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獻出的一份愛心，更募集了千千萬萬城市小學生的零花錢。
在希望工程的耀眼光環下，徐永光「干了」整整十二年。
千難萬難，難在了一個詞上：「投鼠忌器」
十二年光陰轉瞬流逝，徐永光的名字似乎和希望工程緊緊「聯」在了一起。
徐永光肯定對希望工程做出過許多貢獻，但徐永光肯定無權侵蝕捐款、玷污希望工程的純潔。「要不要對徐永光展開調查？」－－做出這個決定絲毫不難，我們的黨，我們的人民面臨的「殘酷」問題是：如果調查之後證實徐永光確有腐敗，那麼希望工程就從「源頭」上被侵蝕、被玷污了。難題是，公開報導十二年來千百萬人獻出愛心
的最便捷、最著名、最輝煌的慈善之橋在「橋墩」處存在嚴重腐敗，後果會是什麼？
北京高校社會學系的一位教授，對「後果」作了描述：希望工程不僅擁有十二年的輝煌，而且是我心目中的最後一塊淨土了。在中國持有這種看法的，相信不止我一個。你試圖披露希望工程遭到侵蝕、玷污，我對南方週末的報導，也十分信服，但你們的報導還是把徐永光連同希望工程的光輝形象一同打碎了，使我心中的最後一塊淨土消
失了，這未免有點殘酷。未來三年，中國的慈善捐贈事業大約會跌入「谷底」。試想，看了你們的報導，未來三年，誰會積極給貧困兒童、受災農民獻出愛心呢？
教授朋友的「淨土說」，讓我震撼！
老鼠爬到了易碎的神龕上偷吃供品，人們想打老鼠，又怕神龕被打碎，我們該有多難多難啊！一線採訪的記者難，編輯部的領導難，中央有關部門肯定也難，千難萬難，難在了一個詞上：「投鼠忌器」。
但時，教授朋友的說法值得商榷。把最後一塊淨土「弄髒」、把這項神聖事業「打碎」的人，不是柳楊，不是易曉，不是記者，也不是內地的南方週末或香港的明報。侵蝕、玷污、打碎者不是別人，正是希望工程的法定代表人徐永光！
1999年，希望工程迎來十週年慶典。徐永光力排眾議、堅持下令立即停止希望工程的「助學活動」（註：新華社曾為這一決定播發了消息，但很少有人知道），徐永光還曾說：到今天，希望工程在人們心目中還是一件比較完美的事物。如能就此完好無損地收進歷史博物館，她就能成為一種成功模式。其價值和意義遠比我們繼續拿著希望
工程的牌子，去花樣翻新而承擔著某一天這個神聖的物件「叭」地一聲落地變成碎片的風險為好。
「碎片」？徐永光怎麼會有這種不祥預見？
誠信之本義，即「誠實」加「信用」。古人有言：「人無信不立」，又說「言必行，行必果」。慈善事業的基石是什麼？一曰「誠信」，二曰「愛心」。或許有人說：廣大捐款人的「愛心」捐贈，才是慈善募捐事業的第一要素，難道「愛心」和「捐款」不是慈善事業的基礎麼？
天下諸理，公道為先。筆者以為，先有發起、組織者的誠信，才能呼喚和激發起千百萬人的愛心。只要中國人尚未完全失掉勇氣，我們就不能聽任卑鄙的侵蝕、無恥的玷污；只要我們還沒有失去對希望工程的希望和信心，我們就不能聽任少數腐敗分子在希望工程的源頭恣意橫行。
感謝《人民日報．華東新聞》，在南方週末遭逢極大壓力之際，該報2002年3月29日第三版上，刊登了署名「郝洪」的評論。郝先生的文字給我以極大鼓勵，他對徐永光「賴」 在神龕上的根源作了如下分析：
－－其實，回頭想想，我們把失望的怒火指向中國青基會是沒有道理的。正是我們自己，不是別人，將中國青基會抬上了「誠信」的神壇，然後站在台下仰望他們、美化他們，而不是在平等的位置上，以制度來考察，以標準來衡量。很多時候，對待誠信，我們寧願選擇敬仰典範，而不是敬畏制度。
