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代議制」（代替而不是代表公民「選舉」）當然已經司空見慣了，甚至連國際社會也都對中國這種政治遊戲習以為常。然而這種對政治演出的普遍習慣卻包含一種深刻的悲哀：羞恥感的喪失意味著這種演出不是免費的，中國甚至世界都不同程度地付出了「道德成本」。
當然，這種每年一次的政治演出最直觀的問題是經濟成本。人們普遍批判毛時代的個人獨斷，乃至黨代會和人代會幾被廢止，但現在我們看看，人們從毛以後中國恢復了的「代議制」演出中得到了什麼好處呢？首先，民主權利仍然形同虛設，其次，每年為「兩會」花費了大量的金錢，再次，這種粉飾性的「代議制」使輿論漸漸喪失了權利敏感。我當然不是 說毛時代的個人威權是好的，但顯然，人們往往因為對毛的批判而忽視了新時代「民主」政治演出的社會成本。
這個問題在道理上是很簡單的。既然經過半個月之久的勞民傷財的神仙會，而其「選舉結果」完全是對「內部代議」名單的贊同，那麼這樣的「代表大會」還有什麼意義呢？既然沒有任何關於「政府工作報告」的質疑和修正而僅僅是表示「深受鼓舞」之類，那麼上述這些諂媚的表演完全可以以更低成本的方式來實現。
總有學者對改革「人代會」津津樂道，這種「民間議政」不過是對80年代改革派幕僚身份的某種懷戀。一個基本的政治常識是，缺乏言論自由和民間自治的基礎，任何關於「代議制」改革的方案唯一的結果是導致政治演出經濟成本的無限增加以及政治道德上的犬儒和偽善。一位美國的憲法學者曾說過，某些專制國家虛偽的人權政策總比赤裸裸的無視人權要好－－「虛偽是邪惡對正義表示的尊重」（L-亨金《權利的時代》）。我想這句話大體是不錯的，但他可能忘記了，「虛偽」不是免費的，是有成本的。恰恰是在威權國家，由於封鎖了民間監督的道路，同時由於政治傳統上對慶典儀式的需要和迷戀，它更可能也更需要為虛偽的政治演出大肆鋪張。在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家，這種鋪張在某種意義上等於搶劫。我們知道，稅收和國債是取之於民的，但有什麼理由讓百姓為兩會這種政治演出買單呢？在這種意義上，政治虛偽就不再僅僅是「邪惡對正義表示的尊重」，而同時也是「邪惡對正義表示的蔑視」－－人們喪失了政治權利的同時，經濟權利同時被肆無忌憚地侵犯。
因此，以「兩會」制度改革作為民間與官方對話的中間話題是可疑的。在同等條件下，也許「憲政問題」更值得探討。然而「憲政問題」的關鍵不在於猜測「胡錦濤新政」中的某些對話暗示，而在於在觀念上進一步告別「改革」，回歸個體權利。從個體權利本位這一基本原則出發，完全可以對「兩會」制度的合憲性提出質疑，包括率先提出「兩會」必須公布經濟開支明細報告等要求。當然，更為重要的是，「民間」不能再迷戀自上而下的改革觀念，而是真正從權利個案重建政治思想的起點。
2003年3月14日星期五
（原載《大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