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非典」、人民與「三個代表」

中共中央政治局四月二十八日召開會議，決定在全黨掀起學習「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儘管會議也強調「一手抓防治非典、一手抓經濟建設」，外界對這樣一次會議還是覺得匪夷所思。為什麼要在這個關鍵時刻講「三個代表」？難道「三個代表」真的能夠指導政府的防治「非典」工作嗎？很多人自然把高層這樣一個舉動和權力鬥爭聯繫起來。

「非典」正在引發一場高層權力鬥爭嗎？自從「非典」爆發以來，高層權力鬥爭說一直是外界對中國政治的主流解讀或者猜想。也難怪外界的猜測。自改革開放以來，每當重大社會事件發生，總會引發這樣那樣的高層權力鬥爭。而「非典」爆發以來的一些跡象，似乎也顯示出高層的權力鬥爭。例如，為什麼江澤民派人馬在「非典」爆發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沒有對事情表達意見，更沒有顯示對胡錦濤、溫家寶領導團隊的高度支持？為什麼「平衡地開除」衛生部長張文康（被解讀為江派人物）和北京市長孟學農（被解讀為胡錦濤派人馬）？對一些人來說，這次政治局再次強調「三個代表」也證實了江派人物和胡錦濤、溫家寶新領導層之間的複雜關係。

筆者並不想輕易斷定「非典」是否正在觸發一場高層權力鬥爭，這裡想強調的是，從以上所說的「蛛絲馬跡」中並不能得出高層正在進行一場權力鬥爭這樣一個結論，過度解讀可能導致人們對中國政治的誤導。沒有人會懷疑江澤民及其江派人馬所擁有的無以倫比的政治權力。正如很多人早已經所指出的，在政治局、特別是在常委，除了少數幾個外，大都是江的人馬。不過，江澤民本人及其人馬在開始時期對「非典」事件沒有表態並不表示他們和胡、溫人馬之間沒有共識，或者不支持胡、溫的工作。無論是江澤民及其人馬是有意這樣做的。如果他們一開始就出來表示這樣那樣的意見，外界又會把此解讀為江澤民仍然是中國的「太上皇」。江澤民這樣做無疑是為了表示其高姿態，讓外界相信，新的領導團隊已經真正開始運作，而他只是扮演新執政團隊的強有力的支持者罷了。（江澤民對軍方醫務人員的動員似乎已經證實了這一點。）

「平衡開除」說也沒有多大的道理。張文康是衛生部部長，兼任黨委書記，孟學農則是北京市長兼任副書記。開除他們和中國的政治程序有關。「非典」事件屬於行政事務，當然要有部長或者市長等行政領導來承擔，而非黨委來承擔。儘管中共還是黨領導行政，但從理論上黨和行政還是兩碼事。在北京市的案例中，要市委書記而非市長來承擔「非典」的責任在理論上不能自圓其說。（當然，這不是說，市委書記就不用承擔任何責任了。）此其一。先解除張文康和孟學農的黨的職務，後解除他們的行政職務也是與政治程序有關。黨只能解除黨內幹部的黨內職務，行政職務要由行政部門來任命和解除，並且要通過同一級人民代表大會的認可。此其二。

如果要說「非典」導致高層權力鬥爭的可能性，那麼這種可能性會來自於中國政治的結構性因素。所謂結構性因素指的是高層權力第一線和第二線之間的關係。第一線領導人在前臺工作，但仍受制於處於第二線領導人的制約。結果是權力與責任的不相一致和協調，更有可能在重大社會事件出現時導致第一線和第二線領導人之間的權力爭鬥。

這種情況在毛澤東時代出現過，在鄧小平時代也出現過，現在也還存在。文革前第一線的劉少奇和第二線的毛澤東的關係是這樣。在八十年代，第一線的胡耀邦、趙紫陽和第二線的鄧小平等的關係也是這樣。現在的局勢與胡、趙時期有結構性的類似。儘管胡錦濤、溫家寶成為了第一線的領導人，但在第二線的江澤民無疑還有很大的權力。如很多人所指出的，這不僅是因為江澤民還擁有軍委主席這一重要職位，而且也是因為江澤民可以通過其他人馬來影響甚至決定第一線的決策。

第一線和第二線之間的關係不僅受領導人個人權力因素的影響，而且也受兩線領導人之間溝通和協調因素的影響。只要存在著兩線，兩線之間的權力不可能得到很好的整合。兩線權力之間的不整合往往給一些政治人物爭取更大的權力提供了制度機制。一旦重大社會事件出現，他們就會利用這些制度上的缺陷來滿足自己的權力慾望，從而釀成激烈的權力鬥爭。胡、趙的被貶都是這種制度缺陷的直接產物。

在這個關鍵時刻要掀起學習「三個代表」理論，不管領導層的真實意圖如何，在客觀上，這個舉動可以協調兩線權力之間的關係，減少「非典」引發高層權力鬥爭的可能性。「三個代表」是江澤民最重要的政治遺產，也是其權力繼續存在的象徵。新領導層形成以來，胡、溫把重點傾向於「人民」。這已經被外界解讀成為了形成和江澤民（因此是「三個代表」）不同的路線的努力。領導層現在把「三個代表」和「非典」結合起來，看起來有些迷惑不解，但從政治權力運作上說可說是用心良苦。不管怎麼說，在這個時候，高層權力鬥爭可能能夠滿足一些政治人物的權力慾，但損害的只能是人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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