先是非勞動力，再依性質歸為「退休」。一個人即使真的退休了，但他還有工作能力且在找工作，都是失業者。
除了年齡上限外，中國的城市失業定義還有兩個低估失業的地方。一是它通常不包括所謂「下崗」工人；二是它要「登記求職」了才算失業。
官方「登記求職」阻礙失業統計，因為依規定，下崗工人不能登記失業。遼寧省在2002年6月一則報導說，從2001年開始，遼寧省對省內的社會保障制度進行改革，允許下崗的工人正式登記失業領取政府失業救濟金，以解決下崗工人生活貧困的問題。原來，下崗工人的生活補助是原國企的責任，失業救濟則是國家的事。不少國企已經發不出這些錢了，2001年大慶油田的工潮就是這樣發生的。
到底中國城市失業率多少呢？相較於中國官方估算城鎮登記失業率3.6%，Rawski估計是8%。但其他估計的更高，超過10%的不少；有的高達20%，失業人口介於862萬到4,789萬之間。至於農村失業，那就更嚴重了，估計30%是很普遍的。
以下依上列不同標準，列出中國的幾組失業率數字：
一是中國政府發布的失業率，實際上就是「城鎮登記失業人數」。1992年城鎮登記失業率為2.3％，1997∼2000年則都維持在3.1％，失業人數在570∼595萬人之間。2001年底城鎮登記失業率上升到3.6％，2002年預計在4.5％左右。
二是城鎮登記失業人數再加上企業下崗職工。2001年全大陸大概有2,000萬下崗和失業人員，相當於城鎮經濟活動人口的7.7％〔2,000/（23,940+2,000）〕。
第三種則是在第二種的基礎上再加上現有企業冗員。估計國有企業和機關事業有1/3以上的冗員，約3,000萬人，亦即失業率19.3%〔（2,000+3,000）/25,940〕。
第四種的廣義方法是第三種再加上農村的剩餘勞動力。目前，全大陸的農村勞動力有4.7億（一說是鄉村從業人員為4.99億），大陸耕地19億畝，若按每個勞動力耕種10畝地計算（約0.67公頃），僅需農業勞動力1.9億，再加上在鄉鎮企業就業的勞動力1.3億，共有3.2億的農村勞動力被充分利用，尚有1.5億的農村剩餘勞動力需要另尋出路。若每個勞動力耕種面積大於10畝地，則農村剩餘勞動力人數將比1.5億人為高。亞洲開發銀行曾估計大陸的農村剩餘勞動力約為2億人。以此估計，全國失業率應為34.3%〔（5,000+20,000）/（25,940
+47,000）〕。
何清漣（2002）說她根據1997年至2001年的中國統計年鑑計算，發現即使依據官方資料，真實失業率也高達21%，這不包括農村失業人口。如果要計算城鄉總和失業率，那就高達35%以上。這與我們上述估計差不多。
§§六、社會問題像定時炸彈
除了純經濟問題外，中國社會問題龐雜，失業洪水、貧富懸殊、道德淪喪、貪污腐化、社會不公等等現象，都像是個定時炸彈，可能間接引爆經濟崩潰。
◆失業洪水◆
2002年3月1日那天，「工業學大慶」的東北黑龍江省堡業重鎮大慶，有幾千工人上街示威遊行，到6日已有5萬之眾。上街的群眾除了普通工人外，還有科級和處級幹部。有些機關被他們佔據，鐵路交通也受到影響。當地警力不夠用，駐軍的坦克團已在一旁待命，如果任何一方出現差錯，就可能發生流血事件。3月11日，遼寧省遼陽市不同行業的5千名工人也上街示威。這次示威，由遼陽鐵合金廠、遼陽紡織廠、遼陽活塞環廠、遼陽儀錶廠、遼陽皮革廠及遼陽精密元件廠等6家工廠的工人組成，這6家工廠都是瀕臨破產和已破產的國企。這是在中國首次出現不同行業工人的聯合示威（凌鋒，2002）。之後，撫順、烏魯木齊、吉安、廣元、北京等城市先後爆發了規模不同的工人示威、罷工等抗議活動。16大期間，大慶又有工運重現的報導。
