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週末記者：中國的「希望」在哪裡

發表：2003-01-16 07:32

我是南方週末記者，我要再次站出來揭發徐永光腐敗案。

　　說「再次」，是因為《南方週末》本來準備在2002年3月21日用四個版的篇幅，刊登筆者採寫的調查報告：《違規投資玷污希望工程．青基會負責人難辭其咎》。那篇文章所要揭露的，就是徐永光腐敗案。可惜，3月20日晚上，報社忽然接到有關部門緊急通知：「各新聞單位對希望工程的所謂問題，一律不得報道」。

　　南方日報報業集團領導和南方週末主編堅決執行了上級單位的通知，立即通知全國十餘印點停止印刷，撤換新版，報社因此蒙受30多萬經濟損失，但在政治上，報社領導遵守了黨的新聞宣傳紀律，我表示完全理解。

　　作為一線採訪記者，在經過九個月的漫長等待後，我仍然堅持認為：黨和政府如果不能徹查涉嫌腐敗的徐永光，那就對不起貧困地區的萬千失學兒童和海內外千萬熱心捐款人，希望工程的明天就不會有「希望」。筆者系中共黨員，本文將首先呈送中央領導，稍後轉發海內外朋友，請他們在網路世界廣而告之，以擺脫有關部門錯誤禁令之束縛，更有力地與腐敗分子作鬥爭。

　　全文分三章：一，徐永光涉嫌違規、犯罪，鐵證如山；二，被徐永光指責為「襲擊」希望工程的「貪污犯」易曉，其案有冤，且冤情極為深重；三，願與讀者攜手分析，反腐事業，為什麼這麼難。

　　第一章：徐永光涉嫌違規、涉嫌犯罪，鐵證如山

　　有消息說：遵照中央有關領導批示意見，國家審計署自今年5月下旬派遣十人審計小組，進駐中國青基會展開審計。因中國青基會和徐永光涉及的問題較多，審計署為此決定：延長審計時間，加派審計人手。近日，審計報告已大致有了眉目，報告顯示：徐永光確有嚴重問題。

　　與此同時，記者獲悉，安徽省人大通過法規，規定「新聞媒體對國家工作人員履行職務的行為」，有「進行輿論監督」的權利。於是我決定公開這些文字，

懇請有關方面依法嚴肅查處徐永光。

　　1－1 徐永光，「上天堂」還是「下地獄」？

　　希望工程，是救助中國貧困地區失學兒童的大善事。

　　徐永光，是這項慈善公益事業的組織、實施單位－－中國青基會的法定代表人。徐永光曾任團中央組織部長，他常說「不走仕途」轉而做了希望工程，等於掌心朝上當了「高級乞丐」，他「憶苦」說：「1989年，中國青基會剛剛成立，團中央只撥付了註冊資金10萬元，工作經費1萬元」。因此，本文提及的「資金」、「基金」、「銀行存款」、「外匯存款」、「銀行利息」、「下撥款」、「待撥款」、「投資款」、「購房款」等，除記者另作說明，均為希望工程募集的愛心捐款。

　　經數月採訪、調查，記者初步查實，徐永光至少在十個方面涉嫌違規違法。

　　一，徐永光違反國務院以及有關部門三令五申，挪用希望工程捐款超過一個億，草率投資，且多個投資項目均以「回報少」、「無收益」告終。

　　二，挪用希望工程捐款，放在私人名下炒股，且故意對海內外捐款人和新聞記者隱瞞、欺騙，時間長達十年之久。

　　三，嚴重違反財務管理規定，多次以「需要平賬」、「應付審計」為名，公然指示下屬作假帳，欺騙上級主管部門，欺騙海內外捐款人。

　　四，利用有關部門對中國青基會的特殊照顧，違規將巨額外匯捐款存放在非金融機構，導致捐款和利息均蒙受損失。

　　五，違反「黨政領導幹部不得擁有兩處（以上）住房」之規定，挪用捐款，為中國青基會少數領導「謀取」第二套住房。

　　六，違反國家規定，以「高於國家規定之利率」作「回報」，鼓動各省青基會將各地希望工程「待撥款」存入徐永光的所謂「共同基金」，導致各省希望工程捐款蒙受損失。

　　七，違規設立多個銀行戶頭，且希望工程紀念幣的發放兌換、希望工程的義演收入等，從未納入中國青基會之財務部的管理和監督。

　　八，在「1＋1」結對救助過程中，明令各省青基會盡量「尋找」三年級以上失學兒童，但三年級（或以上）救助學生小學畢業後，其結余捐款是否全部轉給其他失學兒童，並無「結對卡」以資證明。另查，徐永光至少挪用了馬永偉先生捐出的200萬元，違規將其充作「辦公經費」。徐永光至少拿走希望工程空白捐款收據一本五十張。

