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北京白領的「病人」生活

●2002年7月,中國保健科技學會國際傳統醫藥保健研究會稱，從全國16個省、直轄市轄區內各百萬人口以上的城市調查發現，北京人亞健康率是75.31%，上海的亞健康率是百分之73.49%、廣東的亞健康率是73.41%，這3個地區的亞健康率明顯高於其他地區，北京更是高居首位。　
　　●「過勞死」一詞緣自日本，最早出現於日本20世紀七八十年代經濟繁榮時期，它並
不是臨床醫學病名，而是屬於社會醫學範疇。在日本它被定義為：由於過度的工作負擔(誘因)，導致高血壓等基礎性疾病惡化，進而引起腦血管或心血管疾病等急性循環器官障礙，使患者死亡。在過去的5年，日本有幾位市長因嚴重的疲勞而「過勞死」。有人統計，日本每年有1萬人因過勞而猝死。

　　●有調查結果表明，慢性疲勞綜合症在城市新興行業人群中發病率為10%至20%，在某些行業中更高達50%，如科技、新聞、廣告、公務人員、演藝人員、出租車司機等。慢性疲勞綜合症(簡稱CFS)，是由美國全疾病控制中心於1987年正式命名的。據估計，美國每年有600萬人被懷疑患有「亞健康」。

　　●一項針對上海、無錫、深圳等地對1197名成年人健康狀況的調查結果顯示，66 %的人有多夢、失眠、不易入睡等現象；經常腰酸背痛者為62%；記憶力明顯衰退的佔57 %；脾氣暴躁、焦慮佔48%。

　　●2002年7月，北京國際抗衰老醫學中心一項研究成果表明：目前中國高收入人群的過速老化趨勢已經超過歐美國家水平，在對64例病案的臨床統計顯示，35歲至45歲的高收入者機體老化速度明顯加快，在接受抗衰老治療的有7成人的功能年齡明顯超過自身的自然年齡，其中功能年齡平均超齡高達15至20歲，生物年齡平均超齡10至13年。據介紹，發生超過自然年齡的機體過速老化就會使一系列老化疾病提前發生。特別是高收入人群，如果長期處於亞健康狀態，非常容易導致老化的加速。

　　1997年3月的一天，李意欣的身體突然垮掉，幾乎無法正常工作。

　　簡單地說，李意欣成了一個「亞健康」病人。按照醫學上的解釋，他的身體狀態介於健康與疾病之間。由於工作壓力繁重，已經超出了身體所能承受的負荷。

　　從李意欣他自己在1997年剪下來的一張報紙上，我看到美國疾病控制中心把這種狀態診斷為「慢性疲勞綜合症」。

　　在日本，20世紀七八十年代就開始出現過許多這種病人，不過那裡的稱呼更直接更可怕：「過勞死」。

　　2002年5月，一項來自「中國國際亞健康學術成果研討會」的數據則表明：中國已有7成人處於亞健康狀態。數字竟然如此大，相信包括了在城市裡忙碌著的你和我。

　　據李意欣描述，當時的自己處於一種嚴重的亞健康狀態，情形就像日本人的那種過勞死，不過是死前。

　　得病的那一年，李意欣27歲，在上海工作，是一家國際性公關公司的首席代表，工作經驗總共是7年。

　　李意欣說自己應該屬於最早期一批進入外資公司上班的中國白領，最早在工作上直接面對國際化，同時也是最早感覺出作為一個中國人在現代化進程中所碰到的身心困境。

　　1998年9月，由於病況沒有顯著改善，李意欣決定正式辭職，開始全身心投入治病。從上海到北京到福州，從西醫到中醫，至今已經歷時數年，耗費積蓄30多萬，為一般人所不能想像。

　　2002年北京的夏天，我們與李意欣取得聯繫，進行採訪。

　　病人

　　六七月間的北京，天氣不好。沒有太陽，空氣不流通。似乎有場大雨，卻總是憋著不下來。

　　李意欣說我來得不是時候，因為這幾天他的狀態不太好，有許多雜事，生活與心情都亂了，不能談太多的話。他先邀請我去他那裡住下。李意欣在北京方莊一個租來的公寓裡已經住了兩年多。

　　←李意欣的廚房，也是煲藥的地方。

　　屋子裡隱約飄蕩著一股中藥的味道。很簡單的佈置。21英吋的彩色電視機被調成淺色調，這是因為主人不願意看到太艷亮的屏幕畫面。

　　李意欣一直一個人住，他認為這樣自由方便，心理上也舒服。當然更主要的原因還是，他的這種病，與一般的病人不同，得依賴自我調理，需要安靜和獨立空間，包括精神空間。

　　這天晚上，在我的眼裡，並沒有覺得李意欣跟平常人有什麼不同，除了有一點黑眼圈外。

　　李意欣的晚飯時間都是9點以後，自己做。電視機打開，在廚房裡一邊做飯一邊聽，中央電視臺的晚間新聞。已成規律。晚飯則很簡單，但會很注重營養的搭配，比如經常給自己煲湯喝，會考慮補充蛋白質之類的問題。晚飯後李意欣開始煲藥，晚上喝一碗，明天早上喝一碗。

　　李意欣目前與一個在福州的大夫倪法沖每月用Email聯繫，匯報病情，醫生開藥方，然後在北京的藥房裡抓藥，再把用藥後的反應告訴醫生。這樣已經延續了快兩年。每隔幾個月，李意欣還會飛去福州讓大夫親自望聞問切一次。