自從1997年9月對國企進行改革以來，已有數以千萬的勞工失業，再就業機會極低：1998年還有5成的機率，1999年4成2，2000年掉到3成5，2001年則是3成，而到2002年上半年跌落到僅有9％的機會。大慶的工潮是因為下崗工人被「買斷工齡」後，原還保留一些福利被幹部污掉；遼陽工潮是由於企業領導貪污，且拖欠工人大量工資，逼使這些工人走上街頭。
由於失業問題惡化，以及貧富懸殊加劇，社會問題之嚴重如同一顆「定時炸彈」。中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也提出警告，都市地區的失業率正不斷上升，極有可能從現在的10％攀升到15％，且都會的貧窮人口達3,700萬人，佔現有都市人口的12％強。而中國在加入WTO之後，情況將更為嚴重，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長張左己表示失業人口高峰期在2005以前隨時會出現。根據世界銀行在2001年底所做的報告顯示，中國政府在未來的10年裡必須創造1億個就業機會，才能解決下崗工人、移民人口、社會新鮮人等的就業問題。
◆貧富懸殊◆
中國貧富差距已經達到世界最高，吉尼係數（專門用來衡量所得不均程度的指標，介於0與1之間，指標愈低代表越平均）在中國官方統計，2000年是0.417，超過90年代平均數0.338；民間估計，近年實際上應該已超過0.5了。一般的說法是，貧富懸殊到引起社會不安的國際警戒線是0.4的吉尼係數。臺灣過去30年的不均度都在0.28∼0.32之間。
中國的貧富懸殊，實在是太明顯了。城鄉差異、沿海與內陸差異、農與非農的差異似乎已到了難以打破的「兩元」經濟。由於吉尼係數實在太高了，據聞，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北大教授厲以寧居然建議將城鄉分開計算吉尼係數。這實在是匪夷所思，因為本來「不均度」就是要來衡量這種差異的，把所得高的與所得低的它分開計算，顯示問題已嚴重到難以解決。
◆不公平◆
農民世代「農子農孫」：中國以戶籍法規定農人不能在城市設籍，實質把農民綁在農村。農民在農村幹部的壓榨下，過的簡直是奴隸的生活，許多農村暴動，大都是因為農民負擔過重。
事實上，農民受到不公平待遇，不只沒有居住與擇業的自由、租稅負擔較重，連上學、政治代表、社會保障，甚至生活等層面，都受到歧視。例如，人民代表大會是中國最高的權力機關，但1998年第9屆人大，佔人口70%的農民只有佔8%的人大代表。農民沒有社會保障，甚至連電費、電話費都比都市貴。而農家子弟唯一脫農的途徑，即教育，對農人更是歧視。例如，1999年國家考試北京市第一批文科院校最低分數控制線，北京466分，湖南556分；換言之，在湖南連專科都上不了的學生，在北京已達到第一批院校標準了。每年，全國教育經費200億，主要用於城市，農村得自己解決。農民專有的負擔「三提五統」已包括教育統籌費，但每當缺乏教育經費，農民還要獨自負擔「教育附加費」。
◆貪污腐化◆
2002年7月中旬，中共16大籌備小組轉發各處一個由中共中央研究室、國務院研究室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共同完成的《當前社會各階層經濟狀況》調查報告。根據這個調查，大陸私有財富85兆人民幣，其中超過96%是由佔38%的城市人口所有；佔總人口62%的8億農人，僅擁有不到4%。相對富有的城市人口中，有將近500萬人是千萬富豪；這些人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四大城市，以及江蘇、浙江、廣東、山東、遼寧及福建等沿海省份。
