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屆三中全會當時提出「少宣傳個人」，主要是針對歷史的教訓和華國鋒個人的宣傳太突出而提出的。
鑒於華國鋒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經過多次研究，一致認為應把國務院總理這個職位進行調整，並正式提交十一屆五中全會討論。五中全會決定同意華國鋒辭去總理兼職，而由趙紫陽接任。1980年8月至9月召開的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接受中共中央建議，決定華國鋒不再兼任國務院總理，改由趙紫陽接任。
華國鋒辭去總理職務，仍擔任著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兩個要職。
1980年8月，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問題。與會者認為，這個問題十分重要，切中我們弊端的要害，必須改變權力過分集中的狀況。這個制度不改，我們很多問題解決不了，也解決不好。我們很多問題的毛病都是由此而來。與會者從歷史的經驗教訓出發談到華國鋒身兼數職的問題，甚至進一步提出，按照華國鋒在粉碎「四人幫」以後的工作情況和現實表現來看，按照他的能力和水平來衡量，不但把黨政軍三項最高領導職務集中於他一身不好，而且仍由他繼續擔任黨中央主席也不合適，當軍委主席更不恰當。
10月，全黨4000名高級幹部討論歷史決議初稿時，無論中央機關，國家機關或軍隊系統都有許多人提出，希望能對粉碎「四人幫」後四年的工作作出總結，一致要求在決議中要寫上這一段。在對這段歷史的討論中，許多人對華國鋒在粉碎「四人幫」以來工作中的錯誤提出批評意見，並要求調整他擔任的職務。
經過1980年8月和10月的兩次討論，中央政治局常委認真地考慮了大家的這一意見，對華國鋒進行了批評和幫助，並認為改變他的現任職務是必要的。
1980年11月10日、11日、13日、14日17日、18日、19日、29日和12月5日，中央政治局連續開了9次會，除劉伯承、聶榮臻二人因病未參加（聶榮臻來信同意會議內容）和陳永貴、賽福鼎二人未通知到會外，實到政治局委員21人，候補委員1人。中央書記處7人列席。
這次會議的主要議題是中央政治局準備向十一屆六中全會提出的人事變動方案。
1980年11月10日，中央政治局召開集體會議，華國鋒走進會場時，他已從人們的目光中感到了壓力。所以，他在發言中首先要求辭去中央主席、軍委主席和黨內其他職務，並對粉碎「四人幫」以來的工作作了一些檢查。
但人們很清楚，他的檢查中捎帶著許多辯解。由此，便引來其他委員發言中對他過去四年工作中的錯誤及他在這次會議的發言提出了批評。
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胡耀邦在政治局會上作重要發言。他在肯定華國鋒成績的同時，也對華國鋒進行了嚴肅的批評。胡耀邦說：華國鋒是1938年參加工作的，也應該說是老同志了。有同志說是坐直升飛機上來的。我個人覺得這麼說不妥當。40多年來，華國鋒同志也是積累了相當豐富的工作經驗，也有一定的水平。這個，我看也應該是肯定的。國鋒同志和一些老同志一道，在粉碎「四人幫」這個問題上，確實是做出了很大貢獻的。這是歷史事實。我們的黨和人民是不會忘記這一點的。粉碎「四人幫」以後，全黨、全國人民，包括老同志的確是真心誠意擁護國鋒同志的……但是，我覺得，國鋒同志沒有正確對待一個黨員對黨和人民應該作出的貢獻。
在談到華國鋒同黨、同人民的關係擺得很不正確的時候，胡耀邦列舉了華國鋒的五條表現：第一條，對個人在粉碎「四人幫」鬥爭中所起的作用的認識上，表現得很不正確。第二條，粉碎「四人幫」以後，撥亂反正一開始，或者叫一起步，國鋒同志就離開了當時全黨、全國人民的迫切願望。第三條，在幹部方針上，脫離了全黨絕大多數同志的意志。第四條，在對待毛澤東同志的問題上，確實採取了實用主義的態度。第五條，在突出個人問題上，造成了十分有害的影響。
胡耀邦在發言中還批評了華國鋒對毛澤東晚年錯誤採取的態度。胡耀邦指出：按理來說，國鋒同志內心不是對毛澤東同志晚年的錯誤全都贊成的。我可以舉一個例子，國鋒同志很關心生產，至少有三次：第一，我們在湘潭時期，他對生產的興趣很大；第二，他自己講， 1971年揭露林彪時，毛主席同他談話，批評他：你滿腦子都是生產；第三，1975年他在聽取科學工作匯報提綱座談會上的講話。
可是國鋒同志在粉碎「四人幫」後講的卻是另外的東西，什麼基本路線，什麼階級鬥爭為綱，什麼全盤肯定「文化大革命」，什麼繼續革命，等等。但也不會是真心話。這裡邊就產生一個實用主義的問題。這就是要害的地方。國鋒同志在對待毛澤東同志的問題上，是揀他的需要，只顧眼前，不顧後果，只考慮個人得失，不考慮黨和國家的安危。這是一種典型的實用主義，這很不好。
除胡耀邦外，出席政治局會議的所有人員都在會上發了言。
與會者在發言中，對華國鋒在過去四年工作中的錯誤以及他在這次會議上的發言提出了批評意見。