　　九，在香港設有「秘密賬戶」，該賬戶從未納入希望工程財務管理，亦從未審計過，且至少有一筆大額捐款去向不明。

　　十，徐本人並有其他犯罪之重大嫌疑，他的情人現在美國，2002年初，50多歲的徐永光曾準備「去美國哈佛大學讀書」。

　　需要說明，記者未能直接採訪到徐永光。

　　2001年11月29日，《南方週末》刊發了《千里追蹤希望工程假信》，對發生在四川宣漢的希望工程「假信事件」做了獨家報導。文章發表，徐永光迅即給本報發來感謝信，並盛情邀請本報派記者前往採訪。編輯部派出一名駐京女記者，並在隨後一期刊登了對徐永光的專訪。在專訪中，徐對基層工作人員唐某挪用希望工程5400元捐款、偽造「學生感謝信」的行為予以了公開、嚴厲的譴責。

　　2002年2月28日，明報率先揭露徐永光涉嫌違規、違法。南方週末立即再派那位女記者採訪徐永光，可惜，這次的採訪請求遭到拒絕。我方多次提出採訪，徐多次拒絕。

　　需要聲明：採訪易曉、柳楊，記者曾坦率表明如下立場：傳媒揭發他人涉嫌腐敗，事關重大。披露徐永光涉嫌腐敗，尤需百倍謹慎。為此我要站在徐永光「辯護律師」的立場上，對你們的舉報提出質疑，對相關證據進行核對，如你們不能接受我的這一立場，我將無法接受你們的舉報。易曉、柳楊回答：「同意。」

　　因此，本文對徐永光涉嫌腐敗的報導，除極少數系口頭證言、邏輯推理外，多數均有舉報人提供的書面證據甚至原始證據。

　　1－2　動用希望工程捐款「直接投資」，是否違規？

　　3月的南方週末曾指出：徐永光動用捐款去投資，「違規！」徐永光在海內外多家傳媒發表聲明：動用捐款去「保值增值」，不違規！針尖對麥芒，孰是孰非？

　　回顧一段歷史。1994年1月，香港《一週刊》報導「希望工程 7000萬善款失蹤」，徐永光認為該刊誣蔑了中國青基會，遂訴諸法律並拒絕庭外調解，堅持訴訟到底，結果，該案以《一週刊》賠償300多萬元、徐永光大獲全勝而告結束。順便說一句，1994年，筆者是新華社主任記者，在《瞭望》週刊任專題部主任。

那一年，筆者曾去中國青基會採訪，撰寫了長篇報導，幫助徐永光「反擊」香港《一週刊》。

　　重提往事是要說明：我真的很熱愛希望工程。

　　但舉報人柳楊說：當年徐永光曾禁止我們把財務記錄和審計報告給你們，更禁止把材料傳至香港，甚至連我方聘請的香港律師，老徐也信不過。港方大律師表示：「希望索取全部材料」，但徐嚴格禁止我們傳送「可能導致泄密」的材料。記得有一次，徐甚至要求把一張審計報告的下半部分遮擋住，然後複印，並只傳輸上半頁，因為被遮擋的下半頁上，有審計人員對我們的批評材料。

　　今非昔比。2002年2、3月份，當海內外傳媒辟出大幅版面，指責徐永光挪用捐款超過一億、徐本人涉嫌貪污腐敗時，曾經「不依不饒」的徐永光似乎「熊」了下來。至本文12月21日定稿呈送中央領導，徐永光仍然不敢與傳媒、與記者對簿公堂。

　　在「動用希望工程捐款直接投資，是否違規」的問題上，徐永光一面堅持說自己「沒有違規」，一面又派出自己的助手劉文華接受《三聯》記者採訪，辯解說：

　　－－1997年，人總行委託「中銀會計師事務所」對中國青基會審計，審計人員在審計報告中說我們（的做法）「與人行的規定有差距」，因此，1998年，「人行（專門）下文，要求（我們）整改」。