調查這些千萬富豪，赫然發現有9成以上是來自有黨、政、軍幹部背景，以及在政壇、社會上有一定影響力的高幹子女與親屬。他們的財富怎麼來的呢？該報告披露，主要是從80年代中期以來，不斷的官場操控經商、盜買盜賣國家計畫分配的物資、盜買盜賣進出口物資的批文、炒作國土、靠有來頭的人物批條從銀行得到千億元免息免擔保的借貸、炒作上市股票；以及90年代中期以後，操控、包攬國家大型基建工程合約，從引進外資中、進口大型設備中收取「回扣」等等。報告中說，國家級、省級工程中，高達40∼60%的工程費，實際進了私人口袋。
何清漣（2001）在檢討中國90年代官僚與國企主管全面性轟轟烈烈的掏空國家財產（所謂「自發性私有化」）的過程後，強烈駁斥中國流行的「腐敗有理」論。為了改革開放時減少既得利益者的阻力，中國創造出「以腐敗來消滅舊體制的頑抗」的論調；結果發現，腐敗消滅的不是舊體制，而是社會的公平與正義（頁381）。腐敗自上而下，社會各階層都傾向腐敗，「有肉的賣肉，有靈魂的出賣靈魂」成為社會的客觀寫照（頁384）。
◆浪費◆
在產權不清下，社會資源大量的浪費；在貪污腐敗中，國有財產也可怕的流失。
鄭義在《中國之毀滅》的生態崩潰緊急報告中，描述森林如何被盜伐、礦產如何被糟蹋、耕地如何流失等等驚人的浪費。舉一礦產耗竭為例：太西煤素有「煤中之王」美譽，是低灰、低硫、底磷、高發熱優質的無煙煤。因為產權不清，自燃加亂採濫掘，煤田大火處處。據估計，從1966年起的20年間，用掉了儲存量7,000萬噸，實際開採出來的只有1,500萬噸，丟失5,500萬噸，利用率僅21%。
何清漣（2001，頁385）論及貪污腐化造成的浪費，可能不比濫伐森林、耗竭礦產遜色。她說，國有資產流失到個人口袋的「成本」是7：3，即每流失1萬元國有資產，其中70%是用來作為掩飾這種貪污的「成本」，在無盡的中間環節中流失（結果刺激了黃色產業的畸形發展），而那剩下的30%也還不一定轉化為有用的國內生產資本，更可能捲逃出國，成為國外資本。
據《南方網》2002年9月份引述中共國家外匯管理局的一項專題調查顯示，1997至1999年的3年內，中國累計資本外逃530餘億美元，平均每年177億美元。國家外匯管理局的此一資料已十分驚人，但北京經濟學家樊綱指出，僅2000年資本外逃總額就高達480億美元，超過了當年外商對華投資的407億美元。
《爭鳴》雜誌2002年10月刊報導，9月12日中紀委、中央金融工委，在內部通報：2001年全年外逃資金達4,530億元人民幣，合540億美元；2002年至6月底的不完全統計，外逃資金達2,550億元人民幣，合305億美元。9月初，中紀委、中組部、公安部，在內部通報：至2002年7月底，失蹤、潛逃、外逃黨政幹部9,440多人，已證實潛逃到外國的有6,500多人，公安部門已發出通緝令6,275份，有關當局現已掌握另有200多名高幹正準備外逃。
◆不道德◆
1999年7月中共中央開始打壓法*輪*功，集中全國所有媒體，鋪天蓋地的污蔑、造謠，用公權力對無犯罪的法*輪*功學員打、抓、監、關、押、勞改、酷刑、判刑、送精神病院、開除學籍、開除黨籍、抄家、沒收財產，對女學員性虐待，甚多學員被刑求致死。至2002年11月已有超過500名學員受害身亡。
社會貪官污吏橫行，上行下效，社會道德淪喪。在官場上，貪污納賄、包庇走私、包攬工程、挪用公帑、勾結黑社會；在商場上，假冒偽劣氾濫、不顧損害人命，製造毒米、毒油，誠信全失；在民間，教育界抄襲、剽竊成風，假新聞、假文憑，路見事故集體圍觀、見死不救，鄙視私德與公德。
§§七、中國內部的看法──泡沫化
很多人會認為，看衰中國只是外國人的歧視，中國政府與學者都對中國滿懷信心。一味稱讚中國經濟的當然有，還包括日本的專家。但即使在中國內部，已有許多警告之聲。