－－典範是榜樣，雷鋒精神就曾激勵並仍將激勵著一代代人。但是，榜樣沒有強制的約束力，榜樣的力量並不是無窮的。一旦內心的私慾如錢塘江潮呼嘯而起，什麼才是人類道德的堤壩？據說，中國青基會正期待權威審計部門的審計來證明其清白。依靠制度，求證自己，是中國青基會的選擇，又何嘗不是我們大家應有的選擇。
我完全贊成郝先生的分析。今年3月南方週末報導的「跋」是我起草的，這段文字，就是我對「淨土說」的正式回覆：
－－編髮這組稿件，我們的態度是極其嚴肅和慎重的，我們的心情是十分沈重和複雜的。希望工程十二年來所取得的巨大成績，得益於黨中央所開創的改革開放的宏大事業，得益於中國人民的穩步邁向小康，得益於許多希望工程工作者的辛勞努力，更得益於無數海內外華夏兒女、外國友人永不泯滅的善良天性和無限愛心。十二年來，本報編輯部也曾為這項名傳遐邇的慈善工程奉獻過自己的綿薄之力。
－－古訓有：「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長也，必浚其泉源」；古訓又有：倘聽任毫釐之差，或致弊於寰海；若任由晷刻之誤，或遺患於歷年。是袒護涉嫌違規、違法的中國青基會的個別領導，還是挖出蠹蟲、切實維護希望工程並謀求中國慈善事業千秋萬代之蓬勃發展呢？
－－設若二者必選其一，我們寧願選擇後者。
國人面前，確實擺著兩條路：要麼是追求一時的耳根「清靜」或虛幻的「淨土」，把徐永光涉嫌腐敗的問題「大化小」，來個「內部處理」；要麼是以「三個代表」為準則，在中國全面邁向小康的偉大時代，努力創建誠信、高效、廉潔的募捐制度，以求得在明天募得更多善心、更多愛心，讓中國慈善事業在誠信、廉潔的基石上建造摩天
大廈。
我該做出什麼抉擇？2002年，我曾在靈魂深處反覆拷問自己：對徐永光涉嫌腐敗，是公開報導，還是閉嘴放棄？良心。黨性。我做出了自己的抉擇。
曾想找到關係發「內參」，可惜未能如願
很少有人知道，記者曾找到關係想發「內參」，可惜未能如願。
2001年11月29日，南方週末披露了發生在四川宣漢的希望工程「假信事件」，責任人唐某因挪用希望工程救助款5400元，並撰寫虛假「感謝信」，被開除公職。報導刊出當天，徐永光即致電南方週末表示感謝，還主動提出：願接受週末記者的獨家專訪。
徐永光說出的話，鏗鏘有力：「我和《南方週末》的記者是站在同一條戰線上的」。
老徐致電錶示感謝，這是我們事先大致猜到的，但報導同時引來柳楊、易曉觸目驚心、言之鑿鑿的舉報，則是編輯部始料不及的。2001年底，記者接到自稱「李先生」的舉報電話，矛頭所向，直指剛剛感謝過我們、並在中央電視臺《東方時空》節目上大聲譴責「四川宣漢唐某卑鄙無恥」的徐永光。
2002年元旦，記者第一次見到易曉、柳楊。採訪、調查、核實、寫稿是辛苦的，但南方週末的領導同樣懂得「投鼠忌器」。看完初稿，他們對我說：「稿件很紮實，也很震撼，但公開發表太難了。你曾在新華社工作，能否通過關係先發發內參？」
記者找到新華社昔日同事，遞上「內參草稿」，提出「借用新華社內參途徑，使用你們的名義或南方日報駐京記者名義，發一份內參，是否可行？」回答是「不行。
新華社內參，只能以新華社記者名義發，你離開後，就不能再發了。用我們的名義，也難，這麼重大的問題，我們無權決定，恐怕得由社領導決定？」換位思考，他們確實難。