　　－－中國青基會的有關負責人接到《整改通知》後，「很緊張」。我出差回來，向上面（人總行）寫了個報告，主要有兩個意思，第一，（你讓我們）「委託金融機構管理（我們的投資），具體如何操作」？第二，「人總行可否（給我們）推薦比較可信的金融機構」，幫助管理青基會的投資。

　　－－1998年下半年，針對基金會能否投資的問題，開過幾次會，其他「基金會也都向人行提出類似問題，結果人行沒有（給我們）推薦，後來也沒有出臺實施細則」。

　　－－「人行1995年的這個《通知》，2000年8月也宣布廢止了」。

　　針對這一辯白，記者走訪了人總行，該行官員解釋了「介紹」和「廢止」的背景。

　　他說：根據國務院有關通知，中國人民銀行自2000年12月31日之後，不再對「國」字頭公益性基金會進行管理，並把管理權全部移交民政部，為此，人總行法規司在2000年8月頒布公告，廢止、終止了《基金會稽核暫行規定》（1990年）、《關於進一步加強基金會管理的通知》（1995年）。
　　這位官員強調：「根據國務院授權，人總行自1990年以來，一直在對基金會的違規投資行為進行糾正，可以講，這是我們對公益慈善基金會實行監管的重點所在」，「道理很簡單，基金會募集的捐款，主要是用來積善行德的，基金會負責人不能一面做『捐款受託人'，一面又去做什麼』企業家'！拿著公眾捐款自行投資、甚至去炒股票，這是典型的本末倒置，中國的規定不允許，國際慣例也不允許基金會負責人拿著捐款去投資」（註：徐曾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說，我既做慈善家，又做企業家，十分辛苦云云。）

　　這位官員還指出：我看到有關人士日前發表談話，稱上述規定已經「廢止」。還說國務院的級別比人總行高，因此國務院規定「高於」人行具體規定，言外之意是，他們可以不遵守人總行的具體規定。稍有法律常識的人都知道，法規既有「廢止之日」，那就一定有「頒布之日」和「有效期」。因此，任何公益性基金會動用捐款，在1990年8月－2000年8月的直接投資行為，均屬違規。人總行根據國務院授權對慈善基金會進行監管，有權對國務院的法規做出進一步解釋、界定，這和最高人民法院經全國人大授權，有權做出司法解釋是一樣的。因此，人總行規定、通知既出，所有基金會均須遵守。人總行不是專門為哪一家基金會服務的?不可能為各基金會逐一介紹增值「代管人」，因此，「請求央行介紹一家金融機構……但無下文」等說法，純屬無稽之談，不足為憑。

　　記者同時從民政部獲悉，受國務院委託，該部正在起草我國新的基金會管理辦法，該部官員嚴肅指出：起草國務院基金會管理新條例的工作，目前暫停。但在新辦法出臺之前，基金會投資問題仍按老辦法、老法規執行；新條例的草中，也仍然寫有：基金的保值及增值，須委託信譽可靠的金融機構進行等內容。

　　令人驚訝的是，今年4月16日，中國青基金會「第二次常務理事會議」居然敦請新華社從北京發出一則電訊，稱：（1）（徐永光）利用部分暫存資金進行投資增值活動以支付管理成本，沒有違背國家的有關法規。（2）希望工程的個別投資項目確有虧損，（今後）須吸取教訓。（3）為防範投資風險，（中國青基會）應按照《信託法》有關公益信託的規定，擬訂資產託管辦法。

　　作為原新華社記者，我為這條消息的「前後矛盾」深感遺憾。既然第一條說徐永光動用捐款、直接投資「沒有違背國家法規」，那麼第三條為什麼又說：「為防範投資風險……應擬訂資產託管辦法」？這第三句話「翻譯」過來就是：為防範投資風險，使希望工程捐款安全地「保值增值」，徐永光今後必須委託他人從事投資，不能自己直接「干」！

　　中國有句大俗話，「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我們可以發現：徐永光早在1994年1月的「第四次全國希望工程工作會議」上，就曾明確指出：慈善基金不允許直接投資，這「不僅是我國的法律規定，在國際上，基金會也是把資金委託給銀行或投資公司管理，以實現安全增值」（摘自《徐永光說希望工程》）。

　　難怪徐永光接到人總行的《整改通知》，他會感覺「很緊張」！

　　問題不止於此。記者想給徐永光提出如下問題：您挽起袖子自己下海干，又當「慈善家」、又當「企業家」，又要在職攻讀中國政法大學在碩士學位，與此同時，您動用希望工程巨額捐款，從事了長達十年的各類投資……可是，您為什麼不向海內外捐款人公布投資項目以及盈虧的具體情況呢？