3位被認為對中國決策頗有影響力的學者王紹光、胡鞍鋼、丁元竹發表的報告（2002）指出，中國在繁榮的經濟表象下，隱藏著極嚴重的社會危機，因為中國有：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經濟結構調整；世界上最大規模的「下崗洪水」和「失業洪水」；世界上最顯著的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世界上成長最快的所得分配不均；世界上最嚴重的腐敗、最大經濟損失；以及世界最大範圍的生態環境破壞。他們發現，經濟情況相對很好的5億城鎮居民，對生活狀況不滿者約1∼2億人，佔各城鎮人口的22∼45％。迅速擴大的不滿情緒，正在積累演化成社會動盪的導火線，一有風吹草動，這些不滿情緒會起到「火上澆油」的作用，成為「燎原之勢」。
2002年10月中旬，中國國務院召開了一個有關當前經濟工作和形勢的研討會，會議長達4天。總理朱鎔基親自主持，重要政治人物、財經單位、5大名校與研究機構都有代表參加。會中，朱鎔基坦承中國的泡沫經濟正在形成，社會矛盾日益突出和腐敗局面得不到收斂，失業、下崗工人和農民要起來抗議。這些問題如果處理不好，危機隨時可以爆發。
院校的經濟學專家、學者，在會上論證了中國大陸泡沫經濟的基本狀況如下：違規入市資金持續，據不完全統計達8,000億元以上，約佔國民經濟總產值的9%；積極擴大內需市場政策5年基本上是停滯，受阻於產業結構、低效率；金融不良資產、貸款壞帳高達40%，超越了金融破產的界限；國民經濟產值成長，主要依靠加大對基礎建設的赤字預算和外資投入的拉動；國債、外債具有高度的政治、社會風險，其中，中央和地方的國債，共累積4,580億美元（另一說為9,000億元），外債為2,300億美元；中長期國內市場是供給大於需求；社會失業率以15%上升，農村剩餘勞動力達2億5千萬人；出口增長和比例，外資由1990年佔15%，上升到60%，而國有企業積壓產品年達千億元以上；資金外流失控，年達500∼550億美元，相當於2001年引進外資額的120%。
研討會中，有人比較中國泡沫經濟和日本泡沫經濟，認為中國經濟泡沫更嚴重。有的意見指出：中國泡沫經濟如惡化將是大災難，很可能如巴西、阿根廷式泡沫經濟轉變為政治危機；因為中國大陸不具備日本相對穩定的政治體制，不具有日本科技、工業、經濟綜合性力量的基礎，不具有日本有85%中產階級的基礎，不具有日本社會的凝聚力、能承受著10年泡沫經濟所帶來的通縮壓力。日本沒有外債，而持有的外匯儲備量卻居世界第一，這都是中國不能相比的。
對於這個當前金融困境的泡沫經濟，各單位也提出不同的解決方案。例如，財政部、央行提出：動用2,500億美元外匯儲備中的1,500億美元，約為13,000億元人民幣，分期注入4家國有商業銀行，一次性解決銀行積壓的壞帳、不良資產。問題是，此一方案可能造成人民幣的政冶性貶值。
國務院研究中心提出的辦法是：凡在銀行以假名帳號存款都是非法的，或是挪用公款轉移的，一律沒入國庫，估計資產額達2萬億以上，佔目前銀行存款的25%以上。這個方案，中紀委在2年前也曾建議過，在政治局也曾討論過多次，但無下文。有的意見指出：這個決策，百姓會擁護，但社會會震盪，直接涉及到官場千絲萬縷的關係；有人會藉此製造意想不到的政治事件。中國的銀行容許用假名開立帳戶。據估計，目前中國大陸，以假名開立帳號的存款上高達4兆人民幣，其中疑是公款的約2兆元。
朱鎔基在會上表示：好的意見不一定適用，因為「國情」的關係。他說：「我坦白地向在座的各位交個底：中央政治局、政冶局常委也都研究過泡沫經濟的問題，擔心泡沫經濟正在形成和它的後果。誰都打不了保票，泡沫經濟帶來的將是一場大的災難。」辦法呢？採取加大力度投入，拉大國民經濟增長持續在7.5∼8%以上，積極財政政策，增加貨幣供應量等政策是正確的，沒有其他良方。他承認經濟形勢、社會矛盾日益突出，具有爆炸性；黨政腐敗局面還得不到收斂：下崗、失業數以千萬的百姓在罵政府、罵共產黨，農民面對瀋重的負擔要起來造反。這3大問題再處理不好、解決不及時，政局危機隨時會爆炸。到時可能不是幾個城市，而是幾萬、幾十萬人上街示威，要共產黨下臺厖。
