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強說，我認為各行各業對知識的接受是潛移默化，循序漸近的過程。下面從自然科學的角度來談談我的一些觀點，我提出幾個重大問題：
第一，我國搞了幾十年的科學研究與攻關，在幾十個工業門類中，到底有哪幾個是屬於中國的民族工業或者可以稱為自己的工業的？到底有哪幾項科研在國際上是數一數二的？中國現在到底需要什麼？我經常出國，每出一次國，靈魂就受到一次洗禮，就巴不得在回來的第二天就去中小學講。為什麼？就是感到緊迫的壓力和羞愧，特別是去了日本和韓國，感觸更多。
下面這四個方面，是近５年吹得最厲害的。先說超導，這也是從美國人開始的。我是一個教授，在浙大當老師，浙大的「求是」是個無價之寶。現在中國的知識份子有個弱點，就是不喜歡人家說自己的缺陷，更不願意自己說自己的缺陷。我今天就願意來揭揭自己的短，面對產業家，我更應該說實話。中國今天的科技很多都是「跟蹤」，這也難為中國的教授，因為日子過得較苦，沒有錢，加上很多領導同志本身也沒有知識，為了蒙領導，讓他們撥一點錢，總得把一些文章、報告、口號寫得越高越好。比如，現在教育界號稱「建世界第一流大學」，教育部跨世紀發展計畫中定的10所大學，現在已選定了９所，第10所還未選出。在中國這個發展中國家，你能建10所世界一流大學，那美國有多少所？日本有多少所？
現在的實際狀況是：世界上前200所大學，中國一所都排不進！在亞洲能排出幾所？我到國外去看了以後，感到要將浙大建成世界一流大學就像共產主義理想，我們永遠要努力！
現在的幾個行業也是前幾年套著中國科技產業目標走的幾個方向。像納米，它只不過是一個尺度概念。各種尺度的材料都有各自的用處，我們怎麼能把豐富多彩的物質世界只說成是一個納米呢？所以，誰都沒有注意是誰提出的這個口號的，其實我們又中了美國人的圈套！這與軍備競賽是一樣的。超導中國科學院在搞；基因上海在搞；納米全國在搞，連工廠技術員也在搞。剛才何祚庥先生講的懸浮列車，不要以為上海的高樓大廈與東京、大阪一樣，中國就現代化了。
修一個房子、修一座橋非常容易，但你要看看國民素質到了一個什麼樣的階段。日本大樓裡走出來的人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而我們上海的大廈裡走出來的人卻都是些腰纏萬貫的文盲！怎麼能說國家已經現代化了？浙江杭州搞的世貿會挺漂亮，但你可以去西溪河看看，如果西溪河能出現小鳥、天鵝，杭州就現代化了，這不是一個穿一件衣服的問題。我們最需要的是什麼？我們不要用這些東西來擺樣子！我們應該關注我國的哪幾個方面？這是我的一些建議。許多企業把浙江省技術監督局、科委的人請來吃一頓飯，喝一點酒，他就給你簽個字，再把我們這些教授脅迫到那裡去，給你蓋個章，然後就是「填補國內外空白」、「國際先進水平」，寫論文則是「國際領先水平的研究成果」、「首次科學發現」等等，這都是目前非常嚴重的問題！作為一個大學教授，我深深地為此擔憂！
這不是我們的責任，是我們的領導無知，是他們倡導了這個主流。我知道在座的處長或老總日子很難過，因為你們不寫這樣的報表，就拿不到錢，項目就得不到批准。教授也同樣如此，天天寫報告，而不是在實驗室靜下心來好好搞研究，這是很嚴重的！科學家說，納米無所不能，這一說，大家就都去搞納米了；老闆說：納米商機無限，再不上就沒有機會了，因此，寧波想幹，諸暨想幹，天臺也想幹，大家都來搞納米。科學家知道納米不穩定，它做成材料就聚集在一起，但產業家並不知道這一點。納米在最近的一二個月裡在浙江炒得很厲害，什麼「納米冰箱能防霉」，我就不明白：生物學與衛生學的概念、材料尺寸的納米怎麼會防霉？所以，要千萬注意，無知的人騙起人來不得了，因為他膽子大，什麼都敢說，所以說：「無知才無畏」，我們懂一點的就不敢隨便講，這是誤導！
