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後，中國遭到的四次洗劫！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的第一次，是發生在廣東沿海的走私進口潮和廣西、雲南邊陲的販毒潮。這一波潮流開始範圍較小、層次較低、金額還不算太大，因而不引人矚目，但這兩股潮流後來愈演愈烈，特別是走私潮，成為沿海地區的致富主要秘密武器。深圳、珠海、北海、汕頭、廈門、海南、威海、青島、大連等沿海城市無一不靠走私致富。92年後，走私活動更上一層樓。在一些地區和城市，走私決定甚至由當地政府做出，海陸空軍的艦隻、飛機、軍車都成了走私的運輸工具。在廈門遠華案中可以看到，海關、公安、武警都被走私分子利用。龍永圖談淪加入世貿組織的理由之一便是，由於走私，我國實際關稅不到5％，遠遠低於名義關稅，因此還不如把名義關稅降下來。兩者之間的落差就使得沿海走私城市崛起，而東北、西北、中原各地的重化工業城市蕭條衰落。累計20多年的走私金額，當不下5萬億人比幣（現價，下同）。如以走私純利潤（扣除走私環節實際成本，但不扣除行賄資金）總金額的20％計，從中可以形成100萬個百萬富翁。

第二輪　發生在城市承包制和雙軌制期間。大量的集體企業和中小型國有企業在承包者大肆鯨吞下陷入困境，財務混亂，工資拖欠，設備過度使用，產品以次充好，從而實現承包者個人利益最大化。在物資流通上，計畫內外價格巨大落差造就出了一大批暴發戶和暴發企業。當承包者擁有緊俏物資定價和銷售權時，例如首鋼，這兩種制度的弊端便結合在一起，成為權力擁有者的天堂。這一輪致富潮遍及神州大地，但致致富的手段比較簡單，持續時間比較短，而且致富者思想還未徹底解放，故總案值當在5萬億人民幣以下，實際落入承包者和官倒者手中約為1萬億人民幣，可造就不到100萬個百萬富翁。

第三輪　是在鄧南巡講話以後的土地和股票的投機熱中。部分高幹子女是土地投機熱的最大受益者，他們憑藉權力和關係用低廉的價格買到大片土地，然後轉手倒賣，一次暴富，其速度和規模都超過前兩輪狂潮。潮勢所至，各地的銀行甚至財政資金紛紛捲入土地投機，獲得的利潤進入相應機構和個人的腰包，損失成為銀行的呆壞帳、財政的赤字。這是中國金融機構不良資產的第一個主要來源，也是省、市、縣政府村債務的第一個主要來源。股票投機伴隨著土地投機達到高峰，在政府收緊銀根後，幾乎同時破滅。其效應也和土地投機相似，獲得原始股的權勢人物功成身退，盤滿缽溢，跟風炒作者被洗劫一空。這輪致富潮為時雖短，但涉及面廣，層次高，金額大，總案值在10萬億人民幣以上。可造就200萬個百萬富翁。

第四輪　是賣完了土地賣企業，推行國有企業私有化，所謂大股小賣，大企業股份化，小企業出售拍賣。經過前三輪的準備，財富都已經聚集到少數人手中，他們有能力收購國有企業。即使如此，這些人也不會按照市場價格收購。這時候一批會計事務所、國有資產評估所大顯身手，將國有企業的價格嚴重低估拍賣給當地的實權人物，並從中撈取豐厚的中介費。這實際上是一場明火執仗地搶劫。政府和銀行幫助這一搶劫過程順利地進行，政府允許被私人收購的企業逃廢債務，彈壓企業職工的抗議，銀行提供貸款幫助收購。塵埃落定時，地方和部門的實權人物已經搖身一變成為大資本家了。大型國有企業的股份化也同樣是一場搶劫，裁減員工，買斷工齡，是主要的搶劫方式。此外，3000萬中小股民被搶劫的對象，所用的辦法是讓會計師事物所高估企業資產，發行摻水股票，不斷地圈股民的錢。朱鎔基總理給國家會計學院的題詞'不做假賬'，是對這一輪搶劫行情的絕妙註解。估計這輪行情的總值也在5億人民幣左右，可造就100萬個百萬富翁。

每一輪致富行情都是腐敗的好機會。在這些行情外，在工程招標和建設，重大設備和大宗物資採購，大筆貸款，重要職務任命等，都是產生百萬富翁的豐厚土壤，這些也是銀行不良資產增長的豐厚土壤。此外，當然還有一些沒有權力背景或權錢交易的、在市場中拚殺出來的百萬翁。這樣，總計百萬富翁數接近1000萬（《半月談》2001年第7期：'中國的百萬富翁近千萬之眾。'），其中更有數百名資產過億的大富翁。這些人就是改革開放最大受益者，也是改革開放的弄潮兒和中堅力量，他們是今日中國政權的真正執掌者。這部分人不到中國人口的0.8％。