記者找到另外一家中央新聞單位。有位領導熱情地接待了我，但表示「此事難辦」，他說：即使發內參，恐怕也得事先照會中宣部副部長。你知道的，他曾擔任團中央書記處書記，而且直接分管過中國青基會和徐永光，如果不能事先報告他，恐怕不妥。揭露徐永光涉嫌腐敗，關係重大。依我看，你最好把材料通過關係直送中央領導和中紀委。
感謝這位中央新聞單位的領導，他沒有幫我發內參，但幫我指點迷津，還給我介紹了一位中紀委的領導。換位思考，他也確實難。
絞盡腦汁，記者又想起一個「關係」：一位曾在中央書記處工作、後在中國某慈善機構擔負領導工作的老同志。一次開會，我曾和這位老同志交換過名片，翻檢出名片，我打電話把自己的三點設想告訴了這位領導的助手：請領導同志看看我的初稿，提些意見；如果可能，想請他把我的初稿轉送中央領導；如果需要，我明天可以把初稿送過去。
很快有了反饋，也是三點：那位領導對我的勇氣表示欽佩，有關那家慈善單位的問題，他也早有耳聞；可惜，他和中央已經沒有直接溝通管道了，無法傳遞材料；感謝我對他的信任，我的初稿他不看了，也不用送去了。
天地昭昭、日月作證：筆者不發內參，非不為也，是不能也。
舉報人易曉、柳楊有點急，他們對我說：內部遞材料，作用未必大。2001年9月，我們就曾給中央領導遞交過匿名舉報材料。記得9月11日晚八點，我們把寫好的材料扔進郵筒，回到家，正好趕上恐怖份子襲擊紐約世貿大樓的消息在網上傳開了。沒過多久，徐永光就在中國青基會對人說：「哼，有人想到朱總理那裡告我的狀，可舉報信已經轉給我了。誰寫的，我一下子就看出來了！想襲擊我，沒那麼容易！」
這是中國反腐制度的一個弊端：舉報人的材料，往往會迅速轉回原單位。
「既然你們不敢發，那我只好找香港媒體了！」易曉、柳楊忿忿地對我說。
記者無力阻攔，只能給出建議：如果你們一定要給海外傳媒，我建議暫時不要提及團中央也從希望工程捐款中「借用」了1200萬元並且迄今未還的事。另外，如果要給，就給明報，不要給《一週刊》。一週屬蘋果報系，對我更不友好。當然，如果你們堅持要給一週，我建議提出附加條件，拿到材料，他們可發，也可據此到香港高等法院重提1994年的訴訟案。一週當初敗訴了，但如果今後翻案勝訴，他們不能向中國青基會「索回」當初輸掉的380萬，因為希望工程拿不出那麼多錢來賠償的，中國貧困地區，不知道還有多少失學兒童等著救助呢。他們贏回的380萬，可以算作捐款……
記者心裏知道：這是自欺欺人。倘若《一週刊》真能在香港贏回380萬賠償，怎麼「折抵」算作捐款？徐永光已經把希望工程的「待撥款」捅出了天大的「窟窿」，徐永光又從那裡拿錢來償還？還有，一週刊憑什麼答應這些附加條款？於法於理，講得通麼？
在南方週末這裡碰了一鼻子灰的舉報人，於是去找明報記者。
一個中國內地的記者，一名黨的新聞工作者，拿到了中國內地腐敗官員的違規、違法的確鑿線索，為什麼如此無奈？既不能發內參報導，更無法公開曝光，只能眼睜睜地看著海外記者「搶」在我們前面發稿了。深究一步，徐永光涉嫌腐敗，是從90年代初就開始的，但是十二年來，他的所作所為幾乎從來沒有被人追究過，這是為什麼？
原因並不複雜。十二年來，徐永光躲在了希望工程的光環下，也躲在了我們黨的新聞工作未能與時俱進、體制僵化的庇護下。
讓我們聽聽這些擲地有聲的口號吧：
－－「希望工程凝聚了千百萬人的善良心願、神聖情感和無私的信任」，因此，「 只要我們是真實的，就應該是透明的」。
－－「真實的東西是經得起監督和質疑的，那種出了什麼事就捂著、蓋著、那種不敢直面問題、護短的行為會釀成更大的問題」。
