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鏽鋼趕馬: 法國、德國——淪落的怨婦

在倒薩問題上，法國和德國看起來終於鐵下心充當「和平」衛士了，只不過這場和平分隔的一端是自由女神，另一端是惡貫滿盈的屠夫和獨裁者。不是嗎？就法、德新近提出的所謂武裝核查的建議而言，伊拉克的主權已經不是爭論的問題了，能夠從和平中存續下來的只是薩達姆政權！當然他們可以聲稱他們的和平拯救了多少多少條生命，但他們忘記了，歐洲文明的一個最重要的基石就是歐洲人的偉大信念：自由、榮譽與生命同等重要！他們可以進一步狡辯說伊拉克人民有選擇自己價值觀的權利，那麼如果人們都認同薩達姆政權是專制獨裁，又憑什麼認定這場事實上是伊拉克人民藉助外部力量實現解放的鬥爭沒有充分依據呢？人民要求自由的事業不需要歐洲舊貴族的首肯，更無須得到聯合國批准。

左翼激進意識的共同特點之一就是把那些完全遠離塵世的「原則」奉為神聖，不管是當年的血腥革命還是今天的反戰都是高調政治的結果：過去是普遍平等現在則是「每個人的生命都是至高無上的」，顯然根本問題不在戰爭本身。有反抗就會有犧牲，就可能殃及無辜，如果說戰爭必定包含強制，那麼以一部分人寧願做奴隸而放棄反抗的價值觀剝奪另一部分人奉行歐洲人自己引以為傲的反抗哲學是不是同樣也是一種強制？如果說反戰是一種人道主義，那麼否定一國人民藉助外部力量推翻獨裁者，或者讓他們赤手空拳勢單力孤面對警察制度和軍事高壓就是人道的嗎？

眾所周知，現代技術的發展傳播從兩方面改變了世界和國家政治，一方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被廣泛掌握，與此相應的卻是人類意識形態的理性化進程遠遠落後於技術的發展和傳播吸收，這無疑增加了未來世界的不確定性，使得極端分子更容易危害人類社會的進步和穩定。面對全球化，以法國和德國為代表的舊歐洲，既感受到美式資本主義的壓力，又面臨第三世界普遍自由化的競爭威脅，昔日的貴婦地位的日漸淪落導致怨婦情結可以理解乃至同情，偉大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們早就指出，嫉妒是左翼激進思想重要的心理根源，問題在於，當來自東方的冷戰威脅消除以後，今天的法、德政客及其主流民意完全讓情感遮蔽了理智，出於自身的文化虛榮和狹隘利益而無視當今世界的最大威脅－－極權恐怖與現代技術的結合，反而領頭千方百計阻撓自由的利劍斬斷惡魔之手的正義行動，完全放棄了一個大國的國際責任。這些人口口聲聲「證據」、「程序」，難道我們能夠把人類文明寄託於如此脆弱的東西之上？難道人類可以對自己的理智如此沈迷而高枕無憂？如果我們承認自己在本質上是無知的。那麼，最不壞的選擇就是向那些與現代文明格格不入，拒絕順應歷史潮流的極權和恐怖份子發出明確的信號：今天的世界不會養虎為患重演綏靖主義的愚蠢歷史。先發制人的危害和誤解可以通過時間來化解，但是縱容惡魔卻可能產生難以想像的後果，今天人類玩不起也沒有必要進行這樣的賭博。技術使地球村變得越來越小，每一個人都不可避免地把自己的安全、自由以及愛憎與過去可能毫不相干的人聯繫起來，科索沃戰爭開創了人權高於主權的先例，那麼國際安全更不能等閑視之。很明顯倒薩的戰略意義仍然在邪惡軸心，法、德卻因為它們的自私和虛榮變得瘋狂而荒唐，竟自得地充當起獨裁者的保護人。

另一方面，技術的進步也大大地提高了國家控制能力，以至到了無孔不入的地步，個人與國家機器的力量對比絕對地懸殊。在極權國家這種差距遠遠超過這些國家與外部力量的對比。因此如果反戰人士能夠暫時拋開過剩的慈悲情懷，用他們餘下的智力想像一下：退回到石器時代，以當下世界的普遍精神，那麼今天有多少極權**能夠免於土崩瓦解？既然這些極權統治的維繫依賴的是現代技術，那麼拒絕外部力量的介入就意味著存在這樣的可能性：自由世界的創新很快就轉化成自由的敵對力量，技術進步也只是穩固極權統治的最好手段，這樣的邏輯鮮活地展示在今天的世界，那些高貴的歐洲政客、形形色色的多元文化內生演進的走火入魔者、還有集體主義的「自由主義」人士為何視而不見呢？（注意：在主戰言論那裡，「人民」不需要是全稱判斷，相反，反戰言論實際上只能是全稱判斷）。既然現在沒有一位獨裁者有勇氣以古代英雄的方式確立自己的統治，那麼這場民主的懦夫對獨裁的懦夫的戰爭也自然順理成章。法國大革命的傳人和日爾曼騎士的後裔應該慶幸他們的先人在技術簡陋的時代完成了偉業，否則即便他們從祖先那裡繼承了足夠的勇氣和智慧也未必能像現在生活的自由愜意，不信把那些善良的歐洲反戰人士綁到薩達姆那裡享受伊拉克的國民待遇，那時這些人恐怕只會聲嘶力竭地叫喊－－不是要求和平而是呼喚美軍！！！顯然，根深蒂固的左的意識形態使他們把後現代思維錯置於現代性問題，不過，同樣道理，對我們這裡的反戰左派，此情此景，就很難斷定他們會喊出什麼了。

話說回來，法國、德國的表現也不能說完全出於神志不清，其中能讓人感受到太多的野心和偏見，他們並沒有忘記自己驕傲的文化和歷史傳統，反戰只不過用了雙重標準。一方面他們驕傲於大革命和騎士的光榮，反美主義毋寧說正是民族性在後冷戰時代的表現。他們當然也不會忘記偉大哲人康德的思辨理性，他說道：「即使到今天，戰爭的危險也還是惟一能夠約制專制主義的東西。。。。因而，在人類目前所處的文化階段裡，戰爭乃是帶動文化繼續前進的一種不可或缺的手段」。[1] 康德距我們並不太遠，世界也仍然沒有實現公民社會的理想，因此，如果逢戰必反不是出於愚蠢那麼一定是來自偏見和歧視：在他們的內心裏某種程度上認為今天的專制國家的人民不配享有歐洲人的價值觀，即那種將自由、尊嚴與生命並重的信念，否則同樣的革命邏輯如何得出截然相反的結果呢？此外，反美主義除了舊歐洲民族性的本能，骨子裡或許也透著一種種族主義下的鄙薄，他們寧願徒勞地和美國較勁，也不願為第三世界國家的自由解放做點實際的事情，儘管「人權」的聲音屬他們叫的最響。相比之下，美國的表現堪稱樸實的典範，他們總是口口聲聲國家利益，同時為各國人民帶來自由解放，充當世界和平的維護者，上個世紀以來美國人民作出的犧牲世人矚目，這樣的行為如果沒有利益回報實在有違天理。今天法國和德國的作為又一次把美國推入困境，他們的行為客觀上是自私地討好伊斯蘭恐怖份子，從而讓美國承擔反恐的絕大部分責任。然而歷史表明，誰挑戰未來，誰就擁有未來。法、德的喧鬧姿態既是一種怨忿又是一種逃避，而逃避歷史的人自然也將被歷史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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