經過這四波大潮洗劫後，中國政府手中掌握的資源已經不多了，土地雖然未賣光，但剩下的多為不太值錢的市郊地；國有企業也賣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只有那些沒人要也不好意思賣的軍工企業。戴相龍承認的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貸款比例為25.37％，為22，898億元，這還不算已經剝離到四大資產管理公司的壞賬15688億（已收回1360億元）。據業內人士透露，實際不良資產比例遠高於50％，中國的銀行體系隨時可能遭到擠兌風潮的襲擊。從1999年起。財政赤字以每年45％的速度遞增，分別為：1997年582.15 億，1998年922.23億，1999年1743.59億，2002年3098億。到2002年底，國債餘額將達到25600億元，相當於2001年GDP的26.7%。這還僅僅是正式的國債。各地政府向中央政府學習，也搞欠債繁榮，每一任省、市、縣長甚至鄉長、村長都爭相搞建設、上項目，銀行貸款不夠就集資，集資不夠就挪用教師工資、棉花和糧食收購款，一任接一任地積累起龐大的地方債務（含未登記外債），累計達60000億人民幣。此外，考慮到越來越多的失業、越來越早的退休，以及人口老齡化，社會保險基金的缺口達 4萬到8萬億。所有這些債務、不良資產、基金缺口最終都是要由國家來承擔，以最低數字計，高達162826億人民幣。

那麼國家還有多少資產呢？據2001年統計年鑑數據：中國共有國有及非國有企業162885萬戶。企業擁有的資產總額為126211億元人民幣，負債93271億人民幣。負債率高達73.9％，淨資產32940萬億人民幣。經過大規模私有化後，國有企業資產比例已降至全國企業總資產的30％左右，而負債率高於其他類企業。若按相同的資產負債率計算，國有淨資產只剩下9882億人民幣。

這就是我們的家底。這是一個吃完祖宗飯，又斷子孫路的家底。共和國億萬人民多年來創造的財富就這樣流進了少數先富起來者的腰包，卻留下了一個152944億人民幣的債務黑洞。填補這個黑洞的，只能是惡通貨膨脹，屆時，老百姓手頭的存款將被洗劫一空。

改革開放之初，政府降低積累率，通過農副產品提價和漲工資、發獎金等方式對農民、工人、知識份子和幹部多年來的辛勤勞動做出一些補償，贏得了全的社會的好評。

但是接下去事情就一步步對工人、農民不利。'大鍋飯'、'鐵飯碗'是工人的根本利益所在。西方國家工人運動的潮流就是爭取大鍋飯和鐵飯碗。工會的首要目標是將工資的定價權從僱主手中奪過來，並改變定價方式，改計件制為計時制，即大鍋飯；其次是爭取免於解雇的權力，至少是要求僱主在解雇之前六個月通知工人，並且要得到工會的同意，即增進飯碗的可靠性，在日本甚至直接是終身雇佣制。與'大鍋飯'和'鐵飯碗'相應的，是工人自律程度和合作意識的提高。在中國國營企業中，事實上工人的主人翁意識一度十分高漲，出現了像鐵人王進喜這樣的一大批勞動英雄，國營企業工人的工作積極性和工作質量事實上都遠勝於日本企業。所以，認為'鐵飯碗'必然效率低下的說法是不符合事實的。問題也在於，從資本家唯利是圖的眼光看來，'鐵飯碗'束縛了資方的權力，使資方無法隨心所欲地解雇工人，降低工資，不能實現利潤最大化。因此，八十年代初期，美國的里根和英國的撒切爾在西方發動了私有化和'破三鐵'運動，中國的改革竟與之遙相呼應。從'破三鐵'開始，工人就失去了主人翁地位，而廠長卻開始行使資本家的權力，這樣，國營企業走上了私有化道路。全民所有制肢解為部門所有制，地區所有制，企業所有制，直至執政官員任期所有制。在廠長負責制名義下，應該代表全民經營企業的廠長、經理獲得了空前的、不受監督的權力，他一步步將過去前三十年建設的財富和工人們正在創造的財富據為己有。承包制公開承認廠長們化公為私的權力，價格雙軌制又給廠長們化公為私的途徑。在權力和金錢的腐蝕下，越來越多的廠長經理背叛了黨的宗旨和原則，結黨營私，任人唯親，將企業變成獨立王國和向政府討價還價的工具，成為發財致富的先頭部隊。

與工人一樣，農民最容易受競爭傷害。八十年代中期以來，農產品價格不斷下跌，農民幹得越多，賠得越多，其關鍵就是自相殘殺的競爭（其間農產品價格一度上升，是因為政府保護價收購所致）。因此，人民公社使農民從相互競爭走向相互合作，是農民根本利益所在。但是，一方面給農民以甜頭，另一方面廢除了人民公社制度，分田到戶，埋下了農民相互殘酷競爭的禍根。從1984年農民賣糧難起，農民就重新嘗到了'多收了三五斗'（一篇描寫舊中國農民增產不增收的小說）的市場經濟滋味。此後，雖然有少數農民靠經濟作物和養殖業發財致富，但絕大多數農民遭到市場力量的一次又一次洗劫，收入日益下降。與此同時，農村幹部利用批地、計畫生育、道路建設等名目不斷搜刮農民，農村幹部們富裕起來了，農村干群關係卻變得形同水火。

一小部分知識份子是利用改革開放機遇的主要受益群體。這個群體中頭腦活絡，有知識，有經驗，有權力背景的那一部分率先下海經商，利用體制轉換期間的無數漏洞，成為新生的資本家。一部分人在幹部隊伍'專業化、年輕化、知識化'的浪潮中成為'第三梯隊'，被鄧式政權所吸納。當然還有少數人乾脆出國洋插隊，直接享受發達國家的物質生活去了。至於大多數勞動知識份子，則只能是'光著屁股坐花轎'了。

中上層幹部是改革開放的動力，其中大多數也是改革開放的主要受益者，而且層次越高，權力越大，受益越多。以往，幹部受到各種運動的約束，夾著尾巴做人。現在，發財致富名利雙收，那些私慾重的幹部率先做起'以權換錢'、'以錢換更大權'的如意買賣，成為現實權力擴大再生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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