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退二百年，生而為中國人是幸運的，而在今天，生而為中國人，則不是那麼幸運了。尤其是生作中國農民則是痛苦的。
建國後，我們實行趕超戰略，就是在短期內把綜合國力搞上去，迅速實現工業化的戰略。在這一戰略的主導下，中國城市和農村實行了二元結構的治理模式，也就是城市和農村對立起來，採取兩種不同的管理方法，兩個結構之間的流動受嚴格的控制，資源優先向城市傾斜。二元制結構的重要標誌就是戶籍制度。當然二元制的治理結構對中國工業化進程起到了巨大推動作用，中國當代工業體系的建立，很大程度上是得益於工農業剪刀差政策的結果。
如今，中國市場經濟已走了很多年，二元制結構依然沒有改變的苗頭，農村問題、農民問題已成為當代中國社會穩定的潛在隱患。這一切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二元結構惹的禍。
因為如今的中國農民可以說已是苦不堪言，概括起來有九大苦，這些疾苦必須施手加以逐步解決，否則當中國農民苦不能受，苦不能忍時，社會危機總爆發之日就不遠了。
供養大量公權人士，農民的第一苦
中國政體實行的高度中央集權體制，中央和各級政府擁有巨大的公共權力，而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的五大班子構成了世界上最為龐大的官僚機構。這些官僚機構的運行和人員費用幾乎吃掉了中國的財政收入。尤其是到了縣鄉兩級基層政權，地方財政收入很難供養眾多公權人士，不足部分向老百姓索取就成了基層政權的現實選擇。
所有亂收費、亂攤派的根源很大程度上都源於地方財政不足以支付龐大的政府開支，而基層政權又掌握著巨大的公共權力，於是利用手中權力向老百姓尤其是廣大農民直接攤派甚至成了當代中國農村的公害。
據報載，中國最基層的政權：鄉鎮政權的債務已達到了2000億人民幣，把農村信用社、中國自助基金已經或將要拖垮。
受教育難，農民的第二苦
農村的教育資源本來就匱乏，很多農村教師的工資經常被拖欠，這已是一個老話題，中國農民受教育難也是不爭的事實。而在教育產業化的政策下，眾多農民的孩子上高中、上大學更是難於上青天。
中國農民的孩子受教育難，一是表現為教育資源匱乏，這包括硬體和軟體；二是教育收費尤其是高校收費，相對農民收入來說太高而難以支付。三是在各省市高考不同錄取分數線下，廣大農村地區與城市對比，高考分數線太高了，這對農民子弟有失公平。他們在經過一路艱難困苦後，好不容易走到了高考大關前，卻要邁過比城裡孩子高得多的門檻才能進入高校，這實在不公平。
遷徙難，中國農民的第三苦
中國的城鄉二元制結構，使中國成為身份制社會，生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就好像是生在天堂一般，政府的資源都向中心城市傾斜，而生在農村尤其是邊遠農村，就如同生在地獄一般。中國農民要改善自己的居住條件，告別窮山惡水時，卻沒有遷徙的自由。進城打工的農民，由於身份角色的限制，一切都與城市無緣，尤其是孩子就學相當困難。
中國的社會現實極其複雜，放任人口流動當然不行，但在一省、一市、一區，應該讓中國農民有遷徙的自由。
缺乏社會保障，中國農民的第四苦
中國農民沒有養老保障，主要靠子女的家庭養老維繫殘年，這也是中國農村計畫生育阻力重重的重要因素。而中國農民的醫療保障更是無從談起。缺乏社會保障是中國農民的第四大苦。
觀念落後，中國農民的第五苦
由於中國農民一生下來，幾乎就被固定在土地上了，見識短淺。同時後天接受教育的權利也缺乏保障，這使得中國廣大農民觀念普遍落後，尤其是欠發達地區的農民甚至很愚昧。這成為他們的第五苦。由於觀念落後給本已相當困苦的生活又製造出許多痛苦來。尤其是法制觀念的落後，和膽小怕事傳統思維，又派出生許多其它的苦。
資源缺乏，中國農民的第六苦
由於中國各地的資源都採取計畫方式分配，所以中心城市優先獲得各種資源就成為中央財政的導向，而地方城市優先則成了地方財政的政策取捨。各種資源長期向城市傾斜的結果，造成了中國農村各種資源的缺乏。教育資源、醫療資源、道路資源等等一系列資源，在中國農村都極端缺乏。
沒有表達權，中國農民的第七苦
中國的決策者都住在城裡，即使被選當人大代表的農民，由於素質較低，也不可能真正替廣大農民說話。所以中國農民基本沒有表達權，也沒有向上層反應自己權力的渠道。當然他們的表達能力也較低，也沒有人替他們表達。沒有表達權，可以說是中國農民的第七苦。這使得決策者在做決策時，很難佔有全面而真實的信息，很難聽到廣大農民的呼聲，所以政策的良性導向就很難有保障。
創業難、掙錢難，中國農民的第八苦
中國農村各種資源匱乏，缺乏政策保障，這使得在中國農村創業很艱難。而經濟落後，農民收入不高，掙錢難，消費不暢，使中國農村經濟陷入一種惡性循環。這些年來，提高農民收入一直是空洞的口號很難落到實處，因為農民掙錢太難了。
經常受凌辱，中國農民的第九苦
我們的城鄉二元制結構，長期實行的結果，使得城裡人在內心深處有很強的優越感，這種制度本身從某種意義上講帶有很強的歧視色彩。而中國農民的素質較低、不懂和不會保護自己，沒有申訴的渠道，使得中國農民經常受凌辱成為一種普遍現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