－－「社會監督是希望工程的保護神」，人們對希望工程的「信任受到愚弄，感情受到傷害，無論表達任何的憤怒：都是可以理解的。我們必須為此負責」。
這話說得多好呀！誰說的？徐永光！
這是典型的黑色幽默。古人云：「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對黨的新聞工作者來說，輿論監督缺力度，遂使腐敗分子屢屢得手、得意洋洋！
心寒、心碎、心死如鐵的我，萌生了冒死公開這些文字的念頭。
徐永光能夠動員的力量，到底有多大？
「冒死」？有讀者會問：「你是不是有點故弄玄虛、危言聳聽？」
不！反腐鬥爭，無疑是現階段中國你死我活的最殘酷鬥爭，也是黨內正義力量與邪惡力量的生死較量。壁壘就是這樣分明，道理就是這樣淺顯：你想檢舉、揭發徐永光，站在神龕上的徐永光就可能跌下來粉身碎骨。他會輕易讓你得手，眼睜睜看著自己走上「被告席」而不做反抗麼？徐永光，開始動員他在司法部、公安部的所有社會關係，一面全力追捕易曉，一面對所有「危險人物」進行威脅。
柳楊接到無數匿名電話：「你叫柳楊？小心點，小心你會死的很慘！」小張被叫到派出所質問：「你最後一次見到易曉，是在什麼時候？」小李被人跟蹤，老張被人威脅、老蘇接到莫名其妙的電話……記者曾經以為，身為記者，或許可以置身「騷擾」之外，可惜，「騷擾」很快就光臨了。
4月19日下午，北京市公安局刑偵總隊特警支隊派出兩人，手持介紹信，逕直來到南方週末北京記者站。進門之後，二同志面帶微笑，客氣地說「我們是北京公安局的，請看，這是我們的介紹信，這是我們的警徽。我們是來問問，你們這裡是不是有個叫……的同志，我們想瞭解一點她的情況。」
「啊！他們是要找小周（化名），與追捕易曉、柳楊無關。」我放鬆了心情，開始近距離審視那枚從未見過的中國警徽。干警的問題，依然輕鬆、友好：「我們想問問小周平時都和什麼人來往？」啊！看來小周也沒違法，是小周的朋友「出事」了。
「是啊，我們主要是想問問，她是不是和一個叫易曉的人來往過？」
圖窮匕首見。他們還是要找易曉。我火冒三丈：「餵，小周雖然和易曉見過面，但她只是我的助手，我是記者站負責人，是我採訪了易曉和柳楊，你們有事直接問我好了，不用兜個大圈子去問什麼小周的情況。不過，你們的介紹信，我必須複印；和你們的談話，必須錄音，否則我不能接受你們的任何詢問！」
二位干警依然是好脾氣：「介紹信不用複印，原件可以給你留下來。」「錄音？」他們相互望了一下，又看看態度強硬的我，很快做出決定：「可以，可以錄音。」打開錄音機，我和兩位干警的對話，轉入正題。
－－「我們是奉命行事，上級領導交待的，讓我們來查，主要是追查正在服刑的犯人易曉，他應該被收監。」
－－「是的，按理說，他應該被收監，但是，他真的有點冤枉，而且，徐永光可能存在腐敗，易曉又可能就是被徐永光陷害入獄的。」
－－「徐永關是否腐敗，這不是我們能管的，我們只是來問問：你是否知道柳楊、易曉的下落？你最後一次見到他們，是在什麼時候？」
－－「抱歉了，你們只管易曉，那好，我只管徐永光是否涉嫌腐敗，我不管易曉、柳楊現在哪裡。第一，我不知道他們現在哪裡，第二，如果我能知道他們在哪裡，我也不會告訴你們，相反，我會叮囑他們躲藏得更好一點！」
或許是因為錄音機始終擺在我們三人面前，他們不便多說，或許是因為我的態度異常強硬；或許是因為此後將近一個小時的談話，我說的多，他們聽的多，我們雙方的思想都開始發生轉變，我的火氣開始漸漸消退，雙方的認識取得了某種溝通。
