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
2001年，我曾去過安徽農村，在泥濘的田間土路上，傾聽著來自田野的政治設想。一位曾經帶領村民上訪告狀的村小組長，也應該算是該鄉的"農民英雄"（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他不願暴露姓名，我也只能尊重他的謹慎）。他不僅對中共的農村政策非常熟悉，而且很有些自主的想法。他給我看了他自己設計的村民自治構想，還畫出了縣、鄉、村三級組織的責權示意圖。他建議：
（一）農村自治應該以自然村為基本單位，原則上撤銷現在強制性組建的"大行政村"（以當年的"生產大隊"為基礎），如果自然村太小，想與其他村合併成一個自治單位，必須以自願原則為基礎。至於村級自治是採取民主直選還是其他形式，選擇權應該在村民手中，根據每個村的實際情況和自願原則進行選擇。
（二）鄉一級機構既不應該是國家的一級政權，也不應該是自治組織，而僅僅應該是縣級政權的派出機構，是管理稅收徵糧、計畫生育、治安等事務的公務員。這些公務員吃"皇糧"而不吃"民糧"（這個詞是他發明的，很有智慧），只管國家法律規定的事務，不能幹涉村莊的自治管理。鄉官吃皇糧，就替政府做事；村官吃民糧，就為村民謀利益；國家設在最基層農村的政權應該只到縣一級為止，要說直選，縣級行政官員才應該由直選產生。
（三）鄉一級的醫院、農機、電力、糧食等服務部門，應該由政府部門變成商業化的企業，面向農村市場，在公平競爭中求生存求發展。這樣，既可以精簡鄉級機構及其人員，也可以減少官員們的腐敗。
（四）為了確保農民的合法利益不受侵害，還應該允許成立"農會"之類的村民自治組織，也是由"民糧"供養，農會可以不侷限於一村一鄉一縣。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農會既是村官施政的監督者，也是縣級政權施政的監督者，甚至可以發展為全國性的農民自發自治組織，監督國家政權施政對農民利益的影響。他激憤地說："如果有全國性的農會，我們農民能祖祖輩輩低城裡人一等嗎？能被農村戶口釘死在土地上嗎？"
這位村小組長最後說：在舊中國，安徽農村的鄉村自治很不錯，這得益於安徽農民熱愛和尊敬讀書人，即便現在安徽作為農業省比較窮，但是農民們想法設法供子女讀書。在安徽，成功的鄉鎮企業很少，但是農村孩子上大學卻不是什麼新聞。升學率在全國農村應該名列前茅。他甚至知道，印度這樣的民主大國，文盲率為60％，遠遠高於中國農民的20％。
真應該把這位村民請到城市裡，專門給知識精英們上課，讓那些至今還把農民視為愚昧群體的文化人，領略一下來自鄉土的政治智慧，城裡的知識人實在沒有任何理由不謙卑。對"素質底"的謬論的反駁，不僅來自黨國英、周其仁、於建嶸等農村問題專家，就連最近出自中共智囊機構的"選舉報告"，也駁斥了"農民民主素質低"的謬論。
事實上，國民素質低，特別是缺乏文化素質和民主政治知識，不過是御用精英的主觀偏見和虛假判斷，更是中共政權推延政治民主化的藉口。而十幾年村民自治的經驗事實證明，中國農民這一知識素質最缺乏的群體，不但參加選舉的熱情很高，且成功地行使了選民的權利。其實，民主選舉的內在動力主要是利益激勵，行使選舉權並不需要太多的書本知識，甚至不需要太多的民主政治知識，只要具有正常人的頭腦和分辨善惡是非的基本能力，就完全可以成為合格的選民。即便是民主國家的農民（如印度），關於民主政治的知識未必就比中國農民高多少。原國家民政部基層政權司副司長王振耀，一直參與農村基層民主的推廣工作，他用親身經歷說明基層民主的利益激勵："民主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是一種利益交換，你不把權力交出去他不給你錢。農民不是交各種提留嗎？你不讓他選，他會說：'你不是我選的，你來收什麼錢？'在這一點上，大家開始認識到沒有民主這個社會就失控了。"（見王振耀在"北京天則所雙週學術討論會"上的演講《中國的村民自治與民主化發展道路》）。
相反，就行使民主權利的實踐操作而言，中國農民的實際知識肯定高於城裡人，高於只會在書齋裡談民主的知識精英。中國農民的政治意識正在從皇權崇拜和黨權強制向自主管理的方向發展。最近發布的關於基層選舉的報告表明：對基層選舉最缺乏熱情的，恰恰不是被精英們指控為"素質低"的農民，而是城市中的各類精英本身。也就是說，無論是手握重權的高官還是學富五車的精英，誰把農民貶為"愚昧的一群"，誰就陷於最大的愚昧。實際上，大多數製造農民愚昧論的人，很有基於討好政權的利益計算之嫌，他們是在用愚昧論來販賣自己的私貨。
