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發生的問題，具體表現在中共對媒體的嚴密控制，這是中共應付危機的經常手法和基本招數，也已經成為下意識的手段。不但在媒體、網際網路嚴禁報導有關事件，廣東的《南方都市報》在北京「兩會」期間呼籲國際社會介入調查廣東非典型性肺炎，更成為南方報業集團被整肅的理由之一。其實這個呼籲不是有先知先覺的真知灼見嗎？但是卻成了犯錯犯罪行為，中共的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由此可見。
然而軍隊的槍支、武警公安的棍棒，乃至最現代網際網路上的防火牆都擋不住肉眼看不到的病毒。中共將為此付出代價，遺憾的是，中國的老百姓，乃至人類，都要成為中共的陪葬品。也許，這正是他們長期縱容中共為非作歹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只希望這個代價不要付出的太大，期望現代科學能把這個代價限制在最小范圍。
現在中共的媒體大量報導有關非典的情況，但願由此可以打開中共資訊封鎖的缺口，有心人應該有意識的做些事情。因此即使有「過火」報導也不要大驚小怪，更不能像報導伊拉克戰事那樣給中共的「輿論導向」牽著鼻子走。只有啟動了新聞改革，增加透明度，才能夠談得上政治改革。而這個新聞改革，正是中共最保守的江澤民之流所嚴守的最後一道防線，所以江澤民連續多年被國際保護記者協會評為「傳媒公敵」。
當然，對中共的改革不單是針對新聞封鎖、黑箱作業的問題，而是要改革它的唯利是圖的貪婪本質。1957年，當時的教育部長、民主人士張奚若對中共有十六個字非常中肯和一針見血的批評，因為刺到痛處而使毛澤東耿耿於懷，多次在中央會議上予以批判消毒。張奚若對中共的批評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視既往，迷信將來。」這十六個字不但用在毛澤東身上，不也是江澤民活脫脫的寫照嗎？如果中共十六大的新班子能用這十六個字的教訓來改造自己，那就有可能使中國打出一個新的局面出來。否則他們可能成為中共半個多世紀罪惡統治的殉葬品。
1957年反右，帶來1958年大飢荒的人禍，死了幾千萬人。1961年的七千人大會，毛澤東做檢討，給中共帶來改革的契機。但是不久毛澤東反撲，發動文化大革命，中共陷進更罪惡的深淵。文革給中國帶來巨大災難，上億人口受到直接衝擊，經濟面臨崩潰邊緣，鄧小平走改革開放道路，又給中共帶來改革的第二次契機。然而特權利益作祟，鄧小平後來停止了政治改革，而江澤民更把政治改革拉後退，於是出現這次非典病毒的災難。這次當然也給改革帶來契機，但是如果中共只顧及特權集團的利益，則這次改革也可能胎死腹中。因為這次還談不上改革，撤掉一些官僚的職務並非第一次，石油部長宋振明、副總理康世恩曾為鑽井臺倒塌、商業部長王磊曾為多吃多佔、交通部長丁關根曾為火車事故被撤掉職務，那都是中共在改革勢頭向上升的時期做出的決定；但是改革一停止，就沒有這類戲唱了，例如丁關根反而受到江澤民的重用主管宣傳的閻王殿十幾年。現在撤掉張、孟的黨內職務，連理由都沒有說，還要黑箱作業，因此同改革還沾不上邊。但是事不過三，這次的契機如果失去，中國老百姓是否還會給中共其他機會呢？
1985年，戈巴契夫出任蘇聯共產黨總書記，第二年發生切爾諾貝利核電廠輻射泄漏事件，釀成巨大災難。戈巴契夫在他的《改革與新思維》一書中說：「我們的工作是在全國人民和全世界眾目睽睽之下進行的。以為我們可以只採取治標辦法，可以耍花招掩人耳目，那是不能容許的。對這次事故，需要做充分的和客觀的報導。縮手縮腳態度是一種不可取的政策。」中共一直歪曲戈巴契夫的改革成就，正是這個災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