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家公共電臺」(National Public Radio)今天上午11點鐘的時候，在通常由黛安娜．瑞主持的採訪節目中採訪美、中專家，同時連線聽眾，談論SARS傳染病的問題。因為沒有從頭聽，不知美國專家和中國專家分別是什麼人。但是聽見那個中國專家為中國辯護：兩個星期以前中國政府已經採取措施了。但是由於全球化趨勢，病的傳播變得不可避免。人們不應當抱怨中國，而應當抱怨這個傳染病。正如八十年代，中國抱怨美國傳播愛滋病不公平一樣，今天人們抱怨中國也是不公平的。如果要抱怨，應當抱怨這個疾病，而不是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國家。(大意如此)
開車時候會經常聽「NPR NEWS」的黛安娜．瑞的採訪節目。但是這一次我為她的替手(她暫時不在的時候，節目主持人通常由替手接任)沒有找到一個有力量的中國專家採訪而感到十分遺憾。為什麼不採訪中國愛滋病防治專家萬延海？為什麼不採訪真正明白這個傳染病如此迅速擴散之原因的其他中國人？也許這些人英文不好？但是這樣重要的節目和話題，難道可以讓語言溝通成為真正的阻力嗎？
用美國人通常的話說，那位中國專家的回答和辯解「無關痛痒」(Doesn』t make sense)。一個基本的事實是：由於中國政府長期隱瞞情況，才導致這個疾病大面積傳播。對於美國人而言，應當譴責的是中國政府，而不是中國；對於中國人而言，他們自己就是中國政府的受害者，他們在這件事情上沒有罪過！用「全球化」這樣的說詞來辯護實在牽強附會。就通報情況，開放有關病情的諮詢，採取隔離措施，警告國際社會提高警惕，這些跟「全球化」的世界秩序有什麼關係？更進一步說，正是由於對內對外都封閉信息渠道，封鎖消息，反抗「信息全球化」的趨勢，才導致這個疾病全球傳播。幾十天前，廣州一位官員竟然還把這個疾病的情況，說成是「國家機密」。
美國人是到了把「中國」(China)這個詞要麼換成「中國人民」(Chinese People)要麼換成「中國政府」(Chinese Government)的時候了。半個世紀以來，什麼時候這兩個東西合二為一過？什麼時候中國政府代表過中國人民的利益？什麼時候中國人民表達過他們的意志，承認過這個政府的合法性呢？什麼時候中國人民有過哪怕是另外的一個政府政黨可以選擇呢？什麼時候中國政府允許過老百姓當家作主，自選政府呢？從來沒有。以至於很多中國人已經沒有了選舉意識，淡化了自己作主的要求，感覺不到吃喝拉撒睡一直被管制的現實。這種現象，正如美國人以為民主自由乃是他們生活中的空氣陽光和水一樣理所當然，他們往往需要來自別的世界的移民提醒他們自己的生存環境有多麼好，這個「好」有多麼重要。費城法院的那位移民法官每一次在新移民們宣誓成為美國公民之後，都要在自己的講話中告訴這些新移民：正是由於你們的到來，才提醒我們自己，我們所享有的自由是多麼寶貴，而我們自己卻常常忘記這一點。中國人常常忘記的是：你的政府從來沒有代表你。它在台上五十多年如一日地代表它自己，它不是你投票選舉的結果，它是自己拿著槍打上臺去的。它多年前就說過「槍桿子裡面出政權」，而不是「選民意志裡面出政權」。
那位中國專家鼓勵美國的電話聽眾對中國要有信心。他舉例說：八九年那麼震驚世界的大規模示威遊行，中國都沒有跨掉；九八年那麼大的洪水，受災受難、流離失所的人那麼多，中國人也挺過來了；這次，中國也一定會挺過來！我聽了這樣的話，感到空前的大腦休克！我認為這個中國專家實在是一鍋漿糊，只要為了愛中國(政府)，世界上沒有什麼東西它不粘，而且粘的亂七八糟。什麼樣的攪和棍子才能把一鍋糊糊攪得這樣糊塗呀！
也許應該打進電話去，替他補充幾句：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國政府高徵購糧食導致的大飢荒中，中國餓死了四千萬到六千萬人，中國怎麼了？不是也挺過來了嗎？中共建政之初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中有一百多萬人受難不是也挺過來了？後來中共黨內「反右傾運動」近四百萬人受誅連，不是也好好的？後來中國的「文革」期間，有數百萬的死難者，近千萬的冤獄冤案受害人、上億的受誅連者，這麼龐大的數字，中國又怎麼了？中國人不是也一路踉蹌到如今嗎？中國49年以後這些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數是二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的兩倍，不是也挺過來了嗎？上個世紀「種族屠殺」、「世界大戰」、「共產主義」這三項死亡人數最多的事件中，「共產主義」死亡人數高居首位，而共產主義世界中中國非正常死亡人數又是高中最高，中國人不是照舊苟活到如今嗎？在這樣地獄般的世界裡，有了如此「偉大」的記錄和如此隱忍的人民，一個「非典型性肺炎」，你們世界為我們擔心什麼？擔心你們自己個兒吧！
我為那個中國專家的無知、冷酷感到十分慚愧，為他的漿糊感到大腦缺氧。
由於故鄉的政府刻意隱瞞的瘟疫真相導致嚴重後果，我的花粉過敏今天可能嚇壞了地鐵上週圍的乘客，他們不到我身邊的座位來落坐。好不容易坐了一個，是和我一樣的亞洲面孔。然後，我身後的一個著裝花實的老太太，提前站起來，走到遠離我面前車門的另一個車門旁邊站好，準備下站下車。下站正好我也該下車。下了車，我想我應該躲開這個花花的老太太，免得她持續擔驚受怕。她又不明白問我，我也不能「此地無銀三百兩」地告訴她我不是SARS。但是在出那個車門的人中，我沒有看到那個花老太太。她顯然在注意我，顯然發現我下了車，所以她認為自己沒有必要下車了。無論到哪一站下車，我知道她下車後頭一件事情就是先洗手，而且密切關注自己的體溫和身體其他狀況，弄得不好，還得上醫生那裡去門珍。她著實讓我嚇著了。出了地鐵站，我直奔CVS。諮詢了一個專家，買了一包控制花粉過敏的藥片。從來忌諱藥的我可以挺過花粉過敏，從來在災難中只有自求多福的中國百姓必須挺過「非典」，但是美國人挺不過那個中國專家的大言不慚。今天有消息說，在多倫多的加拿大人已經把那裡的「中國人」直呼為「SARS」了。
(黑色日記，2003年4月22日)
作者為記者、作家，現居美國
（《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