現在，讓科學界的人感到很困惑：許多與納米研究無關，不具備納米科研的單位都在上納米項目，開設了許多新的戰場。作為商界的人士，這個投入是風險投入。越是高科技的東西，越不要指望它的市場回報，這個概念是我今天提出的。
新聞界的人在幹什麼？新聞界的同誌喜歡寫一些新東西。我知道，沒有新東西寫起來不精彩。誤導與新聞界有關，新聞界聽到一點就是一個片，如此描述宣傳以致於浙江的報紙整版整版地寫納米。這是把一個學科的概念搞得非常庸俗！
下面我談談科技問題。
我們整個國家民族工業的基礎極其脆弱，這幾年我在日本商店購物，日本的襪子、手巾、低檔毛衣、低檔服裝全都是中國產的，這是否感到光榮？其實，我們所謂的外資合營企業，所引進的東西，真正有科技的含量極少，這就是我們的天真，就是我們領導的天真！比如，東京這麼大的城市，全部的電視頻道就只有６個，杭州有多少個？這是很清楚的。拿什麼錢吃什麼飯，我們現在是在吃國家的飯，所以，開了這麼多頻道不怕賠也不怕賺，而日本就不能這樣。我在日本１０天，沒有看到一條有關中國的消息。
廣島亞運會在日本召開時，有哪一個中國人得金牌的鏡頭能在日本的電視上看得到？日本人喜歡下圍棋，但他不知道聶衛平是誰。我國現在是需要國際化，但國際化了以後連自己的祖宗是誰都不知道了，連自己的民族文化是什麼都不知道了，所以我要說，改革開放２０年，我們到底在經濟上，科技上得到了什麼？好的是有的，但作為一個科學家，我要深思：我們在高科技上得到了什麼？日本、韓國、美國基本都是把國內不能生產的、低價的東西轉移到第三世界國家來生產。你並沒有得到高科技，你以為他會給你高科技嗎？不會的！比如汽車，我們聯營了這麼多家，但日本的汽車技術，比如豐田，都是第二代、第三代之前的，他不會給你先進的！為什麼現在柯尼卡、柯達、富士在中國「大跳水」？就是要擠跨樂凱，這個中國現在剩下的唯一一個國產膠卷！等哪一天樂凱垮掉了，國外的膠卷就會全部漲價！現在在中國賣的進口膠卷比日本、美國的都便宜，這就是傾銷！
這一點中國人並不知道。為什麼我們的大學排不進前200名？因為規定要有800篇ＦＣＡ的論文才能進入前200名。為什麼浙大好不容易搞了10年的科研卻沒有錢？教授的論文寫得少了，平均一個教授沒有一篇，像我這樣一年能寫５、６篇的很少。為什麼？中國的教授一個月的工資平均只有1500元，相當於170美元；美國的教授拿多少工資？他的一篇文章值多少錢？為什麼會是這樣？所以，我非常擔心這樣下去，再過５年、10年，你到底還有些什麼東西？這樣惡性循環後，我們基本上沒有自己的工業了！我不贊成「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過若干年再看看，將會是什麼樣子？
下面談談我個人的觀點：
第一，我們國家的現實和發展就是這樣：凡是依賴不成的，我們自己都能搞得像模像樣，比如二彈一星；凡是能夠引進的，就都搞不成。為什麼？企業的科技人員辛辛苦苦地搞一個技術革新，只要區裡的計委領導、省裡的計經委領導哪一天帶著人到美國去考察一下，買來幾個電器產品，跟他們簽個協議，然後再到美國去培訓10天，引進一條線，馬上就可以把你這個國營企業打垮，這就是現實！現在很多合資企業就這樣，賣點東西，而沒有去考慮這些深層次的東西。殊不知，這就是社會的惡性循環！
作為社會成員，一定要有這樣的思想：大家是互相依存的，我們這個國家也同樣。但是很多人只考慮自己，只要自己賺錢而不管別人怎樣，若那樣的話，明天就可能得到報應。這是我的一個觀點。
下面這幾個問題是最重要的問題：中國需要什麼樣的教育？中國需要什麼樣的人才？中國需要什麼樣的科技？中國需要什麼樣的產業？教育、學習是為了什麼？