我的談話要點是：
－－黨中央是堅決反對腐敗的，既然黨內的腐敗可以「反」，那麼黨的助手、團組織系統內部的腐敗就不能「反」、不該鏟除麼？中國青基會所倡導的希望工程確實很好，但如果你知道希望工程的組織者有貪污行為，而這條蛀蟲又沒被挖出來，你會繼續捐款嗎？我寫的報導確實被封殺、沒能公開出版，但我相信，這些文字終究可以重見天日。公安機關實行軍事化管理，軍令如山，你們奉命行事，我表示充分理解，但你們在執行明顯錯誤的命令時，應該有所警覺，不要那麼賣力氣。
－－貪污罪的基本要點是貪污公款，而且一定是領導未批准、財務不知道，你們看，這是徐永光接受易曉律師調查時作出的詢問筆錄，你們看，調查筆錄的每一頁上，徐永光都簽字認可了。徐永光說了，易曉調出200萬，他知道，他簽過字。你們刑警，你們比我內行，你們一看就知道這是不是冤案？
－－徐永光確實很厲害，但徐永光也好，團中央個別領導也好，上面還有個黨中央呀！只要...執政一天，我就反對腐敗一天。我對反腐前景充滿信心，今天是4月19日，請讓我對這次鬥爭的最後結局做點預言：我認為，易曉終究會被法院判處無罪，徐永光最終會被黨紀國法認定有錯甚至有罪，至於他們的位置什麼時候能夠「對調」，我不知道，短則半年，長則一年，明年的4月19日，我們再看……
談話即將結束，干警中的級別較高的那位接到一通行動電話。他一面報告說「見到了……」，一面走出去匯報，看得出來，有人在後面直接指揮，並隨時關注著和我接觸的情況。但是，當兩位干警和我握手告別的那一刻，我明白了：天下還是好人多。兩位干警雖然仍須執行命令，但他們的心和我是相通的。他們和我的握手，時間長，力度大。
通氣會上，中宣部領導為什麼要發布虛假信息？
公開說出這件事，我肯定是「冒死進言」了。
今年6月5日下午，中宣部召開通氣會。台上是中宣部主管新聞的副部長和新聞局長，台下是各新聞單位的負責人，我也在台下聽（我是南方報業集團駐北京負責人）。會上傳達了一則最新消息，並重複了一則禁令：
「各單位不要報導希望工程的所謂問題。前一階段，海外、國內的一些報紙，
對希望工程所謂的違規投資問題進行了炒作，影響很壞。希望工程在海內外有很大影響，十幾年來為希望工程捐過款的人，有千千萬萬，它的影響很大。現在，經有關部門調查、審計，證明希望工程沒有問題。前一段的報導，主要是希望工程的原工作人員在煽風點火，都是誣告，都是不實之詞。好在現在有了審計和調查結論，希望工程根本沒有違規。今後，對希望工程的所謂問題，一律不報導。前段時間的報導，引起了軒然大波，其實，提供材料的人是刑事犯罪份子，媒體也不管，就這麼往外捅？南方一家報紙，還寫了好幾版，幸虧沒有發出去，被我們及時卡住了。如果發出去，那還了得。你拿了那麼一點點材料，還是虛假的，就要往外捅，而且也不找中國青基會核實，那不行！」
聽到這些，我渾身熱血沸騰，恨不能當場站起來反駁。
記者得到的確切消息說，自明報2月28日刊登「徐永光挪用捐款、違規投資」的報導後，徐永光就「拉著」團中央的領導往中宣部「跑」，目的，就是懇請中宣部下達禁令，「禁止各單位報導希望工程的所謂問題」。但因為3月初北京召開「兩會」，宣傳報導的焦點集中在兩會上，中宣部有關領導沒有答應徐永光的要求。
3月15日，兩會結束，徐永光加緊活動，3月20日，中宣部終於給廣東省委宣傳部下發了禁令。中宣部的禁令，只是電話通知，但廣東省委宣傳部按照工作程序，需要做出「電話記錄」，這份書面記錄，很快傳達至廣東各新聞單位，其全文如下：
