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醫大學許同學自北京趕回臺灣，他說：「我爸媽一天打好幾次電話來叫我快回來，我媽每次都在電話裡面哭，所以我只好回來了。
念北京清華的張同學無辜的說，「其實回來前也滿掙扎的那邊同學說你是叛逃者，這邊的親友不斷奚落嘲笑你。」天災造成「心靈受創」的人禍，是這些當初選擇負笈西進的臺生萬萬沒想到的。
個性外向的陳同學說，繼續待在北京「總是會去逛逛嘛，難道在家看天空」，於是她選擇回臺北。沒想到回到中正機場填完黃單子後，「疾病管制局每天按三餐打電話」。
有一天她與好友相約吃飯，她母親被連環逼問「你女兒去哪裡了，她不知道她不該隨便出門嗎？」讓她媽媽飽受驚嚇。連續幾天下來，她終於決定整天待在家裡等查勤電話。
臺北防治SARS的嚴謹讓她印象深刻，回臺前感冒的她前幾天晚上去振興醫院急診室看病，那天人很多，她跟篩檢站說是感冒頭昏，沒有人有空理會她。「我等了很久，決定跟他補充一句說，我來自北京」，當場所有人都跳起來，醫生飛奔前來看我。」她講起醫院對SARS的重視連連讚嘆。
北京SARS新生活
「防治SARS」成了中國的頭等大事，「非典」（即SARS）成了北京最流行的用語，不僅給北京帶來了新的政治，也給北京人帶來新的生活。由於北京的確認感染者、疑似感染者最多，北京人正在過著最典型的SARS新生活。
SARS新生活的第一個特徵，是北京的味道變了。4月裡來，山桃花盛開，本應是北京花開萬家，充滿花香、草香等等春天氣息的好日子，但現在踏進北京老的胡同、新的居民小區，甚至中央機關和軍隊的家屬大院，無一例外的都瀰漫著熬中藥的味道，不同的只是流行的方子各異，而味道有的苦澀，有的辛辣。
北京人的行為模式也大為改變，很多領域都被迫「率先實現現代化」。北京大學的徐教授最近已改在家裡上課，她先用電腦把作業E－mail給學生，學生做完作業E－mail回來，她改完再E－mail過去。由於當局要求盡量保持社會的正常秩序，保持良好的運作，而各家單位又都對防範SARS負有責任，北京的許多行業在可能的情況下，都實行在家裡辦公，利用電腦、電話、傳真機等來完成工作，用術語來說，這叫加快了「遠程辦公」的進程。
北京人的消費模式也相應出現變化，很多人認為要多花錢去買藥、買口罩、買消毒水，實際上當局已實行限價措施，加上各單位、各街道都發放這類物品，反而花不上多少錢。眼下最大宗消費，是電費和水費；水費不用說，每天洗多少遍手、換多少衣服，翻來覆去的打掃衛生，自然耗水大增。電費成為大宗開支，是大多數時間在家裡，又要知道天下事，不是掛在網上，就是泡在電視旁。現在電視臺是個節目就有高收視率，收視率最高的，當然是疫情公布、專家訪談之類。
比較痛苦的是北京的娛樂活動基本停頓，劇場電影院基本關閉，各種演出活動不是延期就是取消，游不了泳、健不成身，去不成三里屯什剎海喝酒品茶，串不成門，砍不了大山，交際靠電腦、電話，娛樂靠電視、電腦，這回真把北京人給悶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