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恐懼中的中國人，包括移居海外多年的，大都會在聽到"出事了"這三個字的時候，不由自主地心驚肉跳。這三個字在上世紀二十年代的時候，可能意味著你的至愛親人被"背信棄義"的蔣介石謀殺了；三十年代，被日本鬼子抓走了；四十年代，被"王實味"了；五十年代，被定右派了；六十年代，被隔離審查了；七十年代，被抓了反革命組織成員了；八十年代，被天安門的亂槍打死了；九十年代，被"雙規"了。到了新世紀00年代的時候，這三個字仍然浸泡在上個世紀的鎮壓和恐怖的毒汁裡，在一樣的共產黨政權的天空下，演變出一輪又一輪新的人間蒸發。
楊建利被蒸發都一年了。整整365天，那個在離別了13年的北京街道騎著自行車狂奔的楊建利，那個一直在謀劃著如何為中國做點什麼的楊建利，那個生龍活虎、意氣風發的楊建利，忽然就從這個世界上消失得無影無蹤，彷彿他從來就不曾存在過似的。若是沒有他的家人的苦苦哀告、求索，人們會覺得什麼也沒發生，用美國人常說的一句話就是：生活在繼續(life goes on) 。
可是別人的生活可以繼續，建利的結髮13年的妻子付湘卻不可以。從認識到現在，絕對是活到"一個不能少"的時候了，尤其是這個家裡的主心骨。建利"出事"之前，我並不認識付湘，後來我知道，她不是那種特別有主見的人。很明顯，多年生活在一個強人的背後，她不需要有多少主見。可是當那個寬大的脊背忽然沒有了的時候，付湘就顯得既羸弱無助又手足無措。她小小細細的身體，配了一副黃白色的瓜子臉和一對同樣小小細細的眼睛。一張臉和兩隻眼睛都寫滿了憂愁和不知所以的仿惶。
不知所以的付湘像海綿一樣地吸進周圍所有熱心人的營救建議。最初幾天，她的所有電話都快要打脫線了。打電話的都說是建利的朋友，成千條的建議，讓她更加迷惑。學數學的博士，此時卻是一腦子漿糊。幾天電話打下來，才想起要整理出個頭緒，看怎麼個行動，卻還是整個一片"理還亂"。張三李四說什麼，全都混為一團，該說的沒說，不該做的做了。整個就是個無頭蒼蠅，在一片慌亂之中，亂抓救命稻草。周圍的人就都嘆氣。
心慌意亂的付湘必需背著三個人哭，一雙兒女和楊建利92歲的父親，後一個因為不住在一起容易做到，而前兩個就不容易。兩個小兒，9歲的女兒楊子湘，7歲的兒子楊子建就在鼻子下面，付湘每天深夜獨自飲泣之後，第二天早晨必需要裝作什麼也沒發生的樣子送兒女上學。
好在女兒楊子湘很懂事，後來她終於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的時候，不是陪媽媽一起哭，就是給媽媽送紙巾擦眼淚。這個建利兩口子領養的孩子，卻驚人地與媽媽知心知肺。感謝上倉，兒子楊子建混沌未開，不知憂愁，天生一副彌勒佛一樣的笑臉，五官跟他爹簡直就如出一轍。爸爸都幾天、幾個月沒回家了，他還是堅定地相信他媽媽的謊言：爸爸在北京開會。就像當初我的兒子也相信我在北京開會一樣，兩個兒子都沒想到要問，會什麼時候開完。
有幾次快睡覺了，楊子建吵著要給爸爸打電話，付湘說爸爸住的那個旅館沒有電話，楊子建就會把嘴一撇說什麼stupid旅館，連個電話也沒有，就睡著了。早晨醒來了，還不見爸爸，楊子建說：媽媽，爸爸老不回來，我們叫舅舅當爸爸吧。付湘的弟弟在建利被抓之後，經常上門做點雜務，帶兩個小孩出去玩，很得楊子建好感。
