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聖節那天，我正在餐館裡吃飯，旁邊的幾個白人青年為一場籃球吵了起來。開始我沒在意，後來越吵聲越大。突然有人拍起了桌子，接著又推推搡搡動起手來。幾個人先是繞桌而鬥，後來乾脆抓起碗碟互相投擲。橫飛的碗碟傷了旁邊的人，顧客紛紛躲閃，餐廳裡亂成一團。
老闆大叫：「報警，報警」。
過了五分鐘左右，外面有警車聲響。聽到警車聲，幾個打架的年輕人慌了神，紛紛奪路而逃。但有一個戴著死神面具的渾然不覺，手中舞張凳子亂跳亂打。 我看著嚇得驚恐不已、緊緊護著小孩的老太太，想也沒想，便舉起一把椅子去擋那人的凳子。啪的一聲，他的凳子被架住了，但一條凳腿打中了我的手，手指鑽心的疼。我又不敢鬆手，就勢把他往牆邊推，連人帶椅把他頂在牆上。
這時，警車已在門外停了下來，門帘一掀，進來幾個警察。老闆突然用廣東話叫道：快跑，趕快從後門跑，門在櫃臺後邊！我心中一激靈，放下椅子就往後門跑。我心想，待會兒警察要取現場目擊證詞，肯定查身份，我這「黑」身份就得暴露。
剛跑到後門，就聽有人大喝：「站住！」緊跟著警察追上來。我出了後門，慌不擇路地狂奔。這時天已黑了，但餐館後面幾條街十分明亮。回頭看，兩個警察提著警棍像接力賽的運動員似的衝了過來，我沒命地狂奔。
我跑過兩條大街，街上人來車往，十分危險，幾次都差點撞上。我不敢橫過馬路，便順著大街跑，雙肩不時地擦刮路人，引起一片叫罵聲。 後面兩個警察也沒有放棄的意思，我只能聽天由命了。
奇怪的是，街上行人也沒有見義勇為的，只要有一個人便伸腿一絆，我就得束手就擒。 再跑一陣，我覺得實在沒力氣了，心想不跑了，大不了蹲監獄，反正跑不動了。又跑出一兩里地，回頭一看，兩個警察沒影兒了，我竟然逃掉了。
掏空販賣機
我「黑」了以後，不在一家店裡打工，一來二去認識了另外幾個人，我們都嫌打工來錢慢，就琢磨著發點邪財。我們瞄上了動販賣機。日本的自動販機到處都有，一般是賣飲料和香菸。每種商品都有標價，飲料是110日元一聽，香菸是220日元一盒。往機器裡塞夠硬幣，要什麼東西，只要一按指示鍵，東西就會掉下來。如果塞進去一千日元的紙幣，機器還會找零錢。
我們把一張一千日元的紙幣對折，用細鋼絲拉住，塞到自動販賣機裡，機器顯示金額1000，按鍵選商品，一般選110日元的飲料，機器就會找零錢890日元，然後再把紙幣用細鋼絲拉出來。這樣反覆操作，直到把販賣機裡的硬幣掏空為止，一臺機器最少也能弄個萬八千日元。
我們四個人先借了一部車（到處都有汽車租賃站），從東京到名古屋再到大阪、京都，一路下來都得手了。搞錢一般是在晚上，自動販賣機晝夜都開。我們四個人各有分工，兩個人望風，一個人在車裡，一個人搞錢。
一個星期下來，搞了多少錢我們都不知道。從京都開車向西，本想去廣島、福岡大干幾把，路過岡山的時候，順手牽羊地幹了幾次，誰想到就「栽」了。那天夜裡我們正搞一臺機器，幾個警察當場把我們抓住了。原來這臺機器後面就是住戶，住戶聽到外邊情況不對就報了警，我們搞錢時貪心不足，非要把這臺機器吃光，逗留時間長了，就「折」了。深更半夜折在這麼個小城市，真有些不甘心。
審問我們的法官特地從岡山大學留學生部找來一位日語好的中國留學生做翻譯，我們只得全交待了。不交待也不行，人贓俱在。被抓的那一刻，我們設計好的逃跑方式沒用上，太突然了。
日本的硬幣有1日元、5日元、10日元、50日元、100日元和500日元共六種，自動販賣機裡只使用10日元、50日元、100日元和500日元共四種。打開我們汽車的後備箱，硬幣像小山似的，最後清點一共150多萬日元。 這回算跑不了了。
本分的「黑」人
