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花公子的晚節

唐生明，號季澧，湖南省東安縣人。系曾與蔣介石爭奪過中國統治權的唐生智先生的弟弟，在舊社會被人稱為「福將」。但更多的人卻在背地裏叫他為「花花公子」，並公開說他是一位「哪裡有福享就那裡去的人」，這是指在抗日戰爭中，他跑到南京去投汪逆精衛。直到解放後，我為他寫了一篇《我奉蔣介石之命參加汪偽政權的經過》的文章，發表在全國政協《文史資料選輯》第四十輯上，國內外許多人才知道，他去投靠汪逆，不是為了追求淪陷區的生活享受，而是奉命去搞「曲線救國」的。

我與唐生明相識五十多年，做過他的朋友，部下，同事。我對他的情況，瞭解雖不全面，但在與他相識後的50多年中的一些活動，還是知道一點，我寫這篇東西，是為了對他的懷念，也是想澄清一些人對他的誤解。

1934年間，我在上海擔任軍統局上海特區法租界組組長，兼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偵察大隊行動組長。有天軍統頭子戴笠打電話要我去他在上海的楓林橋寓所吃午飯時，給我介紹認識了唐生明。戴笠再三叮囑我：「以後唐在上海有什麼小麻煩事找你時，一定要盡全力去辦。」他還補充了一句：「不會有什麼大事找你，大事他會找杜月笙（當時上海幫會大頭子），只有時遇到一些小事時才會找你的。」我當即把我的幾處電話都告訴了唐生明，他記在一個小手冊上。他給我的印象是很大方、隨便。他與戴笠邊吃飯邊談的話，都是些吃、喝、玩、樂的事，沒有一句話是涉及到國家大事與時局的。臨分手時，他要我當晚到揚子舞廳去找他。戴笠聽了馬上代我拒絕了，他告訴唐生明說，我除非有工作上的需要，平時不會上舞廳去玩的。

認識他後，他從南京到上海去玩時，除請我吃過兩次飯外，也為了一些小事找過我幾次。記得最清楚的，是有次他在一家理髮店理髮，一位修指甲的女的，給他修完指甲後，他順手在她臉上掐了一下，沒想到那個女的不依不饒，說他有意調戲她，全理髮店的人都圍過來責備他，最後的解決辦法是要他拿出五百元來賠償女的名譽損失。他答應了，說打電話讓人送錢來。他們同意把他扣在一間理髮員休息的小房內，等人送錢來。接到他讓我馬上帶五百元去贖人的電話時，我知道是有人在敲詐他，他決不會缺錢用，因他身上帶有支票隨時可以取錢。我便帶了兩個組員，開了一部裝有回聲喇叭的小警車，直奔他約定我去的地方，在快到達理髮店時，我把回聲喇叭叫了兩聲，才把車停在理髮店門口。當時警車沒有裝現在用的閃光紅燈，而是用回聲很刺耳的叫聲表示是警備車，因為那種聲音是說明有緊急事件，所以全理髮店和附近的商店人員都出來看。我帶的兩個組員又把上衣擱在手上，腰上露出一邊一支手槍和手銬。當時，租界上的探警要領國民黨上海市公安局發的槍照才能佩帶手槍入華界，而淞滬警備司令部和公安局的警探也要領取英、法租界巡捕房發的槍照才能佩槍入租界，理髮店的人一看到我和組員見到唐生明馬上脫帽行禮時，都驚呆了。我故意問唐：錢帶來了，作什麼用？他把手一指，叫我問一個自認是理髮店老闆的人。那入一看這種勢頭，哪還敢要什麼錢，連連鞠躬說：「誤會！誤會！」他才高高興興和我們一道走了。

還有兩次是他在吃飯時和服務員吵鬧打了人，也是被人扣了起來，我帶人去把他接回的。

由於我和他有過這些往來，1938年初，他任長沙警備副司令、代理司令，與常德警備司令兼第二行政區專員兼區保安司令feng悌對調到了常德，我在軍統局臨澧特別訓練班當教官，便去常德看望他。他邀我去他家吃飯時，他和他夫人徐來，都提出要我到常德，當他警備司令部稽查處處長，我連連搖頭說不行，因軍統局的人事制度很嚴，不允許個人活動工作。他說這不是個人活動，而是工作需要，他調常德時，軍統局遵照戴笠指示，選派了一位黃埔四期畢業，與唐生明同班同學和湖南同鄉的鄧墨村，去當他的稽查處長。鄧為人忠厚拘謹，害怕出事，遇事都去向他請求。他是一個不愛管事的人，有空便打牌、跳舞，很少去司令部上班，所以不到一個月，就感到鄧墨村太囉嗦，希望我去。他和徐來以及徐來最要好的女友張素貞都一再向我表示，一定要向戴笠去說，把我調過去。不久，戴笠從武漢經常德去臨澧特訓班，他們三人都向戴笠說調我去的事，戴也認為鄧謹慎一點沒有理由換他，便答應把我派去幫助他。任稽查處副處長，我去不到兩月，唐還是把鄧免職由我擔任了處長。戴簽把鄧調到江西去任省站站長。唐並要我兼任第二區保安司令部偵察組組長，有關常德及二區治安問題，便要我全部負責放手去辦，不必遇事找他。

