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六月，紅兵闖進吳家抄家。過了好多年，當時在場的一個人回憶說：他擠到吳旁邊，看他慈眉善目，不像個壞蛋，起了同情心，但馬上又想到吳反對毛主席，趕緊板起面孔問道：你為什麼反對毛主席？吳急忙搖搖低垂的頭，連連說「我沒有反對毛主席」。學生們的唾沫從他光禿的前額滑下來：「我覺得他很可憐」，那人說。
春節假期，老彭來電話說剛從安徽回來，帶了兩件吳湖帆的畫和幾頁吳的信札，藏主急想出讓，問我要不要看看。我匆匆趕到上環會老彭。吳湖帆那兩件是山水扇頁，三十年代的應酬筆墨，有點黯淡，肯定不是梅景書屋流出來的精品。吳信札只剩第二頁到第六頁，第一頁不見了，不知道是寫給誰的。內容唆唆說些《水經注》的考據疑點，寫在北京市人民委員會辦公廳的信箋上，跟上海潘亦孚所藏吳寫給趙萬里的信一樣。我說，信上談的要是《海瑞罷官》就好；要是寫給聞一多的也好。老彭說他也這麼想。
一九七四年冬天，我在倫敦構思我的論文題目，常常想起《三家村》，想起《海瑞罷官》，想起吳晗和鄧拓。我在倫大亞非學院圖書館翻遍這一路材料，又到別的圖書館去查閱，零零碎碎記了不少筆記，事後也沒有用過，現在都找不回來了。那時期，劍橋有個朋友剛寫完聞一多的論文，給我說了許多聞一多一九四六年在昆明遭國民黨殺害的故事，也說了一些吳奉中共指示拉聞一多加入民盟的情節，害我難過了好幾天。我記得那年聖誕節，我還默寫得出《紅燭》和《死水》，兒時情景都回來了，更覺得聞一多和吳早該留在學院著書立說，樹己樹人。
吃了政治迷幻藥的文人智力商數會下降得很厲害。聞一多死了，吳給這位老師兼同事的同志寫的悼文說：「在你作新詩人的時候，我知道你，並不尊敬你；在你埋頭研究《詩經》、《楚辭》的時候，我明白你，並不接近你；可是當這一晚談了三四個鐘頭之後，我們的思想和工作都結合在一起，我不但瞭解你，接近你，而且尊敬你」。我的感覺正好相反：聞先生的新詩是長明不滅的薪火；聞先生深研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和文化人類學，以獨到的理念給中國遠古神話、金文甲骨乃至考據校勘之學開拓出嶄然的景觀；聞先生要等到讀完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才給蔣介石的「義和團精神嚇了一跳」，那反而是他最可悲的政治幼稚病了。
我在北京的朋友雷頤說，聞一多思想向左轉受了三個人影響：留美同學羅隆基和中共南方局宣傳部長華崗，還有吳。羅隆基五七年劃為大右派，六五年寂然病逝；華崗五五年打成反黨集團成員入獄，七二年瘐死獄中；六九年三月，先是吳的妻子袁震在苦風淒雨中離世，到了十月，吳給打得胸積瘀血死在北京獄中，終年六十歲。他的女兒吳小彥受他牽連，挨斗受批，精神分裂，拖到七六年秋天自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