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中共經濟主義的侷限性

中共十六大提「小康社會」的概念，把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作為今後二十年領導人的努力方向，就是說到2020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要在2000年的基礎上翻四番。無獨有偶，很多年以前，馬來西亞的馬哈蒂爾提出了一個稱之為「2020宏願」(2020 vision)的經濟發展計畫，要在2020年把馬來西亞提升為一個發達的工業國家。我們可以把小康社會成為江澤民版的中國2020年計畫。

中共為什麼要這樣提，筆者曾在早些時候分析過了(本專欄11月12日和19日)。這裡再來分析一下這種國家發展戰略的侷限性。在學術界，人們一般把這種國家發展戰略稱之為發展主義(developmentalism)，這種類型的國家也被稱為發展主義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

筆者認為把這樣的國家戰略稱之為經濟主義更為合適，因為這種策略的目的是要利用經濟因素來解決問題。這些國家的領導人相信，很多問題都是通過經濟發展能夠得到解決的，發展不僅可以解決經濟水平的問題，就業問題，而且也可以解決社會政治問題。所以，走經濟主義的國家往往只強調經濟發展，而不作政治改革。政權的合法性來自其發展經濟的能力，而非人民的選票。

這種發展戰略有其優勢。很多問題的確可以在經濟發展中得到解決。實際上，鄧小平很早以前提出的「發展才是硬道理」就是經濟主義的形象說法。但是，亞洲金融危機以後，亞洲各國的變化似乎已經打破了經濟主義的神話。很多人現在把亞洲各國所產生的諸多問題歸諸於這種經濟主義。儘管經濟主義是否繼續有效可以有討論的餘地，但經濟主義的確存在著很多侷限性。我們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來看。

第一，經濟主義往往造就人們的金錢主義，也就是一般所說的金錢意識。金錢意識的形成有它的好處，人們變得比較實在，長於理性計算，而少激進行為，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也不見得對政治感興趣。就是說，只要政府有能力改善人們的經濟生活，人們不太會挑戰政府。但是從長遠來看，金錢意識會對政治產生巨大的壓力，就是說，任何經濟問題都有可能轉變成為經濟問題。一旦經濟形勢不好，老百姓就會把矛頭對著政府。一旦人們認為政府已經無能提升經濟生活，政府的合法性就會很快失去。這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尤其如此，因為本國的經濟早就超越出本國政府的控制能力了。這在亞洲金融危機時已經表露得淋漓盡致。金融危機觸發了政治危機。很難說，印尼的蘇哈托是被本國人民推翻的還是被資本的流動所推翻的。

第二，經濟主義下社會各階層的參政機會是不公平和不對稱的。在經濟主義下，經濟實力是主要的，參政的程度取決於經濟資源的多少。所以，資產者的參政機會就要比工人、農民的多，更不用說社會上其他的弱勢群體了。不用客氣地說，所有奉行經濟主義的國家和地區，政治權力本質上說都是由資產者來控制的，或者資產者和政治人物的聯盟。政治不對人民開放本身就意謂著經濟主義所包含的政治風險。

第三，經濟主義下是不可能做到收入的公正分配。這很簡單。一是因為經濟主義強調的是發展，而非分配，二是因為上述所說的政治權力分配的不公和不對稱。所謂的收入分配是由國家政權來進行的，誰能影響國家的政策，誰在收入分配中佔有優勢。例如，一個資產者掌握國家政權的地方是很難討論收入的合理分配的。收入分配不公中所包含的政治風險也是顯而易見的。現代社會的很多動亂都是有巨大的收入差異造成的。

第四，經濟主義經常造成一種虛假的合法性。經濟的成功往往使得領導人驕傲，總是相信既然「給了」老百姓那麼多的經濟好處，他們總應該服服貼貼。再者，經驗地說，所有奉行經濟主義的地方，腐敗總是很嚴重的。但是經濟上的成功也使得領導人忽視腐敗的嚴重性，甚至認為腐敗是一種必然的現象。這種虛假的合法性經常給政權帶來致命的威脅。印度尼西亞的例子說明瞭這一點。可以設想，蘇哈托當時怎麼也不會從那麼好的經濟數據中看出日後導致他下臺的政治危機來的。近年來，馬來西亞現在所面臨的情況也在說明這個問題。

把上面這些問題提出來，不僅是因為經濟主義已經確立為中國的國家發展戰略，十六大過於強調經濟主義，而對象政治改革那樣的重大問題沒有新的討論。更為重要的是因為這些問題已經在中國出現，如政治參與的絕對不對稱、收入分配的不公和黨政官員的嚴重腐敗等等。而所有這些的解決並非經濟主義所能勝任的。把人們引向經濟主義可能只是一種權宜之計，但不可以作為國家發展戰略的全部。

原載《信報》(1/4/2003)(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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