　　現任中國青基會秘書長、原辦公室主任、掌握徐永光「小金庫鑰匙」的顧曉今，在接受《三聯》記者採訪時，代徐永光作瞭解釋，她說：「主要（是）因為（國務院）的《基金管理條例》沒有出臺……我們非常擔心，（如果）我們一旦公布，其後果會怎樣，公眾是否能夠接受」？「因此，惟一的想法就是，我們自己不要在其中有貪污行為」。

　　可是，不止一位財務人員的證言以及財務人員提供的財務憑證顯示：貪污行為，真的發生了！悄悄挪用上億元捐款去投資、而且是暗箱式投資，沒有貪污，反倒奇怪了（註：有關貪污的描述，參見下節的「炒股盈利」）。

　　說徐永光「違規」，肯定沒有誣蔑他。

　　1－3 挪用巨額捐款、放在私人名下炒股，難道不算犯罪？

　　徐永光現在總算承認了：曾動用希望工程捐款270萬元、放在私人名下去炒股，時間長達十年。但徐永光堅持說：這也屬於保值增值，不算違規。

　　記者發現，徐永光對自己「是否炒過股」的說法，前後截然不同。

　　2002年3月21日之前，徐曾多次堅決否認「炒股」，如，1994年2月，香港《明報》記者當面採訪徐，問：「你們有沒有用捐款在二級市場炒股票？」徐信誓旦旦答：「在（股票）二級市場上做那種投機，這個我們是絕對禁止的」！

　　2000年6月，徐永光「做客」人民日報網站《強國論壇》，有網友問：徐先生，為使希望工程增值，有沒有想過動用一部分基金投資於證券和其他項目？徐答：「我們沒有用捐款做過一分錢的股票投資」（《徐永光說希望工程》第389 頁）。

　　甚至到了2002年2月，當《明報》正面披露了徐的炒股問題時，他仍然不予承認，徐說：「在《明報》公布的內容中，有許多重大失實，諸如……動用基金以私人名義做股票買賣」（青基會2002年2月28日《聲明》）。

　　但是，當未能出版、卻在網上流行的南方週末披露了徐永光炒股的大量證據後，他忽然開始「改口」，一面承認動用了捐款炒股，一面解釋炒股的理由。徐首先說：

　　－－有報紙「說我『用私人名義挪用捐款炒股'……眾所周知，二級市場要求用自然人身份證開戶，我是青基會法人代表，這些股票也都是中國青基會所有」
（《北京青年報》2002年3月23日）。

　　－－他接著說：「我們在進行股票投資前已上報有關部門，並得到了批准」（香港《文匯報》2002年3月28日）。

　　－－我們在二級市場炒股的「投入非常少，從1990年到1999年，十年時間全部投入也才270萬元，結果是盈利82萬元，本金也全部收回。」（2002年4月22日
《三聯生活週刊》）。

　　法律專家就此指出：「徐永光挪用捐款炒股，已經不屬違規，而是違法了。」

　　第一，2002年3月之前，徐永光始終不「公開」自己的炒股行為，這種「故意隱瞞」的做法，直接違反了我國《公益事業捐贈法》。該法第二十二條規定，捐款受託人（徐永光）應將「受贈財產的使用、管理情況」，公告社會，以便「接受社會監督」。這裡的「受贈財產的管理情況」，當然包括「捐款是否被拿去炒股」。

　　第二，徐永光違法的嚴重性還在於，面對社會公眾的代表－－傳媒和記者，徐不僅堅持「不公開」，甚至在2002年3月之前，始終提供「虛假證言」，利用不明真相的傳媒謊言，散佈出去。作為希望工程捐款的法定「受託人」，這種故意欺騙行為，是對捐款人權益的最大嘲弄和直接侵害。

　　這位專家分析說：希望工程捐款，當然屬於「公款」。慈善機構屬「非營利社會團體」，根據我國法律和國際慣例，其負責人當然不能在股票二級市場開設個人賬戶、挪用捐款去炒股。另外，徐永光及其助手在過去的十年裡，之所以一再矢口否認「用捐款炒股」，就是因為他們心裏清楚：挪用捐款炒股，屬嚴重違法。至於徐說上級曾經「批准」，我不知道徐在這裡說的是不是真話，但最高人民法院曾做出明確司法界定：「挪用公款存入銀行、用於集資、購買股票、國債等」，均屬「挪用公款進行營利活動」，都是犯罪行為。就算徐的上級機關真的做出「同意」的批復，也屬無效。