現在，據多家大陸媒體的報導，十六大後的新常委會高度重視三農問題，準備啟動新一輪頗有力度的農村改革，要觸動農村的政權結構、土地制度和戶籍制度。官方媒體也喊出了"善待民工"的口號。中共高官陳錫文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也證實：今年一月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已經決定，停止對進城農民的各種歧視性的制度和政策，其中包括廣為國際輿論詬病的戶籍制、對"盲流"的收容遣送制度和強制關停民工子弟學校的地方政策……這位中共官員甚至用"惡政"來形容這些歧視農民工的做法。在廣東、浙江、河北等地的戶籍制大鬆動之後，最近北京、四川等地也已經開始向廢除戶籍制的方向邁進。特別是四川，除了省會成都之外，其他城鎮的戶籍基本放開。
同時，《21世紀經濟報導》最近透露，當局正在醞釀一個重大的政權體制改革方案，有可能在5至7年內完成撤消鄉政權的政權結構重組，由農民自治取而代之，至多設置縣級政權的派出機構。而這，不正是那位安徽農民關於鄉村政治格局的設想之一嗎？十多年的村民自治，顯然有益於縱、橫兩個方向上的權力制衡，逐步形成相對獨立的"鄉行政而村自治"的政治格局。而在我看來，更重要的是村民權利意識和公益意識的覺醒。無論村民自治試驗還有多大的弊端，也無論"黨權至上"的體制讓村民自治多麼名不副實，但是，村民的權利意識的覺醒則是不爭的事實。
自由主義價值觀及其制度安排的基礎，與其說來自對私有財產的保障，不如說來自對個人權利的保障，私有產權只是個人諸權利之一，儘管它是基礎性人權。私產和個人權利之間的相關性，不在於有了私產就自動有了個人權利（正如有了市場經濟不一定就自動產生民主政治一樣），而在於通過積極的爭取而使個人私產權得到制度性保障。沒有法治秩序所保障的個人權利（自由）的優先性，即便擁有一座金山，這座金山也只能是暫時的不安全的，隨時可能被剝奪；相反，有了對個人權利（自由）的優先性的法治保障，個人謀求私產的行為和私產的安全才能在根本上得到保障，即便只擁有一片麵包，這片麵包也是長遠的安全的，除非擁有者自願出讓，否則的話，任何人和任何組織都無權強制剝奪。所以，對於憲政民主制度的建立而言，自利意識和權利意識都很重要，但個人權利意識的覺醒遠比自利意識的覺醒更為根本，公共領域內的公法（憲政）遠比個人領域內的私法（民法）更重要。沒有旨在限制公共權力和落實公民的結社權、言論權、選舉權的公法之保障，保護個人財產權、人身權、隱私權等的私法也不可能真正落實。最早的代議制發端於英國的《大憲章》，就是權利意識覺醒的結果，貴族們為了保障私產而成功地謀求到了部分公權力（獨立於國王權力的議會權力），以此限制國王的權力和保護個人權利（財產權、人身權等）。
具體到改革以來的中國農村，如果說，經濟制度上的大包干來自農民"求生意志"和"自利意識"的覺醒，那麼，政治制度上的基層民主自治則來自農民的權利意識和公益意識的覺醒，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和個人財產安全，最終必然要求在制度上落實對具體的個人權利的保障，要求公共權力來源於民眾的授權，要求對公權力的行使進行有效的監督和制約，從而建立一種公正而穩定的公共秩序。
再具體到基層村民自治，首先，村民之所以積極參與民主實踐，並非僅僅是為了從集體中獲得某種立竿見影的物質利益，而是希望用自己的政治參與（選票、發言和監督）來創造一種公平而安全的公共環境，即村民自治的主要目標是通過行使個人的政治權利而建立起合理的鄉村公共秩序。其次，村民參與基層民主實踐的目的，當然也包括功利性的自利動機，有些人甚至就是為了個人或家族的利益最大化而在公共權力上尋找代理人，希望在今後的分配中從集體獲得更多好處。即便如此，就政治制度對分配經濟資源和平衡利益衝突的作用而言，在中國試驗過的政治體制之中，基層民主自治無疑是最佳的選擇--以一種合理、合法、和平且相對公平的方式來完成資源配置和平衡利益衝突。憲政民主制度就是在承認不同利益和不同價值的存在合理性的前提下，為處於不同利益集團和持有不同價值觀的人們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提供了競爭公共權力的公平政治市場，為不同利益之間、不同價值之間的和平共處和自由競爭提供平等對待的公共規則，正如市場制度為人們提供競爭經濟資源的公平市場一樣。二者的公正性就在於：起點上、機會上和程序上保證了人與人之間的權利平等--每個人都擁有平等的不可剝奪的基本自由。
如果說，中共執政50多年來製造的最大人權災難，是對農民的長期歧視和敲骨吸髓的剝奪，那麼，改革以來國人人權意識的最大覺醒，就是農民的自利意識和權利意識的覺醒。通過二十多年的基層民主和村民自治的實踐，中國農民已經意識到：對於自身的長遠的根本的利益而言，自治權利的獲得和行使遠比上級恩賜的物質利益更重要。
2003年3月1日於北京家中
轉自《人與人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