我到日本先上語言學校，準備進日本的大學深造。 正當我準備參加日語一級水平考試前，上海的父親突患腦溢血。我急忙返回上海，在醫院陪了他整整三個月，直到父親去世，我才回到東京。大學是沒法考了，我就報了一所專門學校，結果日本入國管理局不批。走投無路，我「黑」了下來，在一家店裡打工。
一天，十幾個日本人來我們店裡開「忘年會」（就是新年前的聚會）。有一道菜要往菜上擠檸檬汁當調味料，客人中的三位姑娘都使不上勁，作為店員我只好幫她們。 忘年會結束後，有位姑娘委託同來的科長向我要名片。我一個打工仔，哪來的名片。
只好將店裡的名片寫上我的名字、電話、住所等給了她。 幾天後，我在店前給行人發廣告宣傳單，突然一隻小手伸到面前，那隻手還夾著一張名片，正是我寫的那張名片。
當時我尷尬極了，倒是那姑娘主動把一張她已的名片遞了過來。第二天，姑娘又打來電話。就這樣，我們算認識了。
她叫立花聰子，25歲，在新宿一家貿易公司工作。不僅文靜、賢慧，而且家境良好。父親是某出版社的部長，三朵金花中她是長女，屬她最漂亮，父母愛如掌上明珠。我做夢都沒想到她愛上了我。 按日本規矩，長女招婿，繼承家業。當家裡發現聰子的戀人是外國人時都傻了，父母堅決反對，兩個妹妹也不支持。他們認為，中國「黑」學生有辱門風，入門後，一家人很難相處。
短短兩個月，聰子的體重竟減速減了五公斤。父親看事到如今，再僵持下去，反而會逼女兒走絕路，便主動與女兒長談了一次，表示尊重好的選擇，但必須放棄繼承權，婚後住在外邊，至於毛腳女婿如何對待，見面後再決定。 風和日麗的一天，我上門拜見她父親，經過交談，父親對女兒說：「中國人給我留下的印象並不好，但真正接觸後，並非那麼回事。他有理想，有能力，這些都是現在很多日本年輕人不具備的。」 最後他向我深深地鞠躬，鄭重地說：「女兒的終身就拜託你了。」
婚後，我們夫婦去了入國管理局，因為我已失去了在留資格，所以必須重新申請。 幾經周折，我才取得了正式的在留資格，結束了我的「黑」人生活。
「導遊」沒有方向
我黑了好幾年了，除了打工，還撈些外快，撈外快的方法就是當嚮導。這幾年從國內來的考察團越來越多，很多團名為考察，實為觀光。時常有些人想開開洋葷，自己外語不好，人生地不熟的，又不能向接待方提這類要求，只能找當地的中國人帶他們去。
這些人一般都是國內的暴發戶，想去那些賭場「紅燈區」這類的地方。我每次當嚮導都有一筆不菲的收，如果遇上三五人的團每人收一份錢，半個月可以不打工。
一天，我正在街上轉悠，遠遠看見四個從內地來的中國人（從內地來的中國人，一看衣著就知道），我假裝沒事兒朝那邊走去。 這時聽有人問我：你會講漢語嗎？口音像是江浙一帶的。我問：「什麼事？」其中一個人說：「我們是來考察的，你知道哪裡比較好現，帶我們去看看。」我說：「我現在必須去打工掙錢，沒時間呀。」他們赴緊說：「打工的錢我們給，放心好了。」
談好價錢後，我就帶他們上路了。一路上邊走邊聊，才知道來自江蘇，是某縣幾個鄉鎮企業的領導。他們問我是不是學生，我只能撒謊說是，我心想，當學生是幾年前的事了。 賭場或紅燈區都是晚上熱鬧，那天又不是週末，街上冷冷清清的，我們幾個老外格外顯眼。也許是考察團的人穿著太令人不可思議了，巡邏的警察盯上了我們。
在歐洲，除非正式場合或工作要求，一般人很少穿西服，穿西服也是休閑的，不穿整套的。他們幾個都穿著整套的西服，打著領帶，卻穿著旅遊鞋，這種打扮可以說全歐洲都少見。遠遠地看見兩個巡邏的警察向我們快步走來，我情知不妙，跑。
考察團的人還沒明白過來怎麼回事，就被警察攔住了。這裡的街道我再熟悉不過了，沒幾分種就跑了。讓我心疼的是即將到手的一筆收也跑了。沒辦法，誰讓我是「黑」人呢！
我跑了，他們怎麼辦呢？他們不會外語，即使找個翻譯，也解釋不清半夜到這裡考察什麼，瞧熱鬧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