　　記者追問：「法律為什麼要做出這樣嚴格的界定？」

　　專家答：因為挪用公款的犯罪份子，幾乎都會找到這樣的藉口：「我挪用公款從事營利活動，但公款的所有權沒有更改」；「我挪用了公款，但我隨時準備歸還」；「我挪用了公款，但我的'目的』是為了給現有公款'保值增值『」…… 但從法理上分析，當挪用人在銀行、在股市、在填寫單據把公款改到私人名下的那一刻起，公款的歸屬權就已經發生了轉移、變更。挪用者事後的一切辯解，都
無法成為法律「不予追究」的理由，你說「我是公家單位的法定代表人，因此被我挪用的資金仍然屬於公家所有」，這種說法，荒謬之極。

　　哇塞，老徐的這種說法挺耳熟：「俺是公家人，所以公家的一切都是俺的；俺是公家人，所以俺做的一切都屬於公家行為！」

　　法學專家強調：法律之所以要「一刀切」地禁止挪用公款從事「營利活動」，就是為了防止如下兩種情況，一是有人心存僥倖，營利了，悄悄把本金和利息還給公家，而把「超額」利潤據為己有；二是有人「手氣」不好，炒股虧了，甚至「連本金都收不回來」，那就必然給國家造成無可挽回的損失。

　　專家分析，切中要害。根據舉報人柳楊指點，記者找到了相關證據，中國青基會內部《收支明細表》顯示：徐永光挪用希望捐款去炒股，當股票營利較多的時候，其盈利部分就不再「返還」給希望工程，而是悄悄轉入徐永光可以隨意調動的「內部帳戶」。例如：深圳萬山股票收益64.1萬元，就被轉進入「內部賬戶」。

　　未能公開出版的南方週末，記載了徐永光動用632萬元，為職工購買宿舍。關心職工生活，無可厚非，但徐永光「侵吞」炒股之盈利部分，屬於嚴重違法。

　　經查：職工購房款共計用去632萬，它是由：深圳萬山股票收益64.1萬，投資和德養殖場收益100萬（註：挪用捐款投資，其盈利部分也屬於希望工程），浙江中青公司借款利息35.6萬元，深圳新產業存款（註：徐把捐款存入新產業，對方利息較高）利息收益37.4萬，中青旅向青基會拆借美元捐款歸還利息128.56萬，青基會服務中心上交購房款10萬，希望工程主賬戶存款利息6.39萬……餘額
部分，用炒賣希望工程紀念幣收入湊足。

　　法學專家就此指出：

　　－－法律明確規定，希望工程捐款「保值增值」所帶來的「收益」，屬於希望工程，屬於被救助的失學兒童和捐款人，徐永光不能隨便「動」。

　　－－法律絕不可能對徐網開一面「不予追究」，相反，如果徐的上級機關真的批准了，其批准人或許會因此受到連帶追究。

　　－－最高人民法院規定，挪用公款「數額較大」的起點是1－3萬元；挪用公款「數額巨大」的起點是15－20萬元，但徐在描述炒股資金數額時，竟然使用了「才」字！中國普通捐款人的點滴捐助，經過怎樣的積蓄、聚合，才能湊出一個「270萬」？「炒股時間十年」，那會耽擱多少貧困孩子上學啊？

　　記者在新浪網上點擊「挪用公款」和「炒股」兩組詞，結果查到200多條相關新聞，公款炒股的「主角」全部被認定有罪，嚴重者甚至被判「無期」。記者不禁要問：挪用希望工程捐款、放在個人名下去炒股的徐永光，難道能「逃避制裁」？

　　說徐永光涉嫌犯罪，應該沒有誣陷他。

　　1－4　捐款真的全部「按時」、「足額」下撥了嗎？

　　今年3月，徐永光信誓旦旦在新浪網上保證說：「中國青基會所接受的希望工程所有捐款，都是按期、足額下撥（的），絕無出現滯撥和挪作它用的問題」。這是謊言！

　　《徐永光說希望工程》一書中有徐的「檢討」：

　　1997年8月20日，我（指徐永光）給中華慈善總會打電話，接電話的是劉紅衛，聽我報出名字，她馬上聲調一變，忿忿說：「徐秘書長，我會理事王忠捐的三套希望書庫怎麼還沒到位？王忠理事已經忍無可忍，恨不得打到你們門上去討個說法！」