§§八、失控：中央政府令出不行
中國各省發現，縱使對中央命令置之不理，也不會遭到處罰，地方遂有自行其是的態勢。中央政府不得不積極鞏固本身權力，以調動省級官員、嚴刑峻罰、甚至語言暴力來試圖控制地方（Studwell，2002，Ch.11）。由於毛澤東時代即開始的地方分權，使各省甚至各縣市財政自主。縣市、甚至鄉鎮可以自行開徵新稅，以及許多不合法的「費」。這導致後來中央難以調控地方。
不少人以為中國經濟不會出問題，至少在短期內（例如10年）不會崩潰，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理由，是中國中央控制嚴密。事實不然。由於新聞封鎖，外界很難瞭解中國真相，特別僅從官方統計或觀察幾個櫥窗城市（何清漣，2002）。最近因為東北大慶油田工人示威，外界略知工運狀況，但是事實上中國內部農人、工人抗議事件層出不窮，有些規模甚大，只是不為外界所知。
白沙洲在《中國二等公民》（2001，頁9∼10）開宗明義，就記錄了中國農民在2000年8月間發生的幾次大規模暴動：首先是江西省4萬農民集體進行5天暴動（多維新聞網）；8月19日，河南省南陽市發生大規模的警民衝突，焚燬10輛警車、1個警亭，12名警察受傷（多維新聞網）；8月中旬，江西省豐城爆發2萬農民抗稅大暴動，當局出動2千武警鎮壓（香港《開放》，2000年10月）；8月17日，江西省萬名農民起來造反，要求減輕農民負擔（New York Times， 9月17日報導）；8月31日，江西省2萬農民暴動（合眾社8月29日、法新社8月31日國際報導）。文內還提到，抗爭事件中產生了不少「農民頭領」、「減負英雄」等一呼百諾的農民領袖。
總部設在美國的華文網站多維新聞網，援引中國內部消息說，2000年中國各地共發生10萬件民眾抗議事件，比1999年增加了70%；但一般相信，實際案件遠高於此。
為瞭解決三農問題，「費改稅」在安徽省試辦1年，據說取得了可觀的效果，準備從2001年全國逐步推廣，並有配套措施。但2001年2月檢討成果，並宣布要全國通行後，6月突然喊停；表面理由是配套措施準備不及，實際上是地方反彈，威脅說一旦施行「費改稅」，要把國民教育停掉。因為「費改稅」使農民負擔減輕4成，相對的，鄉鎮村收入銳減，地方官員說沒有經費辦理國民教育了。原來農村教育佔縣級政府財政開支50％以上，佔鄉鎮級政府甚至高達80∼90％。唯認真訪查，發現各級政府都超編，反對「費改稅」，是為了維護既得利益。
改革開放，往市場經濟發展，照理說應該減少政府管制，公務員也應減少。事實卻相反，公務員人數增加，公務預算提高。1978年鄧小平上臺，公務員及共黨黨工人數430萬人，1990增加到900萬人，1998年逼近1,100萬人；對應的行政費用佔政府預算比例，從4%一直增加到15%。中央政府體察到要在人事案減肥，但各級政府陽奉陰違，先把公務員調往國企單位，再以契約聘回來，並不斷續約，使得統計上公務員減少，但名不符實（Studwell，2002，Ch.8）。
杜拉克（Drucker，2002，中譯本頁180∼181）預期10年內中國將分裂，因為現在就有許多像是自治區的地方，對北京「好話說得多、上繳的稅少」，只想從中央得到對當地國企的補助。
§§九、中國會不會崩潰？
「中國會不會崩潰」是個最令人困惑的問題，因為它早就應該崩潰了！從各種數據，不論是金融性或實質面、經濟面或社會面、微觀或宏觀、國內專家或國際觀察家，大都認為崩潰只是時間問題。