各新聞單位：中宣部新聞局通知：前不久，香港一家報紙報導了所謂中國青少年基金會用希望工程款違規投資的問題，內地一家報紙也以《青基會遭遇信任危機》為題作了相應的報導。該行為嚴重損害了希望工程的聲譽。據瞭解，具體策劃上述有關報導的原中國青基會職工柳楊（女）3月20日又在廣州召開新聞發布會，對所謂「問題」作進一步炒作。請各新聞單位對希望工程的所謂問題及柳楊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一律不得報導。
特此通知，請嚴格執行。
..廣東省委宣傳部 新聞出版處 2000年3月20日
據悉，這則禁令只是發給了廣東，但因為南方週末撞在「槍口」上，損失慘重，而且損失的消息透過網際網路散發出去，更把其他新聞單位「嚇」住了。我知道，在南方週末之後，曾有幾家新聞單位試圖跟進報導，但因為週末的前車之覆，各新聞單位紛紛撤銷了原定選題。《三聯生活週刊》算一個例外，它對徐永光的報導，是在禁令下達
之後發表的，我沒有聽到對它的批評，因為據說三聯的稿件是經過徐永光本人審閱的。
不過，三聯採取的是春秋筆法，對我幫助很大，這是後話，暫且擱下。
中宣部禁令帶來的結果，就是徐永光可以利用傳媒，大肆撒謊、文過飾非、愚弄公眾，但禁令卻不許黨內正直的、反腐敗的新聞工作者提出任何質疑。
我要向黨中央報告、全國人民報告：通氣會前，我已知道審計署剛剛進駐青基會。散會後，我立即打電話到審計署核對，他們驚訝反問：「你從哪裡聽說審計已經結束？你怎麼知道中宣部通知會上是這樣說的？你的消息準確嗎？難道你參加會議、親耳聽見了？」我說明自己參加了通氣會，他們說：「什麼審計結束？純粹胡說，我們剛剛進駐！」
審計署一位不願披露姓名的官員介紹說：徐永光早在今年4月16日即公開「邀請」國家審計署對希望工程捐款收支情況進行「專項審計」（註：不是「全面審計」），但國家審計署豈是徐永光能夠隨意「調遣」的。因此，直到國務院領導做出批示，國家審計署才接受委託，組成10人審計小組，於5月下旬進駐中國青基會。
這位官員並說：按一般慣例，制定「審計方案」需要兩週，審計進程需要一、兩個月，審計人員回到本單位起草審計報告，又需要兩週時間。即使按最快速度，也要兩、三個月時間才可能拿出全面審計報告，因此，審計結果「絕不可能這麼快就拿出來」。
今天回頭看，中宣部領導如果這樣傳達，或許大家可以接受：
國家審計署正在對中國青基會進行審計，希望工程名傳遐邇，海內外的影響巨大，青基會、徐永光到底有沒有問題，如果有問題將來如何處理，審計部門會認真審計，中央也會慎重做出決定，各新聞單位在審計結果出來之前，一律不得報導。
散會後，即有新聞界領導悄悄和我交換意見：既然這位領導曾經擔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又曾分管中國青基會和領導過徐永光，在這件事上，他適當迴避才好！
醜媳婦早晚見公婆。無論審計結果怎樣觸目驚心，早晚都要公布。因為「中國青基會是否涉嫌違規、違法」的問題，已在今年三月的兩會上，引起多名代表、委員的關注和質詢，如果審計署的審計已經結束，怎麼可能秘而不宣，不給代表、委員一個答覆？
知名學者康曉光，曾在徐永光的大力支持下，撰寫了《創造希望》和《希望工程調查》兩部宏篇巨作，兩部書得到徐永光批准，於1998年公開發行，康研究員在文中的一段話，似可作為本節結束語：