最近，幼兒園、小學、中學、大學以及飯店、各個廠礦企業等單位都邀請我去演講，他們開口就要找博士。其實，這需要共同語言受教育的層次、人格的素質，這才是最重要的！現在很多人對學生的教育沒有注重這個方面。中小學在搞素質教育，什麼叫素質？英語、計算機、鋼琴都會一點兒能算是素質嗎？我住的那層樓的孩子都在彈鋼琴，我就聽到二樓一個男孩子在彈《致愛麗絲》時，邊彈邊哭、邊罵他媽媽。爸爸媽媽都是樂盲，卻一定要把孩子培養成音樂家。這麼好的太陽，讓孩子坐在屋裡，他能受得了嗎？這是何必呢？幼兒園３歲開始學英語，我這個觀點不知你們是否贊同，我在學校講課時，學生們聽了覺得我所說的正符合了他們的心意。我認為：語言、計算機就是工具。中國的外語教授講英語還不如美國賣菜的農民！怎麼看待這個問題？日本博士、德國教授說不出英語的多得是！我們怎麼能說一個人不會說英語就是文盲呢？語言就是一個工具！你沒有那個環境，他怎麼能講這個語言呢？比如，我３５歲開始學日語，我現在的日語是頂呱呱的。但是，我在國內進修一年，派日本教授來教我，可我就是學不好，非常緊張。因為年齡較大了！到了日本後，我是在實驗室工作，而打工的人２個月學的日語就比我學得溜，這主要就是因為沒有環境。
所以說，如果我是教育部長，我要改革二件事：第一，取消六級考試，你一個研究生連中文一級都不及格，你英文考六級幹什麼呢？看看研究生寫的論文，自己的民族文化都沒有學好，天天考英語──打勾：託福打勾，ＧＲＥ打勾，英文考出很高的分，可哪個寫的英文論文在我面前過得了關呢？這樣培養出來的人能幹什麼？自己搞的專業一點都沒學好！我跟在座的老闆們提醒一句，等下我要講一下人才使用問題，你們現在的招聘動不動就要英語好，幹什麼呢？需要嗎？要計算機好？說不會計算機就是文盲，這又是一個誤區！我現在是教授，我顧不上搞計算機，物質世界不是算出來的，算能把肚子算飽嗎？現在我國搞了點軟體，很多精英──年輕人都跑到計算機行業去打工，自己成不了材，可惜啊！不像我一直在做材料的教授，光榮得很！我們浙大就一個計算機院士潘雲鶴，浙大的計算機在全國排在第幾呢？浙大最好的學生都去學計算機了，這是在害人！
我的同學現在在美國都在賣菜、賣中藥，成不了材，他們現在倒是非常羨慕我在國內搞得這麼好。他們的錢是稍微比我多一點，但是我現在在中國過的日子比他們在美國過得好！由此可見，這不是錢就能解決的問題。我到日本留學時受了許多苦，這次我到英國大學見到了十幾個中國留學生，他們都向我訴苦：每天只睡４個小時！浙大有很多老教授，夫妻兩個連走路都走不動了，孩子卻在美國。中國人的民族心理這幾年扭曲到什麼程度了！外國人不理解，認為中國人有病：為什麼夫妻不在一起，而是一方在國外、一方和孩子在國內，中國人這是何苦呢？！父母老了，是否需要人服侍？在國外的，是否想念父母呢？回答是肯定的，但不知是為了撐什麼面子？！中國窮得這副樣子，我可以公開告訴大家，我這次是跟浙大的最高人物一起去日本的──因為我在日本留了這麼長時間的學，在日本，我只能請他吃一碗麵：一天晚上，請了８個教授一個人一碗醬油麵，就花了我1000元人民幣！所以，我在日本就呆不住，像我這樣的人，我現在就不願出國，去１個月我就受不了！
言歸正傳，現在的孩子學英語，但父母都不會講英語，我的一個朋友的女兒在美國學了英語，回來就忘記了，這就是語言的特點。語言沒有環境，就學不好。所以，第一，要取消六級，讓孩子們放鬆；第二，大學一年級開始的三個月像軍訓那樣突擊一下英語，馬上過關，然後就任其自然。你看我，從高中開始學英語，大學學，碩士學，博士學，花了我多少精力！你說中國人怎麼做得出高科技的研究成果？我這幾天就教訓我手下的幾位女學生，問她們在幹什麼，看不到人影，一天到晚考這樣、考那樣的，到美國去幹什麼？在國內要幹的事多著呢！你整天考英語，美國人連報個名都要收你們的錢，日本人也是如此，中國學生到日本去要交手續費，到日本留學是為日本人打工，好不容易掙點錢交了學費，讀完博士在日本的公司就職，當勞動力，掙了一筆錢後要回國了就買了家電，把錢全給了日本人。你們都沒有注意這件事，這裡面都是經濟問題。