Studwell（2002）以「中國夢」（The China Dream；中譯本譯為中國熱》，有違作者本意）為書名，配合詳盡的資料，從《奇蹟出現》的第一篇，到第二篇《奇蹟幻滅》，到第三篇《面對現實》，具體地討論中國改革開放的種種問題，以及投資中國雖然大都鎩羽而歸，但卻毫無畏懼地前仆後繼，像是朝向光明的扑火飛蛾，最終將發現這恆久的期待，只是大夢一場而已。其最後一章指出蠢蠢欲動、伺機吞噬獵物的兩個危機：一是結構改革未見成效，落得債臺高筑，成長蝸牛化；這其實與事實相去不遠。二是比低成長更令投資者與人民膽戰心驚的，即對銀行或股票失去信心，引發擠兌；這可導致比拉丁美洲更可怕的後果，一旦人民終身儲蓄化為烏有，共黨政權也將一併告終。
章家敦的《中國即將崩潰》（2001），書名已道盡一切。在他長期擔任跨國公司律師，與中國國企與官員的接觸中，發現窘態畢露的國營企業、深陷泥沼的國有銀行、債臺高筑的政府財政，加上雙軌制改革帶來的貪污腐化、脫離群眾，使中國無力進行體制的變革，只能一再強調「安定至上」。就在魂不附體、搖搖欲墜時，中國不幸登上了WTO列車，注定要被震得四分五裂，導至經濟與政治同時崩潰的結局。
管理學大師杜拉克在他93高齡出版的《下一個社會》，簡短地提到中國。他以觀察到的官方控制與自由市場混合下的混亂，認為整頓國企而不引起社會動亂，是中國最大的挑戰。目前的情勢發展下去，終將使中國分裂。
外國人對中國經濟前途的觀察，兩個日本人，大前研一（2002）與黑田篤郎（2002），算是有比較正面的評價。大前研一研究中國沿海的工業區，認為中國將分裂成6國國家，或說6個新加坡，並成為世界工廠。他認為經濟發展就是「租位子」的遊戲，只要你願意出租，就可以順利發展；而中國正有6塊分區出租。黑田篤郎也是著眼於中國沿海省份的競爭優勢，預期它會成會世界工廠。
大前研一完全不考慮整個中國的大環境，而他對江澤民與朱鎔基高度評價，簡直到了阿諛奉承的地步。黑田篤郎最後還是檢討了中國的總體表現，並質疑其成功的可能性；他稱中國為「世界工廠」只是作為有備無患的思考策略。
最後回到中國人自己的看法。何清漣的《中國的陷阱》，完整地記錄分析中國90年代的改革開放之「原始累積」。原始累積原本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早期壓榨工人的評語；馬克思說：「資本來到世間，就是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馬克思所描繪的這個資本原始累積現象，可能不太適合真正的資本主義；但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官僚瘋狂累積財富的過程，就像是量身訂製一般適配！何清漣這本《中國的陷阱》，忠實地記錄了大批這些現象。她說，中國近年來的經濟發展，可以稱為「權力的市場化」，或說「權錢交換」、「自發性私有化」。地方幹部和其黨羽，利用經濟改革開放、但法制機能尚未建立的空檔（即雙軌制），手執公共資源的鎖匙，利用攤派費用、貪污、回扣、誇大帳單、轉售公家廉價貨品、公帑炒作房地產和股票等等手段，獲取了龐大的國家財富。其結果引發的社會經濟政治問題，包括貧富差距、犯罪、三農問題、黑社會等，非常嚴重。
小說家鄭義出版了《中國之毀滅：中國生態崩潰緊急報告》，鉅細靡遺地記載了中國從森林毀滅、水土流失、荒漠化、地質災變、耕地流失、水資源枯竭、江河湖庫乾涸、水污染、大氣污染、垃圾、近海之死、物種滅絕、礦藏耗盡。從制度面分析中國的生態災難，鄭義認為，主要是因為產權不清、「公有私營」的結果。他預測中國不久將有生態的浩劫。
白沙洲的《中國二等公民》，副標題《當代中國農民考察報告》，述說中國在戶籍政策下，農民變成農奴的悲慘情境。他與李昌平2002）記錄了農民如何入不敷出。這些中國本土人士，披露中國問題之深，令人讀後仍心有餘悸。
§§十、亂邦不入，危邦不居
中國經濟崩潰只是時間問題，而且隨時可能發生。臺灣怎麼辦？我想有兩個做法：瞭解真相，宣導真相。
真相是什麼呢？對外資而言，雖然也有賺錢的，但因中國社會極難預期，很多跨國企業大舉投資中國，最後卻認賠撤出。
