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繁榮的背後和可能的未來(二)

鑒於在這個時期，中國的權貴資本已經發育得相當成熟，我們完全可以將中國股市兩年多的牛市定義為：權貴資本對社會財富一次規模巨大的洗劫。直到現在為止，中國證券市場的泡沫仍然遠離合理區間，但它套牢的資金已可以萬億計。而在這一輪牛市落幕的同時，中國經濟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持續多年的「GDP秀」的也開始落幕。與上述股市政策同樣讓人難以置信的，還有另外一項政策。那就是所謂收入政策。

從1999年開始，政府為公務員連續加薪，到目前為止，公務員的薪水提高了接近一倍。誰都知道，中國公務員是中國改革中受益最大的群體之一，其實際收入要遠遠超過名義收入。可笑的是，這項政策竟然是在拉動內需的名義下進行的。這不僅引起了普遍嘲笑，也激起了下層階級的廣泛怨恨，而其對內需的拉動當然也只能是說給天真的人們聽聽的。這種為所欲為的執政取向，除了證明中國政府官員對社會緊張情緒的麻木之外，恐怕證明不了其它什麼。

在國有企業方面，中國政府同樣注入了極大的財政資源。這既包括用五花八門的行政手段來限制甚至消滅競爭，如「關停並轉」中小企業；也包括毫不遮掩的直接財政資助方式，如荒唐的「債轉股」和直接撥款2,000億增加國有企業資本金。透過這些明顯具有短期色彩的手段，中國國有企業的盈利水平像變魔術一樣得到扭轉。

到2001年度，中國國有企業3年脫困的成績突出表現在這樣一組數字上：國有企業的盈利從1999年的900億達到2,330億。然而這個數字的後面是什麼呢？事實是：中國前10名的壟斷企業佔據其中的1,900億。國家重點支持（注意，這意味著國家想怎麼支持就怎麼支持）的前500名大企業共獲得盈利2,400億元。按《香港信報》的推算，這也就是說，剩下的6萬多家國有企業平均盈利只有1萬元。看清了這一點，我們不能不佩服，中國領導人不愧是「波將金」經濟的業內高手。在這種資源向大型壟斷企業集中的趨勢中，我們已經隱約看到了俄羅斯「寡頭經濟」的輪廓。

亞洲金融危機之後，在中國採取的所有應對政策中，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人民幣匯率政策了。這贏得了國際輿論非常慷慨的讚揚。雖然國內對中國政府的這項政策的利弊得失爭論不休，莫衷一是。但一個極其重要但卻被忽視的問題是：人民幣的堅挺對中國國內各階層的影響是截然不同的。也就是說，在中國的外貿依存度指針已經達到40%以上，外部市場變動劇烈的情況下，人為的外匯管制在中國國內各階層中起到了一次財富再分配的作用。

可以直接觀察到的事實是，人民幣的堅挺直接打擊和剝奪了以農民為主體的中國的貧困階層。廉價勞動力是中國在世界市場上最大的競爭優勢，這種優勢一方面源於中國剩餘勞動的巨大供給，另一方面則完全是由於中國人對低工資收入的超強忍耐力。

但在周邊地區貨幣大幅度貶值的情況下，中國下層階級的勞動力價格卻被人為高估，這阻斷了中國通過經濟手段向世界市場輸出人口壓力的通道，人為地限制中國低收入階層的就業渠道和工資上漲。這雖然為中國政府在世界上掙夠了面子，但卻是以農民及其它低收入階層進一步淪落為代價的。考慮到農民在中國人口中所佔有的絕對份額，這個代價可能相當巨大。而且並不僅僅是經濟上的代價。一方面，中國低收入階層承擔了人民幣堅挺的全部代價，所謂人民幣不貶值之「弊」，另一方面，以城市居民為主的另一部分中國人，尤其是壟斷和權力資本卻享受了人民幣堅挺的絕大部分好處，所謂人民幣不貶值之「利」。中國進口產品的主要消費者集中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人民幣的堅挺大大增加了他們對進口產品的消費能力，而農民和下層階級卻與這種消費完全無關。

與此同時，人民幣的堅挺對那些主要依賴進口設備，進口原材料並大量使用國外債務的壟斷企業和權貴資本有利，比如電信等壟斷企業。在中國的城市，幾乎所有的生產和消費領域都與進口密切相關。人民幣的堅挺的確大大刺激了中國城市對進口產品的消費胃口，這大概就是許多外國資本一夜之間突然發現了一個中國中產階級的真實原因。然而這個具有「樣板意義」的中產階級的基礎並不牢靠，因為這是一次匯率管制所導致的突擊性的財富轉移。

中國農民一直是中國改革成本的主要承擔者，這種被動的承擔並非是由於他們的愚鈍，而僅僅是因為他們遠離權力中心。這種困境的最新一個例證是，作為中國最弱勢的產業，農業卻在「入世」談判中作出了高於許多國家的開放承諾，所以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的懷疑：人民幣的堅挺是不是也是一種體制的「故意」－－強勢階級利用看上去中性的宏觀政策的尋租？

雖然從長期看，中國農業問題可能主要不是一個匯率的問題。但人民幣的人為堅挺，卻在這幾年極大地加劇了中國弱勢階級的困苦。這是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看清楚了這樣的真相，難道我們還能認為，中國成功地避開了亞洲金融風暴嗎？我們不過是將這種衝擊通過政治手段強行分配給了中國的弱勢階層罷了。人民幣沒有貶值，僅僅說明瞭中國有可以人為控制的「外匯管制」，僅僅說明有人要竭力維持一個名不副實的強國形象，而不能說明任何其它問題。

中國經濟在最近幾年不同尋常的表現，讓人們很容易聯想到計畫經濟時代的中國。那時候，我們有更加讓人瞠目結舌的增長速度，同時也有比現在更加凋弊的民生。在一個權力高度集中的國家，維持一個高增長的GDP實在是輕而易舉的事情。通過輪番使用上面一系列手段，中國經濟在亞洲金融風暴之後維持了「一枝獨秀」的局面－－這被中國的經濟學家稱為「七上八下」（7%之上8%之下）。

然而，正如這個中文詞語的另外一個意思一樣，這個「一枝獨秀」並不如看上去那麼令人放心。在一幫可笑的政府經濟學家不斷地鼓吹中國經濟已經出現了拐點之後，這個拐點卻始終沒有真正出現。更多的人則開始相信，如果中國不迅速進行旨在修復增長動力的制度改革的話，中國政府官員和經濟學家一直盼望的那個拐點，可能恰恰是一個向下的拐點。

中國國家統計局最新的數據顯示：2001年四季度，中國GDP增長是創記錄的6.6%。在我看來，這個數據所反映的某種趨勢，可能正在揭開中國經濟為「一枝獨秀」所付出的沈重的歷史代價。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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