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什麼權都可以不要，但軍權則決不鬆手。他要學鄧小平，但畢竟是東施效顰。鄧小平雖不放軍權，但立足點則是「退隱」，所以他才不在乎什麼名分，甚至憤怒於「垂簾聽政」被曝光；江澤民則完全不同，他牢牢地把住槍桿子不放，則實實在在是戀棧，因而他才斤斤計較於排名，生怕世人不知道他是當今太上皇。鄧小平當年不當第一把手，是他自己不干。他的這個不干，是基於對自己權威的自信。而江澤民如今不當第一把手，則實屬一種無奈。如果按照他的心願，他還真恨不得把權柄牢牢攥到上西天的那一天。他在中共十六大前後的一切表演，其源蓋出於缺乏自信，這與鄧小平恰成鮮明對照。
是的，誠如本刊上一期社論所言，槍指揮黨是比黨指揮槍更大的歷史倒退。然而，無論是「槍指揮黨」，還是「黨指揮槍」，它們又統屬那種與憲政文明格格不入的現代化史前文明即專制文明。江澤民如今使出渾身解數要復辟終身制，復辟老人政治和復辟個人崇拜，憑藉的就是這個專制文明。也只有在這個專制文明中，他所期望、所依托的有了槍桿子就有了一切，保住槍桿子就保住一切的政治格局才有生存空間，才會發生作用。倘若胡錦濤仍然囿於這種現代化史前文明，那麼，他除了再忍氣吞聲、逆來順受、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地當幾年兒皇帝和與江澤民比賽壽命以外，其揮灑的餘地就實在有限，即使他祭起「黨指揮槍」這桿貌似正統的黨規黨法大旗，也莫不如此。因為，一來「黨指揮槍」與「槍指揮黨」一樣同屬強權政治，常常互為表裡；二來，中共雖然一直有著「黨指揮槍」的法統，但也不乏「槍指揮黨」的傳統。所以，胡錦濤除非不想作為，除非僅僅滿足於他已扮演了十幾年的「小媳婦」角色，否則，他就必須另闢蹊徑、避實就虛，突破重圍，去另尋新的戰略制高點。
胡錦濤找到了這個戰略制高點，它就是：樹憲法權威，反逾憲特權。
說到底，以軍權干政，挾天子以令諸侯，即使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歷史上，也是國家之亂源，社稷之災星。如果今天的中國要避免這種災難，不想淪為南美、南亞、非洲那些動盪不堪的三、四流國家，就必須堅決而果斷地斬斷這條亂國亂民的禍根。江澤民以為只要他手握重兵，他就是太上皇、他就是袁世凱、他就是西太后，整個中共中央，整個中國政府就都是為他跑龍套的戲班子。很可惜江澤民生不逢時，這個政治侏儒身子雖然進了二十一世紀，但卻把腦袋留給了上個世紀，他還在那裡作他的黃粱美夢。他哪裡知道，這樣的強人政治在新世紀的中國已是一去不復返了！
儘管中共幾可說從無尊重憲法的傳統，但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那畢竟是長期受「打天下」法則所累，且早就應當改弦更張的了。何況，今天江澤民已經將胡錦濤逼到了一個死胡同，如此一來，胡錦濤及其所代表的中共新一代，即使是單單為著自身生存計，即使是單單為著殺出重圍計，他們也不得不高擎憲法的大旗、大樹憲法的權威、揮舞憲法的利劍，重鑄憲法的神聖。如此一來，在中國的政壇、在中共黨內、在中國的最高權力核心層內部，就硬是被江澤民的倒行逆施給逼出了一批與行憲護憲共同著利益、甚至共同著生命的政治群體。如此一來，那在中國偃旗息鼓多年的政治體制改革，竟然因獲得它還從未有過的權力中樞者的利益驅動力而蓄勢待發了。
政治改革，不進則退。江澤民執政的一個最大特點就是拚死抵制政治體制改革。其結果，就是連鄧小平幾乎是唯一的一丁點遠不徹底的政治體制改革成果－－反終身制－－都難以保住，就更不要說國家的民主化、法制化建設了。眼下，江澤民留下的幾乎所有難題，從官場愈演愈烈的通體腐敗，到基層層出不窮的民間苦難，都與其拒絕政治體制改革有關。正因為相當一個長時期以來中共避而不談政治體制改革，故胡錦濤這次出來強調「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準則」、「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才顯得特別注目。其實，這些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期那個思想解放的年代，連同「中國共產黨必須在憲法規定的範圍內活動」等等，就都是當時各媒體的熱門話題。
如果說專制文明的特點是集權的話，那麼憲政文明的特點則是分權。前者意味著絕對權力的不受制約，後者則意味著相對權力的彼此制衡。同樣一個軍權，在專制文明下，它是諸權之綱，是權上之權；而在憲政文明下，它則是諸權之一，是受制之權。因此，即使江澤民的「軍委主席」職務原封不動，但只要中國的現行憲法由柔性變為剛性，那他江澤民的實權也就頃刻被削去泰半。在憲政體制下，江澤民既然已經沒有了可超越於憲法之上的任何特權，那麼他的「軍委主席」職務，也就實實在在地居於中共中央與人大常委會的監督之下，並隨時都有被合法罷免之虞了。由此可見，以憲法統軍是比黨指揮槍更高的歷史飛躍。這才是地道的釜底抽薪術，這才算真正的杯酒釋兵權。唯一的條件只是將柔性憲法變為剛性憲法。而如此一來，豈不是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便自然而然地啟動了麼？
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由執政黨的最高領導人，乃至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出來推動憲政改革，是何等的名正言順、又是何等的順理成章。在憲政的架構下，內政外交的一切，從立法、執法、司法、釋法，均無論如何也輪不到一介軍事首腦去置啄。江澤民既然根本就沒有當年鄧小平那一言九鼎的政治權威，那麼，在這種情況下，他可予反制的選擇空間就極為有限。難道他還可能組織起一場新的「反自由化」運動來個新一輪清洗？難道他還可能明目張膽地祭出「槍指揮黨」的太上皇特權來反對憲政改革？難道他還可能召集起一場最高層的「生活會」來罷免總書記？難道他還膽敢並有可能糾集幾個軍頭髮動一場軍事政變來螳臂擋車？否！「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間。」經過江澤民十三年統治的官場徹底腐敗的大醞釀，政治體制改革在今天的中國已經是呼之欲出。這還真有點像上一世紀七十年代末的中國，當時是誰搞經濟體制改革誰就能贏得民心，而今天則是誰干政治體制改革誰就會擁有中華。由此我們便看到：突破「槍指揮黨」重圍也罷；大樹憲法權威也罷；政治體制改革也罷，其實這三點說的都是同一碼事，它們不過是三位一體的同一件事的三個不同側面罷了。
既然中國的歷史今天已經走到了這麼一步，中共以胡錦濤為代表的新一代，若不搞政治體制改革，不行憲護憲，就連在中共黨內也難有真正的出頭之日，那麼，這豈不意味著，憲政文明之歷史必然性，終於通過其利益機制的殘酷篩選，或已在今天的中國體制內，找到了某種為自己廓清道路的載體和動力？如此一來，或許更加驚心動魄的重頭戲將在2003年的中國政治舞台上拉開帷幕。對此，作為體制外的民主派，我們正摩拳以待。
（《中國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