素質教育到底是什麼？現在有這樣一個現象：大學三年級時有42名學生，畢業時只剩15人了，其他人全部不能畢業。這是為什麼？就是因為他們在大學裡玩。這就是中小學教育的失敗！中小學的教育就是聽話，老師管幹部，幹部管同學，孩子們都學會了成年化的處世方式，這是害人啊！這樣強迫性地做了一些好事後，沒有把做好事與做人準則結合起來去培養，而只學會了拍馬屁、討老師喜歡、說成人話。上次電視上就曾經播出，一個小孩得了個獎，主持人問他最願意說什麼，他說：「我最願意跟江爺爺說：我向你報告（喜）！」「江爺爺」是誰？還不是老師教的！孩子們在中小學活得很累，到了大學就沒人管了，所以就要玩、就要談戀愛。我們系有個男生，跟四川一個女孩談戀愛，前幾天班主任向我匯報，上個月跑回去20天看他女朋友，這還得了！這是為什麼？這就是從小教育的結果！我的兒子在班上就有６個女同學有「記錄」的特權，記錄哪個男同學（課堂上）動了。有了６次記錄後，男同學就得寫檢查，家長也要跟著寫檢查。我第一次寫時很難受，怎麼能做這種事呢？後來就習慣了。到了星期五就問兒子：「這個星期要不要寫？」反正臉皮也厚了，寫就寫吧。問題是，實際上他只違反了一次紀律就同時被６個女孩子看見了，這也算６次！但是，我並不為我兒子擔心，我認為：他受這點挫折也好、壓抑也好，對他一生的成長有好處；而我恰恰擔心的是那６個女同學，以後怎麼能夠經歷得起打擊和挫折！這樣的教育是很令人深思的。所以，我作為一個博士生導師，我從來是看人不看學歷的，學歷不等於能力。你們現在的招聘動不動就要高學歷，我就是要批判這樣做。我提出一個命名，叫「消費學歷」──就是濫用學歷。現在提拔幹部也同樣，不看他的身體，到了60歲，有些身體特別棒且有能力的人也要讓他退休；而有的人三、四十歲得了肝炎，還得讓他干，這就是「一刀切」。
招聘時也總是看學歷。學歷是指一個人讀書還可以，並不能代表他能夠當你的經營人員、開發人員。我們有很多同學成績好，卻什麼都做不了。在我們大學像我這種程度的人，招博士生是從來不看成績的，成績算什麼！現在我從事的這個領域在中國有三個傑出的人才，當初在讀研究生時都補考過，而成績考得好的幾個人卻都跑到美國去賣中藥了，這說明瞭什麼問題？作老闆的可不能這樣啊！現在浙大有規定，有博士點的，留校就必須全部留博士生而不准留碩士生，這樣，儀器就沒有人去操作。人才的梯隊一定要合理，而不要認為教授就是萬能的、博士就是萬能的。中國的教育體系就是讓每一個老百姓都充滿希望和理想，教育孩子們要樹立遠大的理想。實際上，人的能力是不一樣的，掃地能掃好，也應該受到尊重；打掃廁所能打掃干□，也應該受到尊重，不能動不動就要高學歷。我要提醒的是：在國外可不是這樣，反之，美國、日本的博士就很難找到工作，為什麼？因為老闆心疼錢，招了博士要給他高工資，而他能做什麼用呢？這是個具體問題。我不知道現在的組織部長、人事處長在幹什麼，真的是在「選女婿」嗎？找這麼高學歷的人幹什麼呢？現在，中國的大學提出要培養高層次的人才，我說這話錯了，中國現在教育特點應該是讓全民得到教育，而不是去培養少數的專門人才。
上次全國的化學奧林匹克競賽在杭州舉行，是浙大主辦的，學校說來了這麼多高校的人挖人才，浙大也要派人去挖，於是派我去了。我去講了話，我毫不客氣地說：進這扇門，我的心情是又高興又沈重。你們把孩子們搞壞了！為什麼？我國搞奧林匹克競賽──中小學叫奧賽班是舉國體制，就是為了得到世界上的一個榮譽！而在美國、日本、西歐國家就只有一個學校，叫「Play-again」就是搞著玩的。難道有一個學生得了奧林匹克的冠軍，就說明中國的教育好嗎？不是，它不能代表我國的真實情況。在那些非重點學校裡，有多少孩子在外面賭博、打遊戲機！這就是我國教育的一種誤區。我指出：如果作為一個教授來做這樣的事，在座的人都感到心痛！作為父母，我們絕不能這樣寵愛自己的孩子，把這些孩子當寶貝一樣。