建利失蹤半年之後，楊子建開始真正的反叛，不學中文，不彈鋼琴。這兩件事平時都在建利的威逼之下一定要做的。如今家中只剩下個好欺負的媽媽，真自由。某個早晨，楊子建一覺醒來，忽然問付湘：萬一爸爸回來以後要打我怎麼辦？昨天晚上我夢見爸爸了。付湘說，那你趕快去上鋼琴和中文課。楊子建不傻，就照辦了。
瞞騙楊建利92歲的老爹的工作，主要由楊建利的大姐建華主辦。建華是楊家6個孩子中的長女，建利有兩個兄弟和一個姐姐現在仍然生活在中國，有兩個姐姐和父母生活在美國的馬里蘭州。建利在六兄弟中最小，全家人都喜歡這個老小，也很尊重他所從事的事業。大姐楊建華給我的印象就是"長兄為父"那種角色。她眉眼間流露出的那種真正的憂愁，讓你覺得快樂很輕薄。她要對付的兩個生命如薄紙一般脆弱的老人的無休無止的嘮叨和傷心，有時比付湘對付兩個小的還要難。
家裡訂了世界日報。剛開始的時候每天小心藏椰。後來不小心叫老頭看見了，日子就不好過了。92歲的老頭十幾歲就參加了共產黨的隊伍，無論如何也搞不懂為什麼革命要吞掉他的老兒子。因為耳聾，他聽不到別人在說什麼，整天就只管自己嘮叨。每天把女兒堵在家門口，要帶他去見使館的大官，去見鄧小平，講理要兒子。我去看他，他跟我講了兩個多小時，說他能肯定是兒子師大的同學把他兒子害了。92歲的老人，腦子裡時空已經錯亂，卻堅定地相信有壞人。
建利的母親比他父親小了二十幾歲，腦子比老頭清楚得多。她不太說話，卻也時常鬧著去使館要人。建利的也住在馬里蘭的三姐建國領著全家老小去了兩次中國駐美國使館要見大使楊潔篪，第一次被楊的一個秘書接待，好言相勸，回得家去靜候回音。第二次去要人，乾脆秘書大人也見不著了，剩下看門的老頭應付他們老小十幾口人。可憐第二次去，連二門都沒得讓進，便被轟了出來。一家人在使館外面寒冷的街道上抱頭痛哭。華盛頓二月的灰色天空，讓楊家老小感到絕望。
以淚洗面麼？心急如焚麼？寢食難安麼？是的，又怎麼樣？別說莫斯科，這世界就沒人相信眼淚。如果不知道活著就是一個接一個的災難，那還當什麼中國人！楊家人在自己的苦難中，明白了痛苦是非常個人、非常家庭的。你不能指望別人都放下手頭的活計和各自的煩惱去長期地幫你喊叫。生活在一眼望不到頭的痛苦當中，還必須要學會堅忍。
付湘必須工作，去養一個房子，兩個小孩和兩個老人。楊家的每一個勞力，都必須在維護本身的生計之外，儘可能地承擔營救楊建利所帶來的精神和經濟負擔。建利的大姐說，實在不行就賣房子，怎麼的也要把弟弟救出來。楊家不是什麼有錢人家，全家都是工薪、勞動階層，工資加上把自己的住房的一部分拿出去出租的收入，不窮，但也絕不富，屬於那種經不起額外折騰的小康階層。偏偏出了個這麼個愛折騰的"忤逆子"楊建利，楊家得為丟錢保命做準備。
楊建利你幹點什麼別的不好，憑你兩個名校的博士學位，一年掙個十萬八萬的，光宗耀祖，全家沾光。非要把全家人鬧得吊在半空，成天為你擔驚受怕，你才安生是不是？你坐牢了，你動不了了，全家老小都為了你四處奔走、寢食難安、傷筋動骨。你老母臉上掛著的是兩行擦不干的眼淚，你老父眼屎巴巴的雙眼每天只盯著家門；你髮妻眼角的邐樸衷黽恿思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