　　對「捐款人準備打上門去討個說法」的真實事件，徐永光從未敦請新聞單位播發。據查，每套希望書庫，捐贈人需捐出3000元人民幣。中國青基會白紙黑字承諾，捐款後，他們將負責在每套捐贈書庫上，加印「某某某捐贈希望書庫」字樣，以資永久紀念。王忠同志捐贈三套希望書庫，價值人民幣9000元。

　　值得注意的是，王忠捐出三套書庫的時間是1996年1月，但至1997年8月，捐出的圖書還未「抵達」受贈人處。王忠本人一再追問，據說徐也親自督問，可捐給貧困地區的三套希望書庫仍然「失蹤」了。

　　王忠先生多次追問，得到的「答覆」竟然是這樣的：（1）因我們（青基會）工作環節銜接不到位，未把您的意願錄入電腦，導致三套書庫未能按時下撥；（2）抱歉，您捐的三套書庫發到了其他省，這是我們剛剛發現的；（3）我們決跨省調回那三套書庫，可能要耽誤一些時間；（4）非常抱歉，三套圖書已經下撥，再想調回不容易，我們保證把三套圖書送到您（註：指王忠）指定的學校，但書上不能署上您的名字了。

　　嗚呼！將兩位捐贈者的姓名，合併印在一套書庫上，會出現什麼結果？！

　　無獨有偶。香港剛毅集團董事長王敏剛（90年代初，王曾任港區全國青年聯合會負責人）也對香港記者指出：「曾記得希望工程有一個捐贈項目叫希望書庫，我私人都有捐，也追問過收據，追過不只一單。」

　　今天，我們終於知道希望書庫為什麼會出現「滯撥」，被人「追過不止一單收據」，甚至發生價值9000元的三套書庫「失蹤」的怪事了。柳楊「竊取的內部資料」顯示，希望書庫捐款中至少有38萬元被徐永光截留、貪污，拿走用來「平帳」了（註：就是徐永光說的在賬面上「以贏補虧」），舉報人柳楊繼續揭發說：希望書庫募集的捐款總計3000多萬，但徐永光挪用、截留的數額高達1000萬（敬
請參閱附件）。

　　1－5 徐永光「唆使」全國政協委員說謊話，這是為什麼？

　　問題不止於此。徐永光涉嫌腐敗的更大「黑洞」，是記者無力調查的。這決記者憑空杜撰，更不是拿著大帽子嚇唬誰。支持記者分析、調查的「證據」如下：

　　徐永光曾多次強調，規定希望工程在國內各省、直轄市、自治區，只能設立唯一的一個下屬分支機構，例如整個湖南省，只能有一個「湖南青基會」，整個廣東省，也只能有唯一的「廣東青基會」，但是，在人口不多、土地面積不大的香港，徐永光卻先後委託了十多家單位和個人募集捐款，請他們把募集的捐款轉到北京。

　　被徐永光指責為進行了「不實報導」的香港明報集團，是香港代收捐款的「三大」代理人之一，但現在，明報認為徐永光「有問題」。

　　今年3月人代會上，以香港教育工作者聯合會會長、香港立法會議員、全國人大代表楊耀忠先生為首的20多位港區人大代表，聯名向大會遞交了一份題為《促請政府徹查青基會賬目，以維護希望工程聲譽》的議案。楊代表在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採訪時說：「我非常關注這件事。捐款人捐錢是為了讓山區的孩子上學的，不是讓徐永光拿去投資的！這樣做違背了我們的意願。」

　　楊耀忠代表就曾聯絡香港教育界，以「希望工程重返校園助學計畫有限公司」的名義，參與希望工程在香港的捐款，前後募集3000多萬元港幣，楊說：「3000 多萬捐款已全部轉給徐永光，但我們從來沒有收到過徐永光送來的年報，我們不知道這些錢被怎麼用了！」

　　2002年4月，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劉迺強接受了筆者採訪，他說：1990年，徐永光找到我，希望我能在香港幫助設立中國青基會的分支機構。就在我辦理香港分支機構還沒結果時，徐永光決定，在中國銀行香港分行開設一個接收捐款的賬戶，戶名是「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但隨後，徐又把希望工程「捐款募集權」交給了其他多個法人社團，結果，香港很多人都可以站出來大聲說：「我是希望工程在香港的受託人，請各位把善款捐給我，我來代轉！」