化學的奧林匹克競賽，清華、北大的教授來了一大堆，我們今天是在做一件害孩子的事！我的話講完後，主持人要下面哪個大學的教授接著講，他們都不敢上臺講了。請捫心自問：我們這樣做對嗎？奧林匹克競賽的結果在浙大的一個現象是：在中學學得好的、保送的，到了大學三年級成績都降下去了，孩子這麼小，怎麼能分等級呢？其實，他們根本就是在同一個起跑線上的，成長的路程還長得很，後天的努力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始終對孩子、對學生都是鼓勵的。我們系裡有一個女同學，我看到她一天到晚沒有笑臉，就是為了得到那個高分數、為了得到高額的獎學金，我感到很痛心！我說：你這是在用青春買榮譽、買光環，你今後的心靈是要受到創傷的！我希望她不要看重明年從第１名掉到第２名，後年從第２名掉到第３名。我這個老師當得怪吧，我不是要求她往上走，而是往下走，我這是在救她！昨天，我的孩子參加環湖跑，我對他說：「你不要去爭第１名，慢慢跑。」不是說我不要孩子上進，而是這些老師在幹什麼？讓５-６歲、７-８歲的孩子跑4000米，為了爭得那個第一，把孩子的身體都跑壞了。
上次我們青年教授到天臺去，天臺是個窮地方，前面11個教授都講IT產業，講得那些企業家第二天都要來搞通訊行業了。我最後發言：前面的人講的話又把你們害苦了。你們這麼窮的地方怎麼搞得過寧波、杭州？你們應該把本地的東西通過我們的先進思想和技術改造好，做得更好一點。所以我希望我們的企業家在下次見到教授時提出這類問題，你們就進步了。真正的科技產業進步的源泉在你們，而不在教授。當你們有錢了、有產業規模了該怎麼辦，就應該學學日本。
我國現在到底需要什麼？軟體搞得這麼紅火，但我們並不需要軟體。其實，我們現在的軟體搞不過印度。美國矽谷一大半的人才是從印度去的。但印度的國防部長常常驚駭這三、四年來與中國的差距──他是從奧運會得了一塊金牌談起的，國民總產值才是中國的三分之一，人口與中國差不多，而糧食產量卻連中國的一半都不到。中國現在最需要的是材料，是製造與控制。不要以為我們什麼都有，我這次到韓國看了真是痛心，在韓國的街上見不到一輛外國的進口車，絕對沒有！我又聽說現代企業的生產量比我國的桑塔納、長春、武漢、富康的總和還多，且他們所有製造汽車的精密儀器全部都是國產的。而我們的這些部分卻全部是進口的，沒有一樣是自己的。人家想做什麼，什麼都能做好，我們卻是想做什麼，什麼都做不成。歸根結底，不是靠我們的軟體，搞計算機的人什麼都會玩，上次到天臺演示房子設計的動態，把房地產公司的人看傻眼了。其實，這都是哄人的，房子要造起來還是要靠材料，靠造房子的人。現在我國在這兩方面是最薄弱的。高等學校投了幾十個億買研究設備，但這些設備90％都是進口的，沒有一樣是國產的。買來的時候覺得很了不得，可以哄領導，但是若有哪個學生把儀器弄壞，就死了，我們國內的企業沒有一家敢修儀器的，即使一個很簡單的實驗儀器國內也沒有一家工廠能夠生產，這就是現在我國整個民族工業的一個縮影！我們不願意踏實地來做這些工作，而只是做了很多表面文章，既生產不出材料，也沒有先進的製造工藝。我的這個觀點得到了大多數教授的擁護。但是，要求省裡的科委主任把錢投到材料和製造工藝這兩方面，他就不干，他要做世界第一流的「米」。說到底，這都是些表面現象，我們現在最需要的是人們的一種堅韌不拔的精神，我們民族已經沒有這個精神了。我們現在想的只是「賣得越多越好」。