這些批評意見集中在： 華國鋒在粉碎「四人幫」這一事件有功勞，應予肯定；但不應把功勞只歸於個人。
華國鋒提出「兩個凡是」並長時間堅持這個完全違背馬克思主義的錯誤觀點。在三中全會後他的思想有改變，但在一些原則問題還沒有根本的改變。
華國鋒在十一大前後提出一系列政治口號，基本上還是「文化大革命」的口號。他從未主動提出過糾正「文化大革命」錯誤的創議。他對解放黨內大批老幹部、平反歷史上大批冤假錯案的態度，他對中央領導層一些人的態度，明顯地違反了黨內大多數人的願望。
華國鋒很熱心於製造和接受新的個人迷信。被稱為英明領袖，把自己的像和毛澤東的像並挂，接受種種出格的歌頌，覺得心安理得。這種情況，甚至在今年不久以前還在繼續。把個人同黨和人民的關係擺錯位置，這是嚴重的思想問題和黨性問題。
有一個人心平氣和地同華國鋒面對面地說：「你在過去四年工作中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顯然缺乏作為中央主席必要的政治能力和組織能力。」回頭環顧大家：「他對軍委工作不能勝任是大家知道的。」
在政治局會議上，胡耀邦還進一步指出，國鋒同志繼續當黨的主席、軍委主席，看來黨內多數同志是不會贊成的。因此，國鋒同志自己提出要辭去這兩個職務，我覺得好。這對黨、對華國鋒同志自己都有好處。
鑒於上述情況，中央政治局認為華國鋒同志繼續擔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是不適當的。
12月5日，是中央政治局會議的最後一天。華國鋒發言，表示歡迎對他的批評。他再次提出辭去現任職務，並要求在十一屆六中全會以前，不再主持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和中央軍委的工作。中央政治局認為華國鋒確實需要集中力量考慮自己的問題，因而同意他不再主持中央工作的意見，但在六中全會作出相關的決定以前，他仍是中央的主席，仍要以中央主席的身份接待外賓。
中央政治局並且表示希望，六中全會將繼續選舉華國鋒為中央政治局常委，選舉他做中央副主席。
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華國鋒犯了「左」的錯誤和其他錯誤，但不要說成是路線錯誤。路線、路線錯誤、路線鬥爭等提法沒有明確的科學含義，使用這些提法過去在黨內造成很不好的後果，以後要盡量少用。
中央政治局最後通過三項決議：向六中全會建議，同意華國鋒辭去中央主席、軍委主席的職務；向六中全會建議，選舉胡耀邦為中央委員會主席，鄧小平為軍委主席；在六中全會前，暫由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的工作，由鄧小平主持中央軍委工作，都不用正式名義。中央政治局著重指出，前兩項都只是對六中全會的建議，全會如何作出決定，這是全會的權力。全會當然會審慎地考慮這些問題，並嚴格按照黨內民主原則來進行討論、表決和選舉。
當時，考慮到這是一個十分重大的問題，為了使黨內軍內高級幹部在思想上有所準備，中央政治局決定把這次會議的內容通知省級常委以上的同志，並由他們向參加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4000名高級幹部傳達。並要求：「為了保證全黨全國全軍的安定團結，中央要求所有上述同志嚴格保密，絕對不得外泄。」
十一屆六中全會後，決定同意華國鋒辭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並改選華國鋒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繼續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 到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時，華國鋒就沒有能夠再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會。但他仍保留了中央委員的職位。在1987年召開的中共十三大、1992年召開的中共十四大和1997 年召開的中共十五上，他仍然被選為中共中央委員。自九大以來，華國鋒就一直是中央委員，這近30年在中共歷史上少有。他親筆題寫的「毛主席紀念堂」幾個字仍鑲嵌在座落在天安門廣場中央的毛主席紀念堂上。)
在這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還決定對《決議》討論稿根據會議討論意見進行改寫後，將仍在3000人範圍內再討論一次，在再次修改後提請六中全會討論通過。中央政治局認為，現在通過這一決議時機已經成熟，不宜再行延遲。
可以說，華國鋒的去職及新中央領導集體形成，對決議早日定稿和對1976年到1978年這段剛逝去的複雜歷史的科學評價，提供了相當寬鬆的政治氣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