　　劉先生說：希望工程在香港的「受託人」，起碼超過十家！

　　劉先生對記者說：我曾勸徐，不能這樣做，委託這麼多人做，萬一出現疏漏，豈不讓希望工程「揹黑鍋」。可徐永光不聽我的，沒辦法，我只好和徐分道揚鑣。但我清楚記得，這一賬戶最少收到過一筆大額捐款，在我和徐「分手」時，捐款已全部轉走。

　　記者調查證實，這一筆捐款並未轉入中國青基會的捐款主賬戶，它失蹤了。

　　劉先生則提供了更加令人吃驚的消息，他說：

　　－－2002年1月17日，中國青基會忽然派出三人到香港來找我，一見面就問：「中國青基會在香港究竟有沒有開設賬戶？」我帶他們去中銀香港分行查，可是，銀行那些日子剛剛搬家，結果沒有查到。過了些日子，老徐派來的三人回京了，但2002年春節前的一天，徐忽然從北京給我打來長途，說：我現在很尷尬。我要去哈佛讀書，但我出國之前，要把這邊的事情交待好。希望工程的事情很嚴肅，如果交待不清楚，我出國的事情就可能耽擱了。我們前幾天派人到香港去查是否開設過賬戶，結果是「查不到」。

　　－－電話裡，徐不斷尋問「為什麼查不到」。我只好解釋，銀行剛搬家，銀行員工或許懶得查，你不必著急，將來總會查清楚，因為香港銀行的賬戶檔案，應該保留較長時間。可是，說著說著，徐永光突然冒出一句：迺強兄，賬戶裡的錢你又動不了，也沒有落在你名下，乾脆這樣，如果有人因為這件事問起你，你能不能就說「忘記了」？或者說「也許沒有開過賬戶」，這樣我也好有個交待！

　　－－我一聽，有點著急，忙說：「這怎麼可能，你說的不是事實呀，賬戶確實開過，而且捐款已經匯回去啦！」徐的要求，我沒答應，也不能答應。接完那個電話，我的心更涼了，老徐怎麼能公然叫我說假話呢。希望工程後來做大了，在基層發生一些差錯，難免，但如果在徐永光這裡發生差錯，那就不是小差錯了。

　　徐永光唆使劉迺強先生說假話、作假證，其目的，僅僅是為了「有個交待，以便出國」嗎？恐怕沒這麼簡單。

　　徐永光先派人去香港查，後打電話試圖唆使他人提供虛假證言，這證明希望工程在香港，確實有一個「秘密賬戶」，但是，這個「秘密賬戶」存在如下特點：在北京，在中國青基會財務部，多數財務人員並不知道這個帳戶的開設和存在，

也從來沒有對它進行過任何管理；因為徐永光對審計人員說「我們在海外沒有任何捐款賬戶」，因此這個賬戶又從來沒有被審計過；柳楊大聲對記者說：老方，你要注意了，這兩個賬戶的戶名，是一樣的！

　　根據財務規定，領導者在本單位財務部門監控之外設立「秘密賬戶」即為違法，何況徐永光掌管的「單位」還是慈善募捐單位；何況「至少存在一筆大額捐款」根本沒能進入希望工程的捐款主賬戶，它失蹤了！

　　徐永光急匆匆派人到香港去查「秘密賬戶」，事出有因：

　　2001年9月，易曉、柳楊「舉報」了這個賬戶，消息傳到徐那裡，他派人在內部反複查賬，但因為賬戶是秘密的，轉走捐款也是秘密的，而且那筆捐款又沒有進入對外公開的捐款主賬戶，還不敢驚動青基會的財務人員，因此，有關它的

「檔案」或許早已銷毀。

　　「銷毀」有好處，也又壞處。那就是一旦需要，徐永光在北京無法查到這筆「失蹤捐款」的準確數額，因此，他就無法用另外的「投資盈利」「專?罹?
款」把帳「做平」，結果他只好派出三人到香港去查，當得知在香港也查不到時，老徐急了，遂不顧一切親自出馬，唆使全國政協委員劉迺強先生為他說假話、作假證！

　　說徐永光「涉嫌腐敗」，應該不是誣蔑他。

　　1－6 觸目驚心的涉嫌腐敗「線索」確實不少

　　記者要對本案舉報人柳楊表示再次感謝。

　　今年3月以後，批評、質疑徐永光的內地傳媒遭到禁止，內地輿論，只能聽到徐永光自我辯護、自我表揚這「一種聲音」。正當徐永光振振有詞地解釋十年來希望工程辦公經費耗資巨大、因此「保值增值不可不為」時，柳楊舉報說：