這次校長、書記在日本，見到東京名古屋大學的校長，他提了個問題：我們都屬於東方文化，現在就要召集大家來討論怎樣保護東方文化，保護東方文化的特色。大家知道，生物是多樣化的，世界上若只有美國人就沒有味道。日本人說：「我們培養的很多人也到美國去了，但是他們很驚訝，你們的7位中國校長一致認為這種現象沒有關係，這是國際化。」日本人這番話引起了我的深思：我們中國沒有本錢來談我們的人才儲備敢與日本比，但是，我們所表現出了一種莫名其妙的胸懷。比如，日本的許多大學為什麼能得到許多捐款，就是因為捐款的人對母校有感情，對社會有報答。哪一個日本大學為日本的財團或企業輸送的高級人才越多，所得到的獎學金就越多。現在，教育界有一種反思，清華大學自建校以來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完全實現了她當初的辦學宗旨：「成為美利堅合眾國的預備學校」。如果我是中國的納稅人，我怎麼能想得通，我國國民花那麼多錢投入到這個學校，可它培養的人卻都跑到美國去了，為他們服務了。
你們到韓國、日本、新加坡去看看，你們就知道中國人在精神上垮到了什麼地步！我恨日本人，我到日本是作為日本大使館面試的中國最傑出的博士生去的，當時在四川只選了我一個人，我到日本拿的獎學金都被告知不要告訴日本人，怕日本人嫉妒，他們就是要培養漢奸。但是我到日本是越培養越恨，神戶大地震時我正在日本，我是中國留學生的領導，那時死了許多中國人，其中杭州人最多，就因為日本人先救日本人，根本顧不上救中國人！在日本空港，日本國民的進港通道有8個，而僅給外國人留一個，你得排隊，等日本人全部走完了，他再轉換牌子，讓外國人再進來。
最重要的是要讓國民自己愛自己國家。在廣西，美國人的骨頭埋了幾十年，還叫中國農民去找，把美國人的骨頭找到了，放在棺材裡，送回到白宮，舉行隆重的儀式、行軍禮，這怎麼能讓美國人不自豪？反之，當找美國人骨頭的中國農民在尋找時摔了一跤，骨頭摔壞了，給200元錢就打發回家了，連「勞動模範」都沒給人家，你怎麼能讓你的國民愛這個國家，有自尊的呢？！如果我是杭州的市長，我絕對不是狹隘的民族自尊心──如果杭州有什麼災難，我就首先把杭州的老百姓安排在香格里拉，讓外國人在外面排隊！（掌聲）這樣，你才會讓你的國民愛自己的國家！一個日本的農民跑到峨嵋山去玩，骨頭摔斷了，你就用中國空軍的直升飛機去救他，而在日本大學一名中國留學生在宿舍裡死了7天才被發現；名古屋大學的一對中國博士夫婦和孩子誤食有毒磨菇，孩子和母親死了，父親則是重症肝炎，在名古屋大學醫學院的門診室等了12個小時，也沒有一個日本教授來看望！而你們為什麼還要這麼友好，以為自己很大度，實際上是被人家恥笑，笑你的無知！你們這個民族賤！我們不能這樣！我們的領導人跑到國外去訪問，看到有幾個人在歡迎他們，就感到挺有面子；而外國來了個什麼人物，都是警車開道，這究竟是怎麼回事？這讓我們中國人感到是自豪還是悲哀？所有這些，對教育工作來講，都是深層次的問題。所以我經常講，我作為一位自然科學工作者，我教育我的學生，首先是學會做人，沒有這些，你學了高分子，外語都是花架子，你不是一個完整的人。
我堅信，目前「教授＋商人」的這種狀態，過20年後會改變。在國外，沒有哪個教授是既當公司經理又當教授的，這種現象極少，只有中國有！這就算是國情吧。一個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既要辦公司，又要當教授，能當好嗎？我不否認有這類特殊人才，很少見。關鍵是把大學教授神化了，讓他們全部面向產業界，缺少了中間地帶，這是中國目前最大的一個缺陷。省裡的研究院，部裡的研究院一事無成，為什麼？他們是官僚，是企業出錢養的官僚！我認為今後企業改革的方向應該是把他們直接作為企業法人結合在一起。日本三菱公司的研究院，富士研究所在日本是具備最好條件的研究院，他們不發表文章，就是專門做能與產業結合的項目。這是一句口號：「吃著、端著、看著」，「吃著的」－－企業正在干的；「端著的」－－產業開發做的；「看著的」－－前瞻性的東西、超前的學術研究讓大學去做，這就是一個良性循環。但是，要做好這件事，我認為財團和經營界的介入也是非常重要的。同時也要建立一種體系，讓這些信息能夠互通與共享。
