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是一個獨特的世紀，二十世紀的獨特並不在於發生了世界大戰，而在於人類第一次企圖用暴力革命、按一個頭腦設想去全面改造社會，如同一個人企圖按頭腦的想法改造自己的內臟器官一樣。二十世紀的「共產主義」，就是憑藉革命暴力和國家政權，建立公有制和計畫經濟社會的「主義」。當我們拉長時間尺度觀察時，我們會看到，共產主義的出現是公元後第二千紀人類史的插曲，這是十九世紀殖民主義擴展過程中，一些「欠發達國家」為抵抗殖民化和自由貿易而作出的一種「自我保護」反應，公有制、計畫經濟和一黨專政就成了自我保護的「無形圍牆」，「柏林牆」不過是這一圍牆的可見實體。
六四」是二十世紀歷史的轉折點。如果沒有「六四」，「柏林牆」就不會在「六四」後五個月倒塌。「六四衝擊波」形成了二十世紀末的一場「大旋風」。「六四」後三個月，匈牙利開放西部邊界，兩天中就有一萬多名東德人經匈牙利、奧地利逃往西德。「柏林牆」一倒塌，兩天內又有七十五萬東德人湧進西德。
「六四」引發的全球性巨變，在不同地區、不同國家有不同表現。在蘇聯東歐，導致了「一黨專政」的崩潰。在中國，導致了共產黨政權主動放棄計畫經濟，並為公有制的瓦解和私人經濟的發展敞開大門。在西歐與北歐，導致了社會民主主義勢力的一度減弱。二十世紀的全部歷史表明，用國家政權力量強制推行「全社會公有化」並實行「計畫經濟」，這條路是走不通的。在這一歷史巨變中，可以看到兩種模式，一是由「非共政權」推動「非共化」，一是由共產黨政權推動「非共化」。在「六四」衝擊波從蘇聯、東歐傳回中國後，中國成了第二種模式的代表。
有人把「八九民運」稱為「六四民運」，事實上，「八九民運」與「六四」是兩個性質根本不同的事件。「六四」不是「民運」，而是一場對手無寸鐵、和平抗議的學生、工人、市民的大屠殺。「八九民運」是學生為主體的偉大民主運動。如果說「八九民運」屬於中國的話，那麼可以說，正是「六四事件」影響了全球。「六四」也是當代中國歷史的一個轉折點，「六四」後的中國發生了巨變。在這一「巨變」中，有著趙紫陽、鮑彤受冤屈和失去自由的代價，也滲透了丁子霖的兒子和「六四」所有死難者的鮮血。
北京發生過兩次天安門事件。我與社科院的欒文華、李惠國、劉長林是第一次天安門事件歷史的記錄者。陳小雅則是第二次天安門事件歷史的記錄者。在第一次天安門事件還被官方認定為「反革命事件」時，我把當時寫成的書稿送到人民出版社，但當時未獲出版。一九七九年三月，在第一次天安門事件三週年時，我們由六人合寫的《四五運動紀實》一書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發行達八萬冊。我深知記錄一件歷史事件的困難。第二次天安門事件在規模、涉及人和事的複雜性以及其他方面遠遠超過第一次天安門事件，一些事情的真相還被掩蓋著，沒有想到，陳小雅竟然能在北京、在「八九民運」被視為「動亂」、「六四屠殺」硬被說成是鎮壓「反革命暴亂」的及其艱難的情況下，寫出了《八九民運史》。作為兩次天安門事件歷史的記錄者，我們書出後的命運也不相同。《四五運動紀實》出版後，我開始參加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的籌備工作，並擔任了籌備組負責人和所長。而陳小雅，為了記錄震撼中國和世界的第二次天安門事件，竟遭到了社科院和政治學所實際上的「開除」。這就是為「歷史」，為信念，為正義而付出的代價。
陳小雅說她是「蘭克的信徒」。我讀到王晴佳在《西方的歷史觀念》中談到蘭克「如實直言」格言時所說的一句話，「有一個信念卻始終存在於他們心中：歷史真相是存在的，它的全貌的揭露，也是指日可待。」這句話，看來正是《八九民運史》和《「八九•六四」研究文集》作者陳小雅的寫照。
2003年3月8日寫於紐約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前所長，現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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