實際上，無論是普通的社會公眾，還是捐贈人和受助人，還是新聞記者，都沒有「硬碰硬」的檢查中國青基會的財務和管理狀況的權力。截止今天（1998年），中國還沒有一項政府的行政法規或國家法律，規定中國青基會負有接受社會公眾監督的義務。
新聞報導不能隨心所欲地製造「熱點」，更何況有關部門已有明確規定，對希望工程要「正面報導」。人們對中國的審計行業和審計人員的職業道德表示懷疑，不是沒有任何根據的，因此審計監督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同樣）不容樂觀。
從理論上講，中國人民銀行（對青基會）的監督是「剛性的」，但實際上也是非常「疲軟的」。在所有的政府部門中只有團中央的監督是「實實在在的」，但它本身就是中國青基會的主管單位，但來自它的監督，很難說是「外部監督」。（引文結束）
但記者以為，這一次可能有點例外。有消息說：國家審計署自今年5月下旬進駐中國青基會展開審計，因徐永光問題牽涉面廣，遂延長了審計時間，加派了審計人手，審計結果顯示，徐永光不是沒有問題，而是問題嚴重。
我們的黨，能不能制訂「貪官突然死亡法」？
今年3月21日，我的文章未能公開發出，單位裡年輕記者都來表示慰問：「老方，你可要多多小心。稿件如果發出去，你還比較安全，現在卡殼了，就要多加小心。
徐永光肯定對你恨之入骨，腐敗分子急了，什麼事都能幹得出來的！」
我召集大家開會，對年輕記者表示感謝，說：如果我今後出事，不管是車禍還是遭人搶劫致死，請大家記住，十有八九就是徐永光干的。第一，你們要記得去廣州幫我領取保險（編輯部給所有記者都買了「意外傷害險」）；第二，如果我死了，你們要為我寫一篇頭版頭條故事，算是我對週末的最後貢獻；第三，追悼會，大家都要去，去
了之後，你們還要哭，使勁哭……
說前兩條時，大家神色凝重，及至說到第三條，十多位年輕記者發出哄堂大笑。不過，我臉上有笑，內心卻十分悲壯。黨的新聞工作者若想超越現階段中國的反貪現狀，直接 「插手」黨的反腐敗鬥爭，日子真的不好過。
今年4月6日，我在永定門車站把兩位舉報者送上了西去的列車，轉身走出車站，就接到一人妹妹的電話，她關切地詢問了姐姐的情況，然後厲聲對我指責：
－－你知道這樣做的結局嗎？
－－我不知道。
－－那你為什麼還要作無用功？
－－我們需要反腐敗。
－－你們根本不可能打倒扛著希望工程大旗的腐敗分子！現在怎麼樣，我連自己的姐姐都找不到了。她不能回家，也不敢給我們打電話，我們全家人多擔心呀！你事先考慮過這些問題嗎？想到過今天這樣的結局嗎？如果你不發稿，她們何必這樣東躲西藏？當然了，你可以不必害怕，不必躲藏，因為你是傳媒記者，是黨的喉舌，但我的姐姐呢……？
我無法回答連珠炮式的挖苦質問，只好挂斷電話。沒想到她第二次撥通我的手機，繼續指責。對公安干警，我可以強打精神，義正詞嚴的說點什麼，對於自己陣營內部的朋友，我只好說：我的良心，我的性格，我所受到的教育，與你們年輕人不同。而且，我們既然已經做了，那就沒有退路。你姐姐同意站出來舉報，我並沒有給她任何壓
力，署上她的名字，是經過她本人同意的。開弓沒有回頭箭，在未來的歲月，如果扛著希望工程大旗的腐敗分子真的不垮臺，那麼我們只有背井離鄉，出國謀生……
這，就是當今中國的反腐現狀麼？
這，就是當今中國人反對腐敗的膽量和勇氣麼？