我到常德不久，就看到軍統局派了幾輛大卡車來，由軍統局特務總隊一個大隊長拿了戴笠一封親筆信給唐生明，他們先去找我，要我帶那個大隊長去見唐。原來是上次戴笠經過常德時，看到警備司令部特務連正在下操，他一眼便看中了這個連的士兵身材高大結實，而且一律佩帶駁殼槍，便向唐提出，要唐把這個連的士兵、武器、裝備等都送給軍統局特務總隊的武裝大隊，因軍統局剛成立的特務總隊（後改特務總團）三個武裝大隊還差幾個中隊沒有成立，唐一口就答應了。所以戴笠回到重慶，便馬上派人派車到常德來接運這個連。唐看到信後，立即把那個連的連排長找來，說他已把這個連送給了軍統局，要他們通知全連官兵，加發一個月薪餉，回去料理一下家務私事，三天後便乘車去重慶。我一看他那麼隨便就把一個特務連送掉了，反而有點著急，因為這個連不但擔任警備司令部和稽查處的門崗哨衛。而且城區有什麼事，稽查處還得調這個連去鎮壓。我便問他：「你把特務連送掉了，誰來擔任城區的治安警衛等工作？」他說：「我不是要他們三天後才動身，三天內我不就可以把區保安司令部指揮的保安團中抽調一個連來代替特務連的工作。」我這才恍然大悟，原來他早已胸有成竹，估計他自答應戴笠要走特務連後，便已在作準備，果然第四天一早，他指揮的保安團第三團團長便帶了一個連來接替了特務連的一切工作。

唐生明剛調到常德還有點後悔，因為常德遠不如長沙好玩，連吃飯的幾家菜館做出來最好的菜也感到不合口味。過不久，長沙大火，一夜之間全城化為瓦礫灰燼。在全國一片責難聲中，張皇失措的那位全省負責人，只好把長沙警備司令feng悌，長沙警察局長文重孚、保安團團長徐昆三個人拋出來當替罪羊，公開槍決，以平民憤，造成歷史上一件「下令無罪，執行有罪」的「三顆人頭萬古冤」。我清楚地記得，當這一消息傳到常德那天，唐生明和夫人徐來、張素貞與我等正在參加常德商會舉行的一次盛大宴會，唐一聽連連拍著自己的腦袋，高興地說：「我要不調到常德，這頓飯就吃不成了！」我也補充一句：「常德的菜雖比長沙的差一點，但卻安全得多。」在座的人自然就這件事頻頻舉杯為他祝賀，說他真是一位名不虛傳的「福將」。

我當了稽查處長後。為了調整部署稽查處的工作，曾花了不少時間，把全城都跑遍。當我把稽查處新的工作佈置情況向他去匯報時，他聽完之後，突然提出我不瞭解的兩個地方，叫我一定要派人經常去那裡巡察。我很奇怪，他怎麼會比我還清楚常德的地形？他便毫無顧忌地告訴我：多年前，他大哥當第八軍軍長，他當團長時，才廿多歲，駐軍在常德。他大哥對他管教很嚴，為了不讓他晚上出去玩，就把自己睡的床攔在房門口，讓他睡在裡面，免得他跑出去。而這位風流慣了的弟弟等哥哥一睡熟，就從哥哥的床鋪底下爬了出去，等天快亮時，又從床底下爬了回來。他的話剛說完，徐來就說：「現在你晚上要出去玩，我替你把房門打開，不必再從床底下爬出去了。」唐聽了一陣大笑，連說：「現在有這麼漂亮的標準美人做夫人，打我也打不出去了。」玩笑開過之後，唐便告訴我，他指出的那兩處地方，過去是許多暗娼居住的，最易窩藏盜賊與不宄之徒，所以要特別加倍注意。

我和唐生明在一起工作近兩年，他和我有一個很重要的口頭約定：稽查處該辦的事，我可以放手去辦；即使殺人殺錯了，他也願為我負責，但若涉及到共產黨問題的案件時，不論大小，哪怕一個人，都一定要先去告訴他，絕不准我隨便處理。我說現在是國共合作了，共同抗日，我是知道不能隨便抓和殺的。他便一本正經地認真告訴我說，軍統可不管什麼合作不合作，抗戰剛開始，他就知道，軍統在上海和武漢就照樣秘密抓共產黨。他強調在他主管的地區內，決不允許發生這種事情。我便向他保證：在常德地區和第二行政區各縣內，我一定照他的指示辦，不隨便抓共產黨和與共產黨有關的嫌疑分子。在那段時間內，這個地區中雖發現過個別共產黨的有關進步活動，但由於唐有話在先，沒有造成捕人或行凶等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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