　　公眾給希望工程的非指定性捐款（註：大額捐款，通常不要求、也無法要求「1＋1」結對救助，稱「非指定性捐款」），有時會被徐永光直接拿走「充作」辦公經費的，我清楚記得，中國保監會馬永偉在前兩年因為打官司獲勝，曾從海外贏回一筆200萬人民幣的賠償，馬先生當即熱心決定，200萬元全部捐給希望工程。結果，老徐拿到這筆「非指定性捐贈」，立即指示財務部把這筆錢拿來填補辦公開支。這違反了國務院「不得從捐款中列支辦公經費」的規定。審計署可以查出來，我的揭發絕對不會錯。

　　柳楊的舉報，讓記者應接不暇，她說：

　　－－90年代初，財務部出納馮密素（女）向我報告，說徐永光把財務部捐款收據一本（可開具50張捐款收據）拿走，說是要給他的浙江老鄉，理由是：這位老鄉可以在當地幫我們「拉」捐款。希望工程的捐款收據，系印鑒齊全的空白收據，每本50張，其中捐方、收到捐款的數額一欄，均為空白，可以填寫幾十元，也可以填寫幾千萬。我當時沒在意，過了幾個月，我問馮，馮說：老徐沒有交回收據，我於是直接去問徐，希望他把收據存根交回來。哪裡想到，徐永光竟然對我說「這本收據被浙江那個同鄉搞丟了！」

　　－－我和馮當時很擔心，因為審計部門來審計的時候，要檢查希望工程收據的存根號碼是否連續，但因我們收到的錢太多，開出的收據也實在太多，而且審計人員來檢查的時候只能是抽查，因此並沒有發現我們的收據存根號碼不連續。

　　柳楊說：這個問題，如果今天國家審計署去查，可以立即發現。

　　今年3月，記者對柳楊的這類「揭發」全部不予「採信」，因為柳楊無法提供直接的書面證據，但記者後來發現：柳楊的記憶，確實驚人；柳楊的揭發，確實可信。

　　香港企業家王敏剛先生，曾在90年代初「託人」前往中國青基會追查捐款收據一事，就是柳楊柳楊憑記憶提供線索在先，記者隨後查實的。

　　90年代初，徐永光以「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劉迺強先生」簽名章，在中國銀行香港分行開設「秘密帳戶」一事，也是柳楊憑記憶提供線索在先，記者隨後查實的。

　　著名電視人楊瀾曾拿出《憑海臨風》等稿費，給希望工程捐款20萬，但捐款之後第二天，楊瀾即從中國青基會財務部領走20萬元一事，同樣是柳楊憑記憶提供線索在先，由香港記者隨後查實的。

　　「馬永偉捐款200萬元被徐永光挪用充作辦公經費」以及「徐永光從財務部拿走一本、50張捐款收據未能歸還」這兩條線索，記者相信，早晚也能「查實」。（參閱附件）

　　1－7　「1＋1」救助，為什麼「最好是三年級或以上學生」？

　　希望工程的「救助款」是逐年下撥給失學兒童的，問題是，不少三四年級的失學兒童，只領取了逐年下撥救助款的3／5或者4／5，有捐款人對記者提出疑問：捐款的剩餘部分，究竟「轉」給誰了？

　　甘肅省青基會原秘書長蘇憲華揭發說：中國青基會曾發函通知各省，明確要求貧困地區在上報「結對」救助對象時，最好不要小學一年級的。徐永光的解釋有二：第一，我們救助的是「失學兒童」，就是指上學之後，因家庭生活困難，中途輟學的那些貧困娃娃。如果某個孩子沒上學，連一年級也沒上，那麼這孩子不屬於「失學兒童」；第二，中國青基會的工作經費極匱乏，如各地上報的失學兒童都是一、二年級的，那麼中國青基會的辦公支出就會「虧損嚴重」；如各地盡量找三年級以上的救助對象，則每位失學兒童畢業後就可省下100元……

　　需要交待：希望工程的救助款，是逐年下撥的，三年級以上的孩子們領取救助款不足五年，他們畢業後，「剩餘的錢」幹什麼用了？徐永光給捐款人的答覆是「轉給其他需要救(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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