黨的十二大上，胡耀邦同志就提出「要爭取使黨風和社會風氣在三五年有一個根本好轉」，時序過去整整二十年了，但黨風和社會風氣在許多方面似乎仍然不盡如人意，有些領域，有些部門的腐敗風氣，甚至還有滋生蔓延的勢頭，這到底是為什麼？好人有時害怕壞人，正義可能懼怕邪惡。反對腐敗，難度極大極大。腐敗的滋生蔓延，速率卻可能極快極快，這又是為什麼？
說到底，有個大問題沒解決：隨著反腐鬥爭日趨尖銳、複雜、激烈，黨的新聞工作者是不是應該更加充分地發揮輿論監督作用，對腐敗分子形成更大「震懾」，協助我們的黨去爭取反腐鬥爭的更大勝利？西方發達國家，腐敗官員違規、犯罪的確鑿證據一旦落到新聞記者手裡，腐敗官員很快就會名聲掃地，但是，中國的腐敗官員卻常常可
以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利，阻撓黨的新聞工作者去揭露他們……
讓我們再來學學徐永光的「語錄」。四川宣漢「假信事件」後，2001年底，徐永光接受了《公益時報》記者的採訪，他說：「青基會曾準備好一件反面材料，希望媒體能給予曝光，但接觸到的媒體都婉拒了，媒體有媒體的考慮，他們想到的是不能傷害公眾的感情」 。
好一個「都」字！
這是公開撒謊，因為徐永光知道黨的新聞工作者不會那麼「較真」，沒有哪家傳媒的記者會去追問：「你的反面材料給了誰？」「究竟是哪家新聞單位不敢發表你主動提供的反面材料？」「那份反面材料說了些什麼，你現在能不能給我們？」
我敢和徐永光打賭！中國傳媒、中國記者的骨頭雖然有點「軟」，但絕不至於「軟」到徐永光把反面材料主動給媒體，我們卻不敢刊登的地步。徐永光在這裡玩的是暗示閱讀法，他是要傳媒記者從他的新聞要素不全的談話中領悟到：有朝一日，就算有人給了你有關希望工程的反面材料，但你需要考慮「不能傷害公眾感情」，因此你永遠也不要公開刊登希望工程的反面材料！
涉嫌腐敗的徐永光敢於公開說「輿論監督是希望工程的保護神」，暗地裡卻跑到中宣部活動，不讓你實行監督，就是因為他「捏準」了黨的反腐事業的「軟肋」。
讓「軟肋」硬起來，就要在反腐鬥爭中設計這樣一道程序：「貪官突然死亡法」。要允許黨的新聞單位、黨的新聞工作者在掌握了貪官涉嫌腐敗的證據後，特別是掌握了該單位財務人員的舉報後，給貪官來個突然披露，突然曝光，讓貪官突然「死亡」！
從今年3月21日到今天，九個月的時間過去了，我不知道徐永光做了多少手腳，訂立了多少攻守同盟，銷毀了多少證據，僅就我能夠看到的，在中國青基會的網站上，徐永光從3月21日之後，刪除了網站原先開列的29個捐贈項目（參見附件），刪除了《徐永光說希望工程》這一重要犯罪證據，刪除了他的許多「光輝語錄」！
古人云，「哀，莫大於心死」。作為..黨員，作為黨的新聞工作者，當我聽柳楊述說了徐永光的挪用、貪污、侵蝕希望工程善款種種罪惡之後，當我聽易曉訴說了一個比楊乃武、小白菜還要悲慘冤屈的經歷之後，有關部門卻要我把這些涉嫌腐敗的事實全部隱瞞在心底，還要我眼睜睜地看著徐永光銷毀證據……這未免太痛苦，太殘忍，太不公道了吧！
我們黨面臨的極大危險是：如果黨的新聞工作者全都心死如灰，心死如鐵，黨的反腐千秋大業還怎麼進行下去？冷眼旁觀，在掌握了徐永光失德、失信、失言（註：徐大放厥詞、漏洞百出）失愛之種種「證據」後，非要黨的新聞工作者謹言慎語，甚至乾脆閉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