浙江的企業家現在在做什麼？上次省委領導談話時，我提了個口號：現在是「千載難逢」。我們浙江有一個優勢──有錢，如果浙江的老闆們有一點前瞻性的話，你們應該考慮到科技的投資和投入，就是為你們的子孫後代也要做這個事。表面上看你把好不容易賺的錢投了一點，但也許在5年、10年後你就會看到實效，這就是怎樣確立一種「高瞻遠矚」的觀念。
一個觀念或是一個問題：是不是技術越新越好？今天談的就都是提醒大家的。大家注意：大學教授可以玩這個，但企業家就不能玩這個。技術並不是越新越好，技術要有儲備。日本的企業現在賣的東西大都是10年或15年前的技術，好東西他不拿出來，他要等到現有的技術把成本收回並獲得儘可能高額的利潤以後才會拿出來。其次，我的對手什麼時候推出新東西時，我才會出手。不要以為你今天好不容易搞了生產線，明天又有新的了，你的錢還沒賺到就換新的，有什麼用？我這次到日本剛好談到懸浮列車，這是中國人又在玩高新科技。懸浮列車目前在理論上都還不成熟。日本現在最完善，最經濟的就是新幹線。從經濟和市場的概念來講，越先進的東西，風險越大，有可能得到的回報就越少。日本的住宅還沒有聲控電燈，而我們已經有了──我們已經走得夠快了，大宇汽車公司的倒閉給我們中國留下最重要的警示是：大宇丟掉了特色。我們的老闆不要包裡有了錢就想膨脹，這是極其危險的！這實際上是投機心理在頭腦裡作怪。你們就不自信：害怕哪一天吃不上飯，先找個尾巴、抓根救命稻草。這個心理要解決，為什麼不自信？你現在的東西是否在全國屬於數得上的特色？這是非常重要的，現在的模仿秀很多，但全是沒有生命的。如同唱歌能閉得上眼睛聽出這是誰的歌聲，這就是特色了。這一點我提醒在座的各位企業家，一定不能丟了自己的特色去學別人，如化工的上水管道PPR，浙江省待批的就有33項！嘉興的老闆找我說：給你20萬，你幫我上馬。我想這還得了，排隊的就已經有這麼多了。
我講這些是給大家一些建議。我剛才講的是機遇，就是我們浙江省在有了一定的經濟儲備後，能不能在教育、科技上掀起一個投資。我只告訴大家：人活在世上，錢固然重要，但錢不是最重要的。高分子學科在全國的13個院士中有7個是從我們浙江大學高分子學科畢業的。這次我通過省委宣傳部同意，準備在浙江大學建立第一座高分子的科技大樓（原文如此。建科技大樓要省委宣傳部批准，疑有誤）。校長批給我800萬，讓我去募300萬，我立刻就從海外的華僑、華人那兒募到了。這次我不是為錢，而是想在世紀來臨之際立個豐碑，這也是通過省委宣傳部同意的。這一次他們說我把浙大的牌子給賣了，且賣得太便宜了：一個人捐1000元錢就可以刻上名字，刻個墓碑都不值這點錢，北京大學100年校慶時，在一把椅子後面刻個名字還收5000元錢。這次新大樓修好後要刻個碑或在牆上刻名牌，個人收1000元，單位收5000元。對此，潘校長就很贊成，這體現了社會各界對浙江大學，對全國教育的一種支持。這件事現在搞得很熱烈，杭州有好幾個企業都是20萬、20萬的。我們不需要這麼多錢，我們只需要體現浙江的企業家對浙江人才培養的一種真正的觀念上的變化。現在出現這種情況：有的人把自己的兒子、孫子的名字刻上了，他這麼做自有理：「你的名字已經留在浙江大學了，你要努力學習。」我也贊成這樣做。今天，我就藉此機會把這件事向各位通報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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