　　「你現在看到的是一個最隨便的我，穿T恤，以前我都是西裝，白襯衫。」李意欣特意跟我說這點。作為一個曾經在外資公司上班的高級員工，或者說，作為從小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上海人，形象和儀態是很重要的。李意欣以前是在老上海的法租界里長大的，小時候就知道，一個男人要有一套好西服。

　　如今在北京，李意欣一個人，為自己的身體努力著，生活雖然與以往不同，但在每天出門前，依然會花很多時間梳理頭髮。「我想過，哪怕有一天去山區教書，我什麼都可以沒有，但唯一不可以放棄的是，每天梳理好自己的頭髮。因為這是上海人的符號。」

　　李意欣不會在別人面前露出自己的病態，我想這既是性格的原因，也是上海人和公關人的原因，職業和專業的原因。

　　而無論從哪方面看，李意欣都是一個特殊的病人。這一點，他自己也是如此強烈地認為。

　　病發

　　「我的病是突然發生的。那天，先是失眠，很反常地，頭暈，接連幾個晚上睡不著，吃安定片也不見好。腹瀉，怕見陽光，看到的東西都是模糊的。說話說不出，感覺氣是斷的，只能到喉嚨這裡。走在路上，發現女孩子走得都比我快。走不了500米就滿身冒汗。如果有人推我一下，就會倒下。」

　　「去查西醫。醫生不能置信地看著我：不會在這個年齡成近視眼吧？開了眼藥水，一週後視力從0.5恢復到1.5。不是近視。那是什麼？在醫學上沒法解釋。去健身房鍛練，超負荷的運動對於幾乎崩潰的體質只是讓它更疲勞。有人建議我去看一個專家門診，看了三四個月，身體仍是一路糟下去。」李意欣狀態好的時候思路清晰，善談，聲音響亮，走路風風火火，比我還快。

　　不過李意欣說回憶過去還是痛苦的。「剛剛得病時，我突然有感覺，自己再也回不到以前的那種狀態了，沒有了神氣，沒有了傲氣。」李意欣甚至形容自己過去的狀態，是一種趾高氣揚的狀態。

　　那段時間確實是意氣風發。1997年，時值27歲的李意欣，已經為世界最大的公司之一「波音公司」做了5年公關，並且因為工作出色成為波音駐中國的首席公關顧問兼發言人。

　　「忙的時候，我都是凌晨兩三點回到家。沒有週末，每個星期都要寫很多報告。當時我20幾歲，卻經常要給美國50多歲的人做顧問。我沒有出過國，沒有留過學，只有拼，而且很多時候都是孤軍奮戰。看文件，收集材料，整天都生活在信息之中。我所服務的客戶，每一件事可以說都是國際性的。我們經常說，飛機一起飛，就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事情了。工作壓力很大。我的起點是那麼高，一開始就要跟世界一流的人一起工作，要用世界一流的觀念進行思考。那時就覺得自己已經跟一般的中國人不一樣了。」

　　「這對我是一個什麼樣的挑戰？我的英語不太好，但事事要按他們的標準來要求自己。一想到這對我是個歷史機會，我將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我們的每一分進步都是中國的進步，一想到這些，我就一切都不計較了。」李意欣的希望是，成為一個中國公關行業的先鋒者。

　　雖然天天都回家，卻見不到家裡人。李意欣的妹妹有一次見到他，驚說，已經一個月沒見過哥哥了。沒有時間和家人交流，李意欣的母親甚至不知道「波音」是什麼，一直都以為是「播音」。

　　「有一次下班坐著公共汽車回家，看著一對對的年輕情侶，不禁想，為什麼別人可以這樣開開心心？我才20多歲，我也需要愛情、親情，需要關懷、愛護……在當時中國那個經濟開放不久的大環境裡，我工作得似乎有些自虐，一切都是為了客戶著想。」李意欣覺得那時的自己有點悲情的氣氛。

　　終於有一天，李意欣對自己說：「太累了，不能再干了。」

　　求醫

　　「得病後我曾經想，如果回不到以前趾高氣揚的那種狀態的話，就會活得很難受。我那時甚至覺得死比活著好，也是在那時，我突然明白了日本為什麼那麼多年輕人會『過勞死』，會從樓上跳下去，因為我也想過要跳下去。」

　　「當時確實是感到心累，感到心裡面有很多力卻放不出來……那種感覺沒法形容。」

　　李意欣說，在日本早就發生過這些問題，是因為它們比中國更早進入了現代化競爭的時代。「我是中國比較早發生這種問題的人……在實現現代化的同時，人們也確實應該停下來，想想自己需要什麼。」

　　←7月4日，北京東直門醫院針灸室，李意欣在等待醫生給自己扎針。

　　「讓中國人完全按照美國人的方式去工作，會有不一樣的形態。因為我們是中國人，沒有美國人的體質。我們是中國這種文化、這種狀態下的人，應該明白自己的文化屬性。而我們的狀態沒有達到西方的那種人體的素質。我的病也不能否認這方面因素的作用。」

　　對自己的病源，李意欣做過多方探究，同時也開始走上漫漫求醫之路。

　　1998年的北京，88歲的劉春圃大夫對病了一年多的臉色青灰的李意欣說：「你的病耽誤了，已陰虛到極點。如果不來看中醫，不過半年就會死了。」在上海輾轉治療，身體一路卻糟下去的李意欣聽完忽然有種想下跪的衝動。

　　他乾脆在這個陌生的城市住了下來，每4天去看病一次，有時還陪老先生去抄方。每次看完病，老先生都會跟他講中國的文化和哲學。那些東西讓他如醍醐灌頂，「我以前一直以為自己的才華譴用攔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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