臺灣經營之神王永慶，在中國投資漳州電廠虧本，投資大型醫院則是胎死腹中。其實，世界有更多大型跨國企業，同樣在中國陰溝裡翻船。麥道飛機製造公司在中國布椿20年，本來想一擊勝過波音公司，果除了造就了40椿中、美聯婚之外，一事無成，最後還被波音併購。事可樂1981年率先投資中國，先後成立15家合資公司，經過20年的慘澹經營，雖然創造了百事可樂在中國銷售超過可口可樂的佳績，但一直沒有賺錢，2002年終於與中國合資者決裂而去。
日本零售鉅子「八百伴百貨」的和田一夫，深信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在90年代投入香港、中國的零售、娛樂市場。90年代，一向保守美國投資銀行高盛也進軍中國。新加坡、香港、臺灣、日本、歐美等
商人蜂擁而入，炒高房地產、炒熱股票。中國經濟發展佳評如潮，政商名人紛紛往北京朝聖，絡繹於途。在一切講「關係」的中國，中共太子黨成為炙手可熱的拉攏對象。於是，建立關係、搶執照，橫跨汽車、金融、百貨、發電工業、醫院等行業。
1993∼94年中國通貨膨脹，政府宏觀調控，政府支出減少，一下子榮景不再，股市下跌。高盛投入電力開發，一敗塗地。和田一夫如日中天的事業，在中國陣亡，最後連他在日本的八百伴也賠了進去。連精明能幹的李光耀，也在中國栽了觔斗，在蘇州市的造鎮計畫，90年代一路虧損，到2001年終於放棄。
雖然商人仍舊前仆後繼，不少國家改由政府出面訪問兼簽訂商業契約。這些金額龐大的商機，到頭來還是一籌莫展。
更多真像相繼出世。日本第一互惠人壽公司（Dai-Ichi Mutual Life）和德國格寧集團（Gerling），分別在2001年底和2002年8月很艱難地獲得中國政府頒發營業執照。但兩公司在2002年11月18日不約而同宣布撤資。這對剛剛加入WTO、銳意向外資逐步開放金融業的中國，無異是一記喪鐘。
臺灣以小家電掘起的燦坤集團，15年來在全球家電市場斬獲頗豐，唯獨在大陸內需市場敗陣。大陸《中國企業家》雜誌報導，燦坤集團在大陸市場10多年來虧損3億餘人民幣（4,000多萬美元），僅2001年就虧損了2,000多萬。
更多但卻很少報導的，是外商受騙。擔任重慶台商投資企業協會副會長的新竹市民鮑揚波，在重慶遭吞噬2億元資產，血本無歸落寞回臺。中國合資者由入股、霸佔到完全吞併，使他10年的心血付之一炬。他說：「投資前大陸政府百般承諾，投資後冷漠對待」。另一位受騙的台商林志升，最後居然要用「偷渡」的方式回臺！有誰會想到，在大陸兢兢業業從事教育事業，最後居然發現有生命危險，乃棄1億5,000萬人民幣投資如敝屣，從四川成都展開3千里驚心動魄大逃亡，最後像偷渡犯一樣由金門搶灘回臺（見林志升，2002）。從學術界轉行到實務界的台商高為邦，在天津建立玻璃纖維外銷工廠，最後卻被一手提拔的中國青年連騙帶搶，侵佔整個公司（高為邦，2002）
。這些案件有一個共通的特色，就是中國商人都夥同法官、檢察官與警察人員，共犯作案。
何清漣（2001，頁386）討論中國90年代的「權力市場化」、「權錢交換」時，就認為腐敗必將滲透到司法部門，導致公義退位。被稱為社會公平正義的「阿基米德支點」的司法系統，一旦也制度性地淪陷腐敗時，社會道德、人民公義也沒有什麼防線了。這個社會的墮落將伊于胡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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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論壇，作者